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雪耻-第2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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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军司令部司令官彬山元大将还是司令部的其他高级军官都是一阵兴奋，相对于内蒙古军区“微不足道的”破坏，这件事才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广平县县城里来了大批的日军韩云华已经知道了，但是出乎韩云华预料的是，这次日军似乎并不清楚他们的实力，既然只派了那么小猫三两只，还不够他韩云华塞牙缝。不过韩云华并不生气，来的越少解决的就越快，到时候日军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就在韩云华紧锣密鼓安排着进入冀南的第一仗的时候，延安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来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国民政府副总裁、国民党第二把手汪精卫叛变投敌。
1939年7月28日，也就是在第二次武汉会战结束后半个月，失踪了的国民政府第二把手副总裁汪精卫突然出现在越南河内，并且发表了一封震惊中外的公开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极其露骨，公开表示其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并且对中国人民全民抗日前途感到绝望，大大打击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积极性。臭名昭著的“艳电”是汪精卫由民国元勋、国民党元老变为汉奸国贼的标志，它将与民族败类一起在历史上永留骂名。
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特意将汪精卫的那封让全中国人民都感到愤怒的电报的内容一字不拉地发给了韩云华，其实就算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不发韩云华也知道那封“大名鼎鼎”的汪伪艳电说了些什么：“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两年前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总总，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一如历史上那样卖国屈膝，但是对于汪精卫韩云华也是无可奈何，套用一句老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韩云华很清楚历史上国民政府对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反应，恼羞成怒的蒋介石甚至于还特意派遣戴笠率领中国宪兵以及大批的精英间谍去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但是那是的汪精卫已经是惊弓之鸟，狡猾得很，再加上早已同日军勾结上了，日军也派出大批的精锐间谍进行明里暗里的保护。
那是一场只属于间谍之间的大战，中国方面固然是损失惨重，而日本方面也没有逃得了大少好处，甚至于连日本最著名的军中间谍也出动了。相对于损兵折将的中国方面来说，日本人无疑是幸运的。虽然也有惨重的损失，但是他们毕竟顺利完成了任务，保护周全了汪精卫的脑袋。
那是属于大佬一级的博弈，像韩云华这样的“马前卒”根本就插不上手，就算是韩云华对于汪精卫这种行径恼怒异常，但是也是拿那个老狐狸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人家可不是在国内，而是在越南首府河内，就算是韩云华所部的特种部队战斗力强悍也不能横渡虚空在短时间赶到河内将汪精卫干掉。
不过汪精卫发表这封艳电的时间比历史上整整晚了半年多，既然连汪伪艳电也登上了台，那么毕竟预示着汪伪政权的成立。韩云华知道自己身上的任务更加重大了，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任务迫在眉睫。
韩云华也不是傻蛋，日军这次指派来区区一千几百人到冀南，一方面固然是对八路军的藐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对韩云华以及内蒙古军区在北方部队的重视。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日军现在很可能在酝酿一场大地震，无暇顾及他们这些小打小闹的。
第三百四十一章 ：战冀南（一）
韩云华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日军既然敢把他当傻子的玩，那么韩云华也就不客气了。当即韩云华下令冀南的各部队立即停止休整全力向日军各据点、各县市发动大规模攻击，这一次不是以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收复失地惩处汉奸为第一打击目标。
这一次韩云华没有使用自己最擅长的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新模式，而是完全采取阵地战。大名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冀、鲁、豫三省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全县面积1333平方公里，耕地140万亩。全县辖6个镇，14个乡，651个行政村，人口53万。大名县属黄河冲积平原，黑龙港流域，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境内有漳河、卫河、马夹河三条河流横贯全境，全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适合花生、小麦、玉米、大豆等多种农作物和各类干鲜果品的种植。
但是很可惜，这里地理位置固然重要，然而日伪势力、溃军、正规军、游击队、土匪流寇、乡绅地主各方面的势力都想把广平县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敌我顽多方势力相互交杂，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政府在这里都不能说是主人，八路军就更不要说了。
韩云华所部进驻大名县，最震惊的莫过于冀南行政公署了，这个冀南行政公署并不是国民政府组建的，而是由自己的组建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1937年，随着冀南地区社会混乱局面的澄清和对人民群众的普遍发动，以及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抗日斗争局面在冀南地区进一步打开。这时，在全区建立一个民主的、统一的行政权威机构，用以协调各方面关系，统筹各项工作的开展，已显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了。讨论也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真正说是要行动还得要说起这么一个人。
1938年7月5日，一二九师政委由太行抵达冀南，提出了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方案。同月，冀鲁豫边区省委抽调大批干部、党员组成工作队，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改造与完善县、区、村政权，使各级政权大部分为所掌握，为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做了必要准备。8月14日，在南宫召开冀南各县代表会议。经几天民主讨论协商，决定撤销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会议选举杨秀峰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下辖5个专署，计51个县。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后，及党中央立即向徐向前、宋任穷和冀鲁豫边区省委发出关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指示，要求新政府“在区内发布各种公告、法律、命令，提高威信，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
根据上述指示，省委和主任公署抓紧付诸实施，公布符合冀南人民意愿的八大施政纲领。主要内容是：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体同胞，建立坚强的根据地，抗战到底；建立民主廉洁的县抗日政府，严惩贪官污吏；整顿各县金融，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土货生产；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税收；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改善民生的原则下，安定民生，发挥人民抗战积极性；实施抗日教育，普遍发动群众，组织战委会和工农妇学商各抗日团体及自卫队；肃清汉奸敌探，实行抗日戒严。“我们实行这八大施政方针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坚决抗日，二是拥护，三是实施民主，四是改善民生。”宋任穷同志曾分析道。
说起这个冀南行政公署大家也许没有多少印像，但是要是说起“狼牙山五壮士”大家就不会陌生了，其实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冀南行政公署下辖的部队即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班长就是全国闻名的马宝玉。1941年9月25日，日军3500人疯狂进攻河北易县八路军部队，为了掩护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并使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在班长马宝玉的率领下，主动把敌人吸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毅然砸枪跳崖，3人壮烈牺牲，2人负伤幸存。
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管辖下的部队，在冀南行政公署成立后，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区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抗战局面。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驱逐日寇保卫家乡，掀起了参加八路军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参军打东洋”的动人场面，使我军飞速发展。加之收编的各类武装，这时我们的部队不是成倍、而是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
这样，部队的吃饭问题就提上日程。所以，行署成立后迅速制定了财政、工商、贸易、税收以及减轻群众负担的一些规章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策。第一是制定了“棉花运销救国捐和不资敌货出境税暂行办法”，依法收税。第二是纳公粮，不搞平均摊派，实行合理负担。制定了“冀南公平负担暂行办法”。按土地多少划分等级，实行累进税办法。有一个起征点，然后土地越多，征收也越多。地主阶级多负担一些，贫穷农民少负担些。多者多纳，少者少纳，大家都负担点，这样比较合理。第三是开设银行，1939年10月冀南公署办了个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叫冀南票，在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地区都通用。冀南地区比较富些，人口也比太行、太岳多，太行、太岳的物资、兵员要由冀南供给和补充一部分。在短短时间内，伴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也初具规模。究其原因，首先是党中央、北方局及一二九师的正确领导。其次，冀南地方党有相当基础，冀南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三、正确贯彻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团结了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的各界知名爱国人士，争取收编了一些各类武装，壮大了我军力量，推动了各项工作迅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