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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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大学士张廷玉遵旨议奏：“今日而议复限田，诚无不可行之理，而有不可行之势”，又有何“善策”可依，如　　田以何为等差？限以何为多寡？直省风土亘异，贫富长落不时，非清查不知，而查则滋扰。纵使章程既定，券契可凭，而瓜分诡寄、改户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难按册而稽，将胥吏乘机需索讹诈，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讦，狱讼纷繁。古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毋扰之而已……
　　至称请收买公田，……宋元明皆有之，……收买时不无长短，催租时不无凌虐，完纳时不无勒索，比之民种民田实有便有不便。＇11＇
　　一年之后，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12＇八年九月，上谕：“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后，亦岂可畏难中止。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13＇
　　“名虽正而难行”一语，正道出了皇上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14＇
　　十月，河东盐政吉庆具奏，一再言及皇上“既深知其不可行，犹冀望其或能行”之苦心。＇15＇此后几乎就不见有关修改田制的议论了。
　　日后，《御批纲鉴》于汉代董仲舒“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条下批曰：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实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满三十顷者本不多见，即分其所余，何以与贫民，亦且势难遍给，徒使富者诡名寄户，贫者讦告纷争而已。是岂达治体者之所为？
　　又就治河一事批曰：
　　居今之世，虽大禹复生，吾知其无善策，亦不过补偏救弊耳。
　　儒家既认为人世的理想社会自“三代”以后已一去不可复返，这，大约也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乾隆初年“回向三代”努力的不能成功。《御批纲鉴》（卷84）：
　　时非三古，而谈井田封建，皆拘儒不达世变之说。
　　又曰（卷101）：
　　古称“井田善政，行于乱之后，是求治，行于治之时，是求乱”，其说诚不可易。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田归富民”，为求解决则“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16＇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理想”，也表明当日争论的核心，并不是“当”与不“当”，而是“能”与不“能”，不是其本身的“是”或“非”，而是在操作层面即如何实施的问题（也终因难度太大而予放弃）。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派”，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河东盐政吉庆，亦非汉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剥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对此，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同时，清人也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打算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租佃制度，小农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当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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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公。……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雍正七年七月丙午谕，《世宗实录》卷八十三。袁枚《书柳子＜封建论　＞后》：“夫封建，非势也，圣人意也；郡县，非圣人意也，势也”。“然则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势不可。……且不特无其势，并无其道”，《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二》，李塨：《存治编书后》等，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6—458、541—545。
　　＇3＇　如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说：“你们的尼堪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食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乞食而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样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晌，种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给。……从此，先前讨饭的人，不再讨饭了”，辽宁大学历史学：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1979，页41。
　　＇4＇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5＇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实录》卷36。
　　＇6＇　《正蓝旗满洲都统盛安为请行限田之法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7＇　《直隶总督高斌为限田之法窒碍难行应无庸议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8＇　黄中坚：“限田论”（《皇朝经世文编》卷31）：“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其不能有智而无愚，有强而无弱者，势也。智者强者常有余，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势然也。夫既已不能无有余不足之分，则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为智所役。强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于强。此虽圣人复起，岂能使之均平若一哉。”王夫之亦以为，郡县天下法度之根本精神为不平等，限田以均公为目的，断然不能与之相合、勉强行之，且为民害。均田倘行，不免夺人以予人，甚至为聚敛之借口（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页585）。
　　＇9＇　《御批纲鉴》（卷97）：“吏弊固当惩治，然欲一切铲除之，则已甚矣”。
　　＇10＇　《御批纲鉴》卷39。
　　＇11＇　《澄怀园文存》，卷三，《罢限田议》。
　　＇12＇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
　　＇13＇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实录》卷201。
　　＇14＇　此后直到乾隆四十年代，又有梁畅善、刘天成等请行均田。高宗谕：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谁肯先公后私”？均田亦称善政，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刘天成此奏，“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只良法，则未然”，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12—313；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乙酉，上谕：“若如经生迂腐之见，拘执古制，均其田亩，限其服制，必至贫者未富而富者先贫，扰累纷纷，适以酿乱”，《高宗实录》卷1370，参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卷》，辽海出版社，1999，页66…67。
　　＇15＇　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0611…035，巡视河东盐政吉庆：“奏请禁止官商收买盐田之例以清积弊事”，《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16＇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十三年，《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另见晏斯盛三疏，乾隆元年至十年，其怀古、承古之意甚明，《皇朝经世文编》卷40。
　　12。劝减田租
　　在土地制度上的无作为，迫使政府不能不从新面对现行的土地租佃问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乾隆皇帝谕：“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惟是蠲免之典，业户邀恩者居多”，该如何使贫民亦被恩泽？
　　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闾阎兴仁让之风，朕实嘉悦。
　　最好的办法，是劝谕业户减租，而非硬性规定，绳以官法，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
　　乾隆四年六月，翰林叶一栋进呈经史，内称田价日贵，收租之额日增而日浮，应使所在有司劝教之，务令租价平允。下大学士议奏，寻覆奏：
　　秋成计亩收租，原有定额，大约业户得四，佃户得六，如遇歉年，则佃户所交即减其数。业户与佃户休戚相关，亦不能不为通融体恤，此南北业户、佃户之大概情形也。
　　查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奉有素封之业户能加惠佃户者，令有司酌量奖赏之谕旨，即使业户鲜能加惠佃户，若另造租解租戥，甚至以子女代偿租额，佃户亦断不能受业户如此之刻剥也。
　　至民间典买田亩虽价值有加，而佃户所交租额从无增添之理。叶一栋所称高曾以上目睹佃户之苦如此，大约系百年以前为前明江西绅衿、富户之恶习，臣等细加访问，现在并无其事。＇1＇
　　八月，两江总督那苏图遵旨复奏，曰：
　　查两江各属业户收租，……所用租斛、租秤、租戥，皆就各城乡镇集，相沿行使之斗斛秤戥置用。……收租之家不能于市斛、市戥之外另为加增，亦不肯于市斛、市戥之内故为减少，……其租额之多寡，系各视其田之肥瘠及彼处斛、秤之大小斟酌而定，亦属历来相沿之旧额。虽更换业主，佃户总照旧额，立约输纳，其额亦人所共知。故田价虽昔贱今贵，而租额不能增加，昔贵今贱，而租额不能减少，此征租原有定额，从无租随价增之事……
　　且江南民例，凡十分收成之年，则照额完租，九分收成者，只完九分八分之租，其余以次递减。其间刁黠佃户，即十分收成之年，亦止完八九分之租，此外又有拖欠悬挂、抗不交租者。是定额之内，往往不能照额取盈，何能于定额之外滥有浮加？
　　朱批：所见甚属公正。知道了。＇2＇
　　但租佃关系似已日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而不断被提上议事日程。遇到这类问题时，无论是更多的眷顾业主，还是偏向佃户一边，可以说都不合政体。如那苏图所说：
　　总之，业主佃户各有淳顽，有业主恃势欺凌佃户者，有佃户逞刁抗拒业主者，原自不一，……惟在地方官随时劝导，随事惩儆，庶可潜移默化。
　　虽说传统时代近于一种“人情社会”，尽管存在着地主的“情让”、“义让”，存在租额下调和地租实收率下降的事实，但此刻在主佃双方之间已出现许多问题，远非理想时代可比。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提督永常请恤佃户，令地主按蠲免之数扣除地租，大学士等议覆：
　　业户之与佃户，本休戚相关，租额虽有一定，原视岁之丰歉，以为多寡，彼此通融体恤，各省皆然。至于歉岁，国家正供，尚蒙格外加恩，民间地租，业主即欲按额起租，佃户断不肯如数交纳。
　　今永常奏请令租地之佃户，将应交地主租息悉照应行蠲免之官租原数扣除，地主无许多索，如敢阳奉阴违，许该佃赴有司控告。若如所请，是绳以官法，徒滋纷扰，且恐启顽佃抗租之渐，事属难行。＇3＇
　　得旨：“依议”。
　　五年六月戊寅，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
　　豫省佃户，均系贫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宽厚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