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雪耻-第2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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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好给皇军的供应以及维持好济南城里的治安，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济南商业协会会长辛铸九、济南道院统掌何素朴、亲日派军阀马良便着手组织傀儡政权，维持市内治安。相对于当时济南城里的有头有脸的人来说，这个新成立的维持组织实际上就是日军的一个走狗，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傀儡政权的话就是汉奸伪政府。所以当时响应日军的人并不多，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忠孝之道，做汉奸走狗那是被全天下人所不齿的，就像秦桧等一帮佞臣一般。
因此非万不得已，很少有人愿意抛头露面当汉奸的。而对日军来说，傀儡政府的关键也是人选问题。最初的人选有三人：济南商业协会会长辛铸九、济南道院统掌何素朴、亲日派军阀马良。他们分别代表着济南商界、宗教界和军政界的三支势力。这三支势力的主要人物实际上就是日后山东伪政权的骨干，如商界的魏寿山，道院的唐仰杜、张星五、成逸安之流。
根据当时的形势，对日军方面来说，出面组织政权和商业协会的最合适人选莫过于辛铸九，但辛看出了这个所谓的山东省公署的实质，因此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辛认为，由于日寇肆虐，市面混乱，危机万状，市民要求组织维持会，暂时维持市面秩序，因此可以出面向日寇交涉，但不当维持会会长。
不过在日本人看来，作为山东商人领袖的辛铸九是最合适的人选，何素朴本身作为宗教界的人士，实在不易在军政方面露面，更不适合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员。至于马良此人本身就是一个军阀，对于军阀无论他本身怎样亲日，但是日本人都不会太信任的。因此辛铸九是当时日本人最钟意的人选，不过辛铸九本人却不愿意趟这趟浑水。于是，辛、何、马三人便一起去见日军特务机关机关长，交涉维持市面秩序事宜。但此次交涉后，结果却是辛铸九不愿为虎作伥，避居济南东郊洪家楼天主教堂，坚不露面。而作为宗教界代表人物的何素朴又不便在军政界出头露脸，只能幕后操纵。这样，马良便成了维持会会长的自然人选。马良，字子贞。
马良之人早已是臭名昭著了，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因媚日杀害爱国同胞而为国人深恶痛绝，臭名远扬。这一点日本人是知道的，但在当时汉奸们有的裹足不前，有的瞻前顾后，有的吃肉嫌腥的情况下，把马良拉出来暂作利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同日本人对付其他地方的汉奸一样，山东的日军在扶持组建济南维持会的同时也不忘限制马良所部的发展。在日军继续沿津浦路和胶济路向山东全省进犯的同时，日军一路扶植起来为数众多的大小汉奸政权以及一些还算看得上眼的土匪部队。津浦路方面：第十师团陷泰安、肥城；2日，自泰安分两路南下，一路趋兖州，一路趋东平，同日，陷大汶口；4日，陷兖州、曲阜、蒙阴。5日，韩复渠部放弃济宁，撤至运河西岸，主力退集曹县、成武、单县一带。6日，日军占邹县，11日陷济宁，2月25日陷嘉祥。至此，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对峙于济宁、滕县、蒙阴一线。胶济路方面：1937年12月25日，日军占周村，沿胶济路东进，于1938年1月10日陷潍县；同日，日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开入市区，形成沿胶济路东西对进之势。1月15日，胶济铁路由南满铁路局接收；同时，津浦路北段亦被接收。
同日，北平伪临时政府发表赵琪、张化南分掌青岛、烟台两市的任命。17日，以赵琪为会长的“青岛治安维持会。”在青岛市山东路总商业协会成立，下设秘书处、总务部、警察部。青岛、济南两维持会东西呼应，相互牵制，为日伪控制山东全省创造了条件。2月3日，青岛日军一部东犯，进占烟台。4日，日军陷诸城，20日又陷日照、莒县，与国民党军队对峙于临沂一带，东西线日军形成对鲁南和徐州地区国民党军夹攻之势。3月7日，日军陷威海卫。至此，山东大部地区成为沦陷区，日伪占据了主要交通线及附近城市。此时，日军正致力于对鲁南、徐州地区的进攻作战，无力全面维持占领区的局面，而汹涌发展的抗日武装组织和活动，已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安全。
说实话，那个年代谁也不好混，包括汉奸也不好当。你说当汉奸除了被国人所不齿外，还要接受来自主子日本人的大小命令，一个不好就会被下面的小汉奸取而代之。马良尽管是伪山东政权的缔造者，但是他的任期却只有短短的一年。尽管在他任内的一年（从维持会算起），可说是山东伪政权的初建时期，虽然省内秩序和各级行政机构仍不稳定，但已基本搭起了伪政权的架子。
然而马良之流虽然忠心为日军效劳，但仍不为日军所满意。不满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如前所述，马良在山东臭名昭著，威信扫地，无论是山东济南本地的官绅还是普通老百姓，提起马良都是痛恨异常。所以导致马良的命令几乎走不出济南城，这给日本人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二是这时期山东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日伪政权推进缓慢、局势不稳。马良也因此常受到日军责难，甚至污辱，而马良此人原本就是一个旧军阀，当军阀的人当的久了会有一种戾气，看起来极其的桀骜不驯。所以日本人对于马良的好感日趋下降，当省长不及半年，日军就想将其撤掉代之以更合适的人选。
第二百九十六章 ：景阳冈反扫荡（四）
既然决定要撤掉马良，那么接替马良的人选便成了一个问题。于是，日军再次盯上辛铸九，但辛仍“以年老多病不能任事为辞”。1938年底，日军又派伪省公署秘书邵锡忱劝说辛接任伪省长职，并威胁说：“这样可以保全身家性命。”然而，辛仍坚辞不就。日军见辛不肯就范，便施以人身迫害，派特务以“通匪”之名将辛关进监狱，吊打37天之久。后在地方人士多方营救下，辛才免于一死。既然辛铸九拒而不出，伪省长这顶乌纱帽就落到了唐仰杜的头上。唐仰杜，字露岩，山东邹县人，清末举人，曾就读于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京师译学馆。抗战前历任山东省财政厅科长、省议会议员、省会市政厅总办等职。1938年3月任伪山东省公署财政厅厅长。1939年1月31日，伪华北临时政府下令免去马良山东省公署省长职务，调临时政府任职，任命唐仰杜为山东省公署省长。2月1日，唐在济南正式就职。所以此时掌管山东军政大权的伪政府的最高首脑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唐仰杜。而唐仰杜时期的山东伪政权比之马良时期，呈现出强化的趋势，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局势变化和日军战略部署的调整密切相关。中国战局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减少了大规模的正面军事进攻，对于国民政府的政策也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了。
这样，便出现了日本对华政策和行动上的两个突出变化：其一，把大力扶持和建立伪政权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侵华日军明白，单靠日本军队而不竭力收罗为其效力的汉奸，建立和强化伪政权，是断不可能达到控制已占领区目的。唐仰杜与马良的更换，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战略变化的结果。当然，日军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扶持单个的地方伪政权，而是要通过对地方政权的扶持和对汉奸头面人物的收罗达到拼凑一个统一的全国性伪政权的目的。到后来汪伪政权在南京正式挂牌，形成表面上“统一”的中央伪政权，华北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山东伪政权改属伪中央政权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其二，华北沦陷区成为日军的战略重心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呈现出趋向军事、政治、经济多面性和一体化的特点，军事力量也大大增强。1938年日军侵入山东时，山东地区防务主要由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担任。由于主要用于作战推进，日军对山东的控制限于重要城市和交通线。第二军南调参加武汉会战，防务由方面军直辖部队接管，山东无军的建制。方面军将山东及南方津浦线划为乙防卫区，防卫部队为第五、第11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这是山东日军力量最弱的时期。武汉会战后，日军于第十二军，配置于山东方面，所属部队计有：第十二军司令部，第五、第二十一、第114师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及骑兵集团；第七、第十旅团编入第十二军；第十二军。军司令部设于济南，司令官为陆军中将尾高龟藏。同时日军在山东地区还组建起数量众多的伪军，而山东的伪军和其他地方的伪军还不太一样，因为山东的伪军绝大多数都是在会战期间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部队以及原山东军阀马良的部队。而这些被俘的国民党部队属于中央军极少，绝大多数是属于像川军、桂军、滇军、湘军这样的地方杂牌军。而日军由于兵力有限，所以维持山东日常运转的绝大多数的力量还是这些伪军，而这些人由于国民政府的指挥不力而落入日军的手中，所以绝大多数人对于国民政府还是充满了恨意。再加上常常受到日本军官士兵的欺辱，因此这些伪军和日军打仗的时候战斗力并不怎么样。
其实，发生在阳谷县的这些小事根本就没有引起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的注意，就连日军驻山东最高顾问西田畊一也未曾惊动。只不过是把日军驻聊城的最高指挥官吓了个半死，要知道那批军火尽管数量不是太大，但是里面却有一小箱毒气弹。
自从上一次日军的毒气弹被韩云华所部缴获后反用到了日本人的身上之后，日军对于毒气弹的管制变得极其严厉。部队想要使用这种东西必须要经过部队长得亲自申请，然后再经过司令官一级的高级军官的授权才能下发到部队。而下发到部队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完，决不允许私自留在部队中，以防出现被中国军队缴获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日军在石佛镇丢失的这批军火不过步枪两千支，子弹二三十万发，但是里面却有一箱相对于第十旅团全体高级军官来说就是定时炸弹的毒气弹。石佛镇军火被劫之后，消息虽然传到了尾高龟藏的耳中，不过第十旅团旅团长却并没有把毒气弹也被劫走了的消息上报第十二军司令部。所以尽管现在安培一郎少佐急得要死，但是实际上山东驻军的上层领导却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
在独立第十旅团旅团长长水野信看来，安培一郎少佐在这件事情上办的极其糟糕，尽管安培一郎很受他的重用，但是丢失特种弹的罪责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旅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