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2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5＇　钱穆：“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331、325。
　　＇16＇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说：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于一。乾隆皇帝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徒。十八世纪的清朝并不是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上的，《剑桥清代史》


第五章《乾隆朝》。
　　＇17＇　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4、79、88；在阎宗临看来，就孟德斯鸠所用的资料论，将中国列为专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页108。
　　＇18＇　阎宗临：《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法国大革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02。
　　＇19＇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3～24
　　＇20＇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21＇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西洋人汪达洪启：西洋人来中国，不是奉本国王之命，不过听罗马府教宗准了才来，为发显天主的教，至于别的世俗事，总不想一丝一毫，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220。
　　＇22＇　传教士的身份很容易遭到误解，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间谍，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页136）；至于这些误解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已经解除，却是未必。
　　＇23＇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酬劳”，仅供传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
　　＇24＇　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
　　＇25＇　孟森也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明清史讲义》，散见各处。
　　＇26＇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7＇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页4553。
　　＇29＇　乾隆八年二月癸巳谕；《朗潜纪闻·三笔》卷1：乾隆间，杭堇浦疏凡十事，其言至憨激，部议当重辟。上仅令罢归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节，亦不得以文人目之也。
　　＇30＇　参见高王凌：“清朝历史的满洲特性”（未刊文稿）。
　　＇31＇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显然与事实不符。）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乾隆十一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起“教案”，因为私下传教，几位传教士的首脑人物被捕，翌年一位主教被“明正典刑”。至乾隆十三年，其余几位复在皇帝授意之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对外则声称“瘐毙”。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在中国的领导人、清廷钦天监正刘松龄（Hallerstein）对此愤懑异常，他既快意于“上帝的报复”，如皇子之夭折，皇后之猝死，朝廷亲信大臣讷亲之被杀，金川之兵败，更因清军战斗能力的下降，质疑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乾隆帝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上谕中提及的“金川之役”，史称“大金川之役”，又曰“第一次金川之役”，以异于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即“小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
　　据刘松龄说，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以之挽回朝廷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1＇
　　确实，这一场金川之战，就不像是清军在战场上以武力打赢了的。在替换讷亲的亲贵大臣傅恒从北京赴川途中，乾隆皇帝就已修改了他的目标，甚至在尚未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之前，就准备撤兵了。这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君臣斗智”，以致于让傅恒实现了“下克上”？
　　一
　　所谓“金川之役”，到乾隆十三年，已经打了两年之久。清军吃了不少败仗，却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屡次失利之后，总督张广泗奏称，计贼现存不过四五千人，我兵汰其伤病及无用土兵，尚可三万余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番民不满万人，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因前敌相继败绩，将弁怯懦，兵心涣散。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请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2＇
　　大金川人，《广與胜览图》，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47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大金川军务。又命前大将军岳钟琪、傅尔丹，驰赴金川军营。
　　六月，经略大学士讷亲驰抵卡撒军营，“督催过激”，令三日取刮耳崖，违者以军法从事。六月十四日，副将买国良中枪阵亡，两日后皇帝爱将、总兵任举遇伏阵亡。讷亲为之夺气，遂奏言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不敢复言进攻，且事事俱听张广泗调度。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3＇
　　九月二十八日，己卯，上谕：
　　大金川用兵一事，不意讷亲至彼，张广泗既漫无成功，诸事推诿，而讷亲以羸弱之躯，复不能躬历行阵，惟图安逸。经朕督饬，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后矛盾，于情形并不明晰。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4＇
　　命协办大学士傅恒取代讷亲，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剿办大金川一切军务。寻晋傅恒保和殿大学士，奏章许于沿途开看。＇5＇
　　十月壬午朔，上谕：
　　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
　　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至前后摺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
　　在金川战场，名将张广泗、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都失败了，年轻而缺乏战场经历的傅恒究竟有没有超过张广泗、讷亲的本领，能够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有信心吗？皇帝有这个信心吗？这些恐怕都是没有把握的，
　　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观其锐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克期奏凯。然军旅之事，原难遥度，倘傅恒亦仍蹈故辙，纵使粉饰入告，自不能掩人自有公论，朕亦自有筹酌。但过犹不及，讷亲之失于不及，而观傅恒勇往之气，朕实虑其太过。
　　但傅恒却取得了成功，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自历次上谕看来，讷亲之罪，为偷安自逸，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此其一。
　　不以实在情形入告；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上谕中特别提出：“不知以经略亲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备陈，如汉文不能尽者，则用满文”），此其二。
　　对傅恒来说，这些就是他行动的背景，也可说是他的“参照系”。他必须吸取讷亲的教训，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为此，傅恒不但要在这两个方面与讷亲有相反的“表现”，以取得皇帝的信任，而且要在第三个方面，即于“不经意间”，使得君上重新决策，修改方略，乃至“不战而胜”。当然，这只是他自己悄悄的打算，是一点不能对外透露的。
　　首先，正是要像皇帝所说那样，“傅恒断不似讷亲之畏怯退缩”，而必须“锐往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现在，就是他该拿出行动来的时候了。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癸丑（公元1748年12月22日），傅恒出师，定于来年三月内全抵金川军营，大举征伐。＇6＇
　　乙卯，出发后第二天，皇帝闻知大军沿途行走，部伍甚属整齐，“朕心甚为欣慰”。
　　第三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
　　朕夜间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事件，系寅刻拜发，计算大学士又复经夜不寝矣。大学士责任重大，此身尤宜保爱。
　　在大军出发后第二日夜间，皇帝接到了傅恒的第一道奏摺，乃于寅刻（清晨4点前后）拜发，可见他连日行军外，一夜未睡。“闻大学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特命吏部尚书达勒当阿等，嗣后朕所发事件，若在戌刻以后，即暂行收贮，“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戊午，第五日（初八），又谕：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奏报事件，系初七日巳刻于获鹿县封发。计初五日由京所发谕旨，按程应于初六日戌刻始抵获鹿。大学士接到谕旨，即办理覆奏，已需一二时。是日又有军营傅尔丹等奏摺，启封检阅，逐一覆奏，亦须数时，是又达旦未寐矣。
　　看来傅恒于舟车劳顿之后，又一夜未睡。显然，傅恒这一次“押宝”是押对了，他不似讷亲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大学士身体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饮食果然多？著达勒当阿等具摺奏来，不可隐饰”，——不错，与讷亲相比，他跟皇上的亲情更近，我们还不记得皇上曾如此对待讷亲呢。
　　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县）鸣谦驿，连夜办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后，交司员发驿站者。
　　足见傅恒之“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
　　壬戌，第九日，谕军机大臣等：
　　目今经略大学士按站前进，当此严寒短晷，冲冰雪，冒风霜，实乃劳苦，……此时乘骑星驰，以示与士卒同甘苦，实属可嘉。
　　傅恒不辞辛苦，勤劳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无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动声色”之间，使君上修改了战争的目标，即不必“擒获用事头人”莎罗奔，而只需“捣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罗奔等釜底游魂，不过用兵一二千人，交岳锺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网。经略大学士应即回京，襄赞政务，不必定待莎罗奔之就擒也。＇7＇
　　看来，一旦“劣迹斑斑”的张广泗、讷亲，为“处处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