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流年是道暖伤-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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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弥补的遗憾。
考完试大清洁,我被安排擦窗户。有个男生在旁边探头探脑的,本来也没留意他,可是他忽然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同学,我找许欣容,麻烦帮我叫一下。”
这时我才抬头打量他。眼前的男生很眼熟,特别是那副眼镜,在哪儿见过似的,却一时想不起来。
许欣容
我不明白自己在逃避什么,就算知道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就算不是自己亲手伤害了别人,面对小莺,内心的愧疚和怨恨就会一点点扩散开来。
冬至那天打电话给她,我还未知道许光泽撞了小三,可小莺的语气听起来没精打采有点儿不耐烦,情况大概不妙。当许光泽告诉我他撞了人,那一瞬间,我恨不得给他几巴掌。我多么希望时间倒流,回到足够远的从前,那些谁也不认识谁的时光里。
当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许光泽藏起来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警察已经找上门来,还来不及跟惊讶的母亲解释清楚,许光泽就被带走了。因为小莺的小姨没死,但许光泽事后逃走,所以判了一年。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小莺的小姨流产了。是父亲告诉我的。
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提着水果去医院,在病房外边犹豫了很久,还是不敢进去。转身离开时看到父亲,他有点儿吃惊。我们就在走廊的塑料椅坐着。父亲谈到还未出世的孩子,就连脸上的皱纹也是悲伤的。
“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是我的错。“父亲沙哑的声音回荡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
离开时我把手里的水果篮递给父亲,父亲往我手里塞了几张一百块。我没敢要,推搡着。
“容容,拿着。”父亲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握着那几张温热的钱,眼泪快要溢出来,还是硬生生逼回去。父亲转身进去病房。
有多久没人再叫我的小名了,久到我已经无从追忆了。插在大衣口袋的手握着父亲给的钱,用力得都快要捏碎了。
在公车上,车子快要启动时,望见窗外一个爸爸牵着五六岁左右的女儿赶公车,爸爸神色慌张生怕车子走了,女儿脸上却笑容灿烂,很快活的样子。看着他们,我笑了,伸手摸摸脸,却摸到一把眼泪。
今年的冬天那么寒冷,没想到2009年依然是寒冷的开始。倒数那晚,云梓天第一次主动吻了我,说来也可笑,在一起这么久了,都是我满怀一腔热情,主动做那么多亲昵的动作。真担心有一天我会累了,不想再主动了。
后来阿思的表姐请我们去吃宵夜,她表姐果然长得很漂亮,打扮得很时尚,对我们很热情。在愉快喜庆的气氛中,被子碰在一起,迎来了新的一年。
元旦结束回到学校,把之前小莺生日欠她的礼物补送给她,是一对月亮型的耳钉。虽然小莺没打耳洞,但我希望有一天她能戴上。阿思曾经说过,我像永远充满朝气与热情的太阳,照耀着大家,带给大家欢乐和温暖。小莺呢,像月亮那样,高悬在夜幕中,洒下一抹抹清辉,而她自己,则是众多星星的其中一颗,努力地发出微弱的光,点亮无限大的夜空一角。
我记得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打趣她,什么时候文采变得那么好。现在想想,她形容的太贴切不过了。太阳,星星,月亮,谁也离不开谁,在无限浩渺的宇宙里,有生之年,我们在地球上相逢,难道不是欣喜之事么?人生就那么短短数十年,只是一个檫肩而过也要上辈子修行几百年,何况成为好朋友。缘分,命数这种东西,我还是有些相信的。
期末考试来得有点儿突然。也许那段时间发生太多事情,没能好好复习,准备考试,所以感觉不太良好,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
在教室杂物间打扫时,阿思进来,她说:“欣容,有人在你,在门口。”
“谁?”我问。
“我不认识的。”阿思摇摇头。
面前站着找我的男生,高高瘦瘦,长得像女孩子那样俊秀,戴一副红色边框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他说:“我是高一五班的钟焕文,你是排球队副队长吧,我想加入排球队。”
在我准备爆发笑声之前,他又说:“你别笑,我是认真的。”
我把笑声逼回去忍着,然后对他说:“你不知道乔中没有男排么,况且这种事情不是我一个副队长能够做得了主的。你去问问体育老师吧。”
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知道,篮球队的经理不也是女生么,排球队也可以设一个男经理啊。”
我掏出手机,翻出教练的电话,对他说:“我把教练的电话给你,你自己……”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他打断我,“你问好了打给我,我先走了。”
我低头看着屏幕上一个响了一下的未接来电,莫名其妙的。这个突如其来的男生烦了我几天。我都告诉他教练要考虑考虑,他还每天一个电话,说什么先和副队长沟通增长感情,真怀疑他是不是感情太饥渴,还是脑子烧坏了。
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下个月八号开学,假期还不到一个月。因为许光泽坐牢了,家里又恢复冷清。母亲白天工作,晚上快七点才回家。我每天在家里做家务,看肥皂剧,偶尔和云梓天约会,或者约阿思和小莺去逛街。钟焕文每天不厌其烦地打一个电话来聊天,若我不接,他就发短信,也不管我看不看。陈大伟偶尔会来我家,还带零食,或是他母亲煮的糖水。我使唤他做这样那样,他依旧那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我们会像小时候那样,两个人玩扑克牌,波子棋或者大富翁。以前他会让我,现在他依然让着我。他还说:“以后我还是会让着你的。”
“当然,你是我的手下嘛。”我说。
就是因为知道你喜欢我,才要说得很明白,把界限划得很清楚。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特别是你,胖子。
有时候陈大伟会留下来吃饭,也只有这种情况,母亲的脸会多一些表情,她会把他当成许光泽,给他夹菜,切水果给他吃,和他说说话。
那晚陈大伟吃完饭离开,我送他到小区门口时对他说:“你以后要常来。”
“为什么?”我诧异中带点儿惊喜。
“你也知道我哥坐牢,父母离异,我妈她喜欢你,有空就常来看看她吧。”说这些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博取同情似的很做作,但又很成熟很为别人着想。连我都快要瞧不起自己了。
陈大伟用力点点头,他说:“知道了,包在我身上。”
他走出去没多远,我又把他叫回来。
“还有,过年那几天有空也要来。”说完才让他走。
看他离开的背影,有些孤单的感觉。回到小区里,坐在一棵快要掉光叶子的树下那些堆砌起来的石条上。风吹动着头发,裹紧大衣还是觉得冷。小时候陈大伟还没搬走之前,我们经常在这里玩。那时的滑梯和秋千都很新很结实,现在已经剩下残旧生锈且摇摇欲坠的骨架了。这个小区里以前住着三五个同龄的孩子。我们经常一起玩抢婚的游戏,我做公主,某男孩做王子,结婚的时候另一个男孩当骑士来抢公主。而陈大伟,他既不是王子也不是骑士,他只是一个侍卫,一个保护公主的侍卫。这只是个无聊时玩的游戏。可是这些年来,陈大伟依然扮演着我身边的侍卫。
那晚我坐在那儿很久,想一些小时候的事情,也回忆和阿思、小莺在一起的一些场景。后来就感冒了。原以为吃点药睡一觉就没事,直到快过年了还病着,高烧不退。大年三十在医院里打点滴。母亲一直陪着我。她没有责怪我什么,也没有说些关怀暖心的话。她就那样淡漠,隐忍,不表达。
春节过得很平淡,有几个亲戚来国家里,拜个年聊聊天,吃顿饭就走了。年初二母亲出门,去一朋友家,她没带我。我一个人在家,开着电视,正在播各种联欢晚会,边吃着亲戚送来的糖果饼干边看八卦周刊。阿思打电话来,提起文理分班的事。
“欣容,你选文科还是理科?”她问。
我想了一下说:“理科,你呢?”
“我不知道,还没想好。”她说。
“你自己分析一下情况,”我建议她,“这种事情还是自己做决定比较好。”
阿思的性格优柔寡断,这样的人生选择够她烦恼一段时间的了。
半夜三更还能听到外边燃放烟火鞭炮的声音,在夜空爆破。这一年的春节气氛并不浓,就这样浑浑噩噩的便过去了一半假期。母亲一去就好几天没回来,打电话给她也没有接,这个家只剩我一个人了。陈大伟来了几次,待一阵子就走。我开始赶作业,厚厚一沓卷子没碰过一张。
直到开学的前两天,母亲才回来,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风尘仆仆的样子。
“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我埋怨到。
“龙城乡下。”母亲把东西放好。
母亲不是乔城人,年轻的时候和一姐妹来乔城打工,认识了父亲,所以才有了这个家。如今却有点儿家破人亡的感觉。
有点儿生母亲的气,她就这么不声不响走了几天,万一哪天她离开了不再回来了呢?我该怎么办,一个人守着这间破房子过下去么?没有人顾虑过我的感受,就连最亲的人也可以随时弃我不顾。忽然心灰意冷,在过年这样欢庆的日子里。
2009年2月7日下午。一个人提着行李去学校。之前和母亲商量不住校的问题还没解决。没让陈大伟帮忙,可在宿舍楼下依然遇到他,他好像一早就在那儿待命似的等着我差遣他。把行李放置好,整理了一下宿舍,然后和陈大伟去吃饭。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就把文理分班的意向表收上去了。大概一个星期后就要分班。才刚开学,同学们就忙着写纪念册,合影签名什么的,搞得像毕业似的。我和小莺、阿思倒很平静,依旧打打闹闹过着每一天。
星期五放学后去训练了一个小时。教练居然让钟焕文加入排球队,和我们一起练习。他一点儿基础也没有,学起来倒也很快上手。
回家的时候下起了绵绵细雨,没打伞也不会淋得很湿。到了家门口,掏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打不开,钥匙插在门孔里使劲拧不动,拍了很久的门都没有反应。邻居大妈开了门,她说:“别拍了,你妈搬走了,这是新家地址。”
我接过大妈递来的小纸条,脑袋里一片空白。母亲竟然这样残忍,一声不吭就抛下了这里。我握着纸条把它揉进口袋,提着书包离开。这里再也不属于我的地方了,简直不敢相信。
我沿着马路一直走,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忽然看到远处云梓天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经过,想要喊住他,却看到后座坐着小莺。居然是小莺。
乔城春天湿冷的空气侵袭了全身,瑟瑟发抖,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袁莺
在这个繁复的人类群体里,被无数人欺骗的同时也欺骗着无数人,这不要紧,重要的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是许多人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偏偏,人欺骗自己多于欺骗别人。而且往往用愚蠢的理由,并乐此不疲。到头来,受到伤害的总是自己。
这么说也许言重了。我只不过对母亲撒了谎,和路东哲去海南岛玩了几天。我觉得自己一定是脑子烧坏了才会这么冲动。第一次和男生单独旅行,虽说不是去很远的地方也不是待很久,始终觉得很忐忑。去的途中还在犹豫,害怕遭遇到什么不幸之类的。还好,一切顺利,而且旅程愉快。其实寒假出游不是很理智的选择,因为春节临近,返乡的人特别多,交通拥挤不说,飞机火车大巴之类的都人满为患。
回来之后还是在母亲穷追猛打的逼供之下露出了马脚。为了以防万一,本来是打电话给欣容的,她没接,于是打给阿思。
“如果我妈打给你问你是不是和我去过海南岛,你要说是。”我躲在房间里紧张兮兮的对阿思说。
阿思有一点蒙,她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把事情解释一遍,我说:“总之你要帮我啦,拜托了阿思。”
“哦,好吧。”阿思答应了。
“你要说得自然一点,反正你就想象和我去过就好了。”我有点担心她会露陷。
后来母亲不再追究了,白白让阿思准备了谎话。其实年少的我们不少干这种事,让同学假扮家长在电话里骗老师,又或是假扮老师骗家长。无知的我们以为大人就这么轻易被骗过,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明知,却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个寒假,做的第二件意外的事是穿耳洞。和阿思在街上逛着逛着,发现一家很有特色的店,是卖少数民族的饰品。那些复古的耳环深深吸引着我。于是拉着阿思去穿耳洞。明明知道就算穿了耳洞也不会戴那种耳环,却无法阻止这突如其来的决心。
没有想象中的疼痛,只是仿佛被捏一下,然后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