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的帝国-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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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一是让本来已经保守到了极点的风气更趋保守，中国的国运也向着背离世界大势的方向加速滑落。二是慈禧也对这个忤逆的干儿子光绪深恶痛绝，连将他握在手中当傀儡来耍的念头都完全断绝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黜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绪另立新帝，史称“已亥交储”。但是让那个慈禧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决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强烈反对——洋人同情较为开明的光绪皇帝，各国公使对立储一事冷眼相对，一个去道贺的都没有；而在国人中间，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如何，光绪毕竟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象征着皇家的光荣和尊贵。而且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还是个肯做事的皇帝，这点比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更是难能可贵。并无失德之处而要被篡废，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为之抱不平的。于是，民间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清官僚体系的不满，就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了出来。
率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的，是一位叫做经元善的老叟。
经元善，字莲珊，号剡溪聋叟，是上海著名的富商，热心于洋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对民族企业尤为支持。当时由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的电报线路架设工程缺钱上马，需要吸纳民间资金，主持此事的盛宣怀找到经元善想办法，他当即痛快承诺，并和谢家福、郑观应联合组织35万两白银投入。以此功绩，经元善被李鸿章任命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从此与电报有了不解之缘，担任此职长达十八年之久，把上海电报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好不兴旺。对于维新变法，经元善是举双手赞成，并且身体力行，积极在上海实行新政。
慈禧改储的消息传来，同情光绪的经元善大为震惊。他当即向老上司盛宣怀去电，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书，谏阻此事。可是让经元善大失所望的是，早已将时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怀只回了他一封9个字的简短电报：“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阙上书之类。远有海瑞给嘉靖的直言上疏，震惊海内；近有康有为，联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举人公车上书。从方式而论，这些上书皆是手书奏折，递送入朝，无论海瑞还是康有为，均概莫能外。
但经元善却发古人所未发，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见的手段——通电上书。
已亥交储之时，他身在上海，无法立刻赶到京城。劝说盛宣怀未果之后，经元善便利用自己在上海商界和电报局的影响力，奔走呼号，串联了绅商名流与新党官员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黄炎培这样的大人物——大家“公凑电资”，经元善以上海电报总办的名义，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全国发出了这样一封振聋发聩的著名电报：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这一封电报之后，大为震惊。一是因为这封电报竟在如今的政治形势之下仍旧去挑战慈禧，可谓虎口拔须，不知死活；二是因为落款人名之多，名头之盛，真是前所未见；三则是因为这封电报不只发给了总理衙门，还拍送到了各地的电报局，全国皆知。经元善这一手，让总理衙门立刻陷入被动，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更在全国舆论的火头上浇了一把油，被赞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在这封的通电的引领下，再加上身在海外的康、梁等人的鼓吹，形成了一股用电报来表达民意的风潮。一时间各地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凡四十六埠”，各地同情变法的士绅们纷纷“集资发电”，最多时候电报总署竟然一天能接到12封劝谏慈禧不要擅行废立之事的电报。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效果卓著。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原来，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
于是，紧接着，电报又一次在政治上发出了耀眼的光亮，这一次更是极大的震撼了晚清政治格局。
让我们从慈禧太后说起。
“已亥交储”之后，宫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紫禁城外却是风雨飘摇。民间舆论汹汹，怨声载道，列强更是心怀鬼胎，各有各的小算盘。慈禧太后恼恨那些洋人同情维新和光绪皇帝，甚至还窝藏朝廷钦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对玩弄政治手腕有着天生的才能，但慈禧毕竟是个颟顸愚昧的深宫妇人，对于国际局势全不了解，在她看来，民间的风潮，都是洋鬼子鼓弄起来的，看看经元善等人的电报里，不是明明写着“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的么？
于是慈禧一怒之下意气用事，再加上毓贤、刚毅等满族大臣屡屡谗言，她竟然准备依靠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最后竟干脆地干出了对英、法、德等“天下万国”宣战的可笑愚举。
一经宣战，举国哗然。
慈禧毕竟是坐在中国实际统治者这个宝座上数十年的人物，就算再昏聩，也不是寻常之辈。虽然裕禄等王公大臣一再传来“捷报”，但是义和团根本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她也是看得明白的。一方面寄希望于义和团的“神功”能够破敌，另一方面，又明知这些人并不真正可靠。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下，慈禧太后忽然想到了电报，这个她一向深恶痛绝的西洋玩意儿，或许能够在制夷方面发挥些功效。
于是，老佛爷也学起经元善，开始用电报来玩政治手段了。
她发出了一封电报，来解释她对万国宣战的原因。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由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
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之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至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盖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使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卒。不料五月二十日，既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艇之事。谓如不允，便当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盖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
这封电报写的语意含糊、前后矛盾，既想乞降求和，又不肯放下颜面，充分体现出了慈禧内心的惶恐与恼怒。电报被送到了八国联军总司令官瓦德西手里，瓦德西一看内容，几声冷笑，根本不吃慈禧这一套，退回了电报，继续指挥联军进攻。八国联军很快便瓦解了清军的抵抗，攻拔了天津，直指北京。
已经陷入绝望的慈禧忽然又心生一计，觉得既然跟瓦德西说不通，那么绕开军方，干脆跟各国高层直接沟通，从政治层面寻求解决之道。这时候，她总算意识到电报的好处了。若是以往靠飞骑传送，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数天之内就跟分布在各个大洲的列强高层都建立起联络，现在几个电报拍过去，瞬息便可搞定。
只要能联系上各国政治首脑，事情就好办了。军事实力中国不行，积五千年的中华政治智慧，还怕玩不转洋人么？慈禧这么想着，又变得信心十足，玩政治手腕她在国内还真没怕过谁。
于是慈禧立刻召来总理衙门，开始频频向各国元首发去电报，想来一个长袖善舞，周旋于万国之间。
她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当年是康熙皇帝的手下败将，应该最好对付，于是便先给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发了一封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归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烈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艇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府盟。今中国时局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乱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慈禧随即想，列强之中最强的，无过于英吉利国。何况英吉利国当时是女王当政，或许能与慈禧有些共同语言，便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发去一封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意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局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唇齿相依，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进而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