帝国的朝阳 作者 无语的命运-第27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知这一点，可论及用人的魄力，李鸿章依然不如唐浩然，他唐子然能让刚毕业学生去修一座桥，一条路，一座楼，甚至一座工厂的经理。但李鸿章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行而不能，因为在北洋这个体系中，所有的一切都要论资排辈，就像他有意让加藤弘之主持大学，眼下却只能让其于大学中任教一般，不是行，而是不能，必须要照顾所有人的利益。
“哦，那你说说，本部堂该怎么办？”
“文明开化是基础，无论是修铁路也好，建工厂也罢，练新军也行，最终都是人去办，需要工程师去修铁路，经理去管理铁路，军官去主持新军，归根结底还是还是要靠教育，必须先办教育。……办教育无非三个方针，一是普及初等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准；二是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方针，少而精地创办高等教育机关，以培养工业化的指导者一类高科技人材，三则通是过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迅速消化、掌握从欧美先进国家摄取来的科学技术成果。”
加藤弘之并没有专注的侃侃而谈，而是不时的观察着李鸿章，见他一副认真聆听状便接着说道。
“而今日之中国既有北洋大学之高等机关，又有医学、电报学堂等技术机关，然而却全无中小学，现代教育的各级学校有其不可间断的连续性，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而大人今日所办的教育连一所小学，一所中学都没有，又谈“尽取西洋之精华为我用”，所以，加藤才不敢受大人之邀，往无根之北洋大学堂任职！”
说来说去，加藤弘之并没有给李鸿章一个解决的问题办法，而是谈到了他最为熟悉的教育上。虽是如此，李鸿章仍是一副受教状，但却是半晌抚须不语。
“加藤先生有所不知，我中国科举制度已有千年，既是学生与学堂中就读，其亦心不在校，而在科举，非是中堂大人无意办学，而是无人愿上新式学堂。”
张佩纶的一句话道出了李鸿章不办新式教育的原因，和洋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他又岂不知道教育才是强国之本，可不在于他不办教育，而是办了也没人上，当年选派幼童留美时，纵是许下回国不用科举便能做官的诺言又有几人愿往？而且幼童回国后，因其非科举出身更于官场受制于人，其任用更是受到种种限制。
现在就是那北洋大学啊！那些个生员没准还寻思着赴科举，若非是不少人从局势中看出来，这朝廷的科举纵是考上了也没有委任之机，他们又岂会安心于校中学习……想到这，李鸿章不禁冷冷一笑，若是当真还有校中生员往京城赴考，那便直接开除了事，令其于这直隶再难立足！
在李鸿章的沉默中，心知于中国推行新式教育阻力极大的加藤弘之便直接说道。
“阻力大也要办，可关键在于怎么办！”
声音微微一扬，加藤弘之将视线投向李鸿章。
“大人所虑者。无非就是新式学堂办立后。无人就读。还有便是就读后毕业后，无处着身，于官场中倍受排斥！”
略微点下头，李鸿章并没有说话，而加藤弘之却接着说道。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没有去上，直隶官员又岂止千人。中堂大人尽可直接令其子女孩孙往天津的新式学堂就读即可，如此一来又岂愁生源不足？”
加藤弘之的建议只让张佩伦眼前一亮，而李鸿章更是微微心惊，对于张佩纶来说其看到是如若官员子女尽入新式学堂，那新式学堂必为百姓所接受，而于后者来说，他想到的却是史书上的一个名词“质子”。
“加藤，本部堂行事光明，又岂能携人子为质子！”
一声沉喝从李鸿章的嗓间发出后，张佩纶这才意识到加藤弘之的建议中隐藏的暗质之意。大家可都不是傻子，若是大人以官员子侄为质子一事传出。那这北洋可真就……
“中堂大人误会我的意思了！”
一见李鸿章恼怒起来，加藤弘之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连忙解释道。
“学堂可设于直隶、山东、河南府县，其绝非是以人子为质，而是为了……中堂大人可知道，日本开化维新之时，选派留学生首先要求以藩士子女中挑选，如若新式学堂毕业者，尽是官员子侄，其进入官场后，又岂会遭到排斥、挤压？”
在一个东方传统国家中，只有这种“裙带关系”，国家才有希望，如果学习西洋文化的不是官员子弟，他们就无法得到官场的支持，更会于官场中倍受排挤，也正因如此，当初日本才会首先于贵族藩士中选派留学生，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重用、不会受到排斥。而相比之下，当年中国选派的留学生，却完全是普通人家子弟，其于官场之中无人照料，加之学习为士大夫所排斥的西洋知识，受其挤压也就自然之事。
稍一思索便想通其中环节利弊的李鸿章，只觉眼前一亮，唐浩然之所以重用刚毕业的学生，是因为东北系草创，全无各种裙带关系，而他不能是因为北洋内部复杂的裙带关系，方才无法人尽其中，如若其学堂中学生尽为北洋子弟，用之，他人又岂会拒之？
裙带关系也是关系，如此一来办起事来，非但事半功倍，甚至过去许多阻力亦将得已消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又把三省的官员利益与北洋衙门捆绑于一体。
“大人，您决定用加藤了？”
在加藤弘之离开之后，见李鸿章将衙门附近的一处宅院送予其，便知此人将入北洋幕府的张佩纶反问一声。
“嗯！”
轻轻点了一下头，李鸿章并没有说话，而是默默的端着茶杯，似乎在思索着事情，那眉头时皱时松。
张佩纶便把声音微微压低：
“大人，这小学校确实可于府县设立，然而如中学者，当今何有中学之师资，以佩纶看来，也许可考虑将中学设于天津，如此方可使师资不至减弱，亦能令学生有所成。”
张佩纶这两句轻细得只有李鸿章一人听得到的话，却如千钧炸雷的在他的耳边响起，只使他为之心跳血涌。他本想大声斥责一句“狂妄荒谬”，但他看出张佩纶完全是一片好心，或者说完全是因为他是家人，方才会这么说，说到底他的这番话，为的还是李家的利益。
将中学设于天津，无疑是将那些年岁稍长的官员子弟，作为“质子”留于天津，当然名义上没有任何人会这么说，就像张佩纶所说一般，这是因为师资不足的原因，这么大的中国又有几家书院？有比天津更合适的地方吗？
“相比地方，对洋人排斥非常，天津作为开埠之城，士民早已习惯洋人，且又有日本逃难学者云集，于天津设立中学，其可就近就读专业学堂，就近就读北洋预备学堂，如此一来岂不有利于育才！”
面对张佩纶的建议，一时间虽明知其利，却又难以抉择的李鸿章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予回答的说道。
“今日天色已晚，我看此事还需重长计议！”
虽说张佩纶学的并不是是帝王之学，但是他却清楚的知道，现在中堂还是有所顾忌，也正是这种顾忌，使得若非是唐浩然把脸皮撕破，用一招“议政”把中堂，把各位大人逼的没有了退路的话，否则大家伙恐怕现在还做着大清的忠臣，还是依如过去一般，任由朝廷掣肘，而全无任何抵挡之力，现在看似没有了朝廷掣肘，可大人却依然在人臣与枭雄之间摇摆着，于是便加重语气说道。
“大人可知为何东北上下一心？为何东北军官甘愿为唐氏赴死，虽说军律相束，可除军律外，其于朝鲜设立之学校，岂有一所不由唐氏出任校长？如此师生之情，又岂是上下之情所能挡？自古以来又岂有学生叛出师门，自甘愿为师而赴义者，又岂之万千？”
（无语现在在乡下禁烧，一天二十四小时吃住于乡镇，以至每天只能一更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泪奔了……尽量争取不至断更吧！）
第40章 命门（求月票！）
深秋的草原被秋风吹成了黄色，枯黄的草地被风吹动着，起伏不定的似波涛一般，而在这片波涛中，却看到一些青年人正在用测量工具对土地进行着测量，而在他们身后地平线的尽头，隐约可以看到一片繁忙的工地。
而即便是这起伏的枯黄的浪滔中，能够看到数台蒸汽拖拉机或是用钢质的推土铲将土地整平，刮推出一片路基，而在用石灰土混合的路基上，蒸气压路机轰鸣着前行着，将松软的石灰稳定土压实。
尽管关内天灾人祸以及有限的土地导致劳务公司永远不需要为劳动力担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被劳务公司招至东北，但并不妨碍公司在筑路时采用蒸汽拖拉机、蒸汽压路机以至蒸气挖掘机之类的大型机械设备，以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人力！”
站在上风口的孙木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同身边的卡森特说道。
“是最宝贵的资源，我们确实可以用人力取代的机械，而且在中国确实有众多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卡特尔先生，现在除了奉天的铁西工业区之外，还有大连以及铁路厂矿的建设，到处都需要人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即便是不包括农垦团，劳务公司在东北投入了超过45万劳工，在铁西……”
孙木口中的“铁西”，指的正是他脚下的这片土地。皇明天启五年努尔哈赤迁都盛京后，将城外自汉民悉数掠为奴隶，并将其世代耕种的土地分封给八旗旗主。城西为镶蓝旗界。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被封为郑亲王。领镶蓝旗旗主。直至1892年奉天城西区的揽军屯、路官屯、艳粉屯、牛心屯等地均属镶蓝旗。揽军屯、路官屯、艳粉屯等属王府庄地。
在1892年之前，虽城西之地屡有放垦，但其作为王府庄地开垦规模并不大，大都仍为旗地牧场，而东北总督府建成后，除去进行土地林野调查摸清家底的同时，还颁布命令将旗地充公，尽管没收旗地的行为引起轩然大波。但并没有遭遇多少阻力，毕竟当初该逃的王公贵族基本上都逃到了京师，至于留下的大都是些普通的旗民，自不敢反抗总督府的官威。
而与其它地区的土地由农垦团进行开垦不同，从一开始奉天周边的被没收的数千平方公里土地即被确立为城市用地而其西则近千平方公里土地，则被确定为工业区。而因其位于奉天火车站以及铁路西侧，则被定为“铁西区”。
其非但是作为工业区，同样也是奉天的新城区，是“一四计划”规划的沈阳、大连两大城市圈的核心。
“聚集着超过7万劳工，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只为了加快施工速度，毕竟……时不待我啊！”
凝视着远处那片繁忙的工地。孙木的眉头突然一皱，现在已经到秋天了，等到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这片工地就会沉寂下来，要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才能重新施工。现在那几家的重点工厂的厂房还没完工……
“孙先生，我并不反对采用机器，但是，你必须要理解的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尽管拖拉机可以平地，压路机可以夯实路基，挖掘机可以挖出修建下水道的沟渠，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是速度！”
作为“四年计划”的规划者之一的卡森特，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专家他如同其它的同僚一般，希望于东亚的这片荒凉之地上印证他们的理念——建立一种理性的或计划的经济；独揽大权的国家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由国家来决定财产、劳动、利益分配等。作为施穆勒的学生，卡森特在东北看到是梦想实现的可能。
后进国家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下，才能实现国家的崛起。而在全世界没有比东北更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了，其推行的经济统制正是一步步的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至于卡森特在接触到经济统制，尤其是其在朝鲜发挥的效用时，更是激动非常的写信与老师施穆勒一同讨论经济统制，当然更多的则是就其总督府提出的“四年计划”进行讨论，即便是剖除其中雄心勃勃的试图以四年的时间，投资1。5亿英镑从无到有的初步建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外，更为引人入胜的恐怕还是其中的计划与干预。
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这正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甚至曾经他们所主张的政府控制经济行为主导着德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德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但这种靠政府干预执行计划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历史学派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