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乙肝-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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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是我老公送回老家的。婆婆打电话告诉我，说我老公成年后从没在她面前哭过。可　　　　

　　和儿子分手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却在他父母面前哭的像个孩子。　　　　

　　儿子离开我们两个多月以后，我的心好不容易平和了些。婆婆却着急地打电话过来，说孩子得了哮喘。也许是北方天气太冷的原故。接了电话我着实吓坏了，生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不容分说我连夜乘火车赶回老家。见到儿子，我心痛的抱着孩子和儿子哭成一团。但我只能在老家住三天，因为要赶回来上班。我还是不敢带儿子一起返家。我不想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们。老公的弟弟送我去机场，我哭了一路。　　　　

　　回到家里，我独自靠在地上向老天忏悔，求老天爷宽恕我和我的儿子。可我们到底做错什么，我不明白苍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回家第二天我在饭店吃早饭，正巧遇到孩子原幼儿园的园医，我不愿理睬她，因为就是她说乙肝病毒日常接触也会传染。她没注意到我，端着一碗豆浆坐到我的对面。喝了一口豆浆发现了我的存在，立刻站起来走开了。我一个人守这着一张桌子继续我突然变得无滋无味的早饭。吃完后看到那个园医在外面站着吃，我心冰凉。她是医生都不清楚一起吃饭并不传播乙肝病毒的基本常识，何况世人。他们的无知造成对我们的深深伤害和无端歧视，这种痛令我永远无法忘记。　　　　

　　我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就去教育局请求他们让我儿子上幼儿园。我说，我结婚十几年，我最亲密的爱人都没传染上乙肝病毒，我们还能传给谁？想起我们几年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委屈，我禁不住当场放声大哭。我哽咽道：你们也是做父母的人，难道不能理解父母的这种痛吗？我的儿子也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他就不能上学呢？　　　　

　　教育局的官员给我的答复是：上小学就可以，上幼儿园不行。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小，抵抗力弱，现在都是独生子女，都是父母的宝贝，乙肝病毒传染给别的孩子怎么办？　　　　

　　编者：上海市卫生局和教育系统，为了保障所有儿童的受教育权；在儿童入托入园和入学体检规定中，一惯坚持不进行两对半和表面抗原筛查（在很多城市盲目筛查的情况下；也不曾丝毫动摇）。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一做法不仅很好的保障了乙肝病毒携带人群的权力，也并没有造成乙肝的流行。。。事实证明：上海市对于儿童入托入学体检免乙肝筛选的作法是十分正确的。乙肝通过日常生活接触不传播。现在对幼儿的强制性乙肝疫苗接种更是从根本上阻断了乙肝的传播途径。


50位乙肝病原携带者的绝对真实故事与“癌中之王”共舞（1）

　　作者　田虚　　　　

　　编者：在肝胆相照原创版，看到这个有中篇小说那么长的日记体纪实故事。本以为定是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文。但读了，我想所有读者都会同我一样，被作者直面人生的勇气，字里行间涌动跳跃着的幽默、感悟、宽容、警示与思索深深打动。本文描写作者从乙肝病人到确诊为肝癌期间的种种遭遇。他了悟生死的乐观态度，尤其对治癌过程中种种问题一针见　　　　

　　　　

血的剖析（见《要发财，就去当“治癌专家”》一节），或许能给病人（含健康读者）一点启迪——在今后求医或漫长人生旅程中少走一点弯路。非常遗憾，纸短情长，只能转载其中小部分与您分享。　　　　

　　癌朋友来了　　　　

　　2004年1月16日，　　　　

　　临近农历新年，天空灰蒙蒙的。下着雨，风也吹得紧，让人想起雪来。　　　　

　　1月16日，幺幺六——按照时下的习俗说起来，还是个挺不错的日子，双倍地要顺。我却遇上了一点麻烦。　　　　

　　这些日子，我的大便干燥，只是*吃通便药；口干。另外，体重也持续地下降，大约一个月下降两斤左右。后来瘦速度加快。我用朋友送给我的磅秤，磅了一磅，妈呀！怎么少去了十来斤？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过一月后再磅，又减……我有点忐忑不安了。医学常识这么告诉我，不是好兆头呢。　　　　

　　冰凉而油滑的探头，被一双同样有点凉的素手，覆在我的腹上，然后游走起来。屋子里光线比较暗。可以看见窗外，在风雨中点头的浓绿。女医生专注地盯着屏幕。她的下巴颏儿，尖尖的，很莹润。　　　　

　　那蛇一样的探头，粘滞住了。老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转啊转。　　　　

　　有问题了，我想。热血有点涌到脑子上来。如果查到癌，怎么办？我的脑袋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　　　　

　　好象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终于忍不住，“告诉我吧，”我对女医生说，“我不怕的。”　　　　

　　“有一个东西。”女医生嗫嚅。　　　　

　　“是肿瘤吧？”　　　　

　　她点点头。　　　　

　　“有多大？”　　　　

　　“九公分”。　　　　

　　“肝有多大？”　　　　

　　“十三公分”。　　　　

　　事后，我想，她应该是指肝的垂直高度。　　　　

　　这玩艺儿不算小了，我想。也问了出来。她颔首。　　　　

　　“是恶性的？”　　　　

　　这时候，屋子里进来了不少人，眼睛都往屏幕上瞄去，又看看我。他们差不多把窗外的光线，都挡住了，空间更显其窄小。我看女医师的脸，只镶着最外沿的一条光带。有点像电影里的暗夜景致。空气有些窒闷。　　　　

　　她犹豫了一会，经不住我的逼，说，“我看不大好……”　　　　

　　真相大白了。我与大名鼎鼎的癌，交上了朋友。　　　　

　　有时候，我曾经觉得过，那癌的阴影，在我周围飘忽——因为我生过乙肝；肝区有牵拉的疼痛，虽然并不严重，也可以化解；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还觉得它，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总是听到，或是看到这样的消息，某某人得了乳腺癌，某某人得了“血癌”……报纸和电视，也在提供这样的信息。不过，那都是在我的直系亲属范围之外。　　　　

　　“也不一定的，”女医师说，“还要做进一步检查。”她安慰我。　　　　

　　我从床上坐起来。按照小说或报纸上的描写，这时候，应该是五雷轰顶的模样，脸色惨白，天旋地转，我得当心这种场面的出现。我坐稳了，提起裤子，小心翼翼地，让我的脚掌，去接触地面。我的脚骨，会不会发软呢？先是五指触到了地板，然后是前脚掌，后脚掌，全部踩着了。我让身体的重量，渐次地灌注到腿骨里去，人站直了。妈的，什么事没有！双腿像往常一样，忠实而轻松地，承载着我这一百二十多斤。我甚至还感觉到了，我的胫骨，非常地坚硬，不用带护板，照样也可以踢欧锦赛。我的脸色，肯定没有发白，因为我感到有点热热的，一则因为屋子里热；二则枕头显低，有点血冲头。当然，还得稍为添加一点激动。一件新鲜事物发生了，不管它是好是坏。　　　　

　　我努力显示出从容，系了皮带，拿起那些七七八八的物什——包，化验单，帽子，手套……站到墙前的空档里去。　　　　

　　这里的光线，要比床上亮些。窗外飘进来，湿而爽的雨气。　　　　

　　“你的家人呢？”女医生问。　　　　

　　我说，“我没有家人的”。　　　　

　　确切地说，我的“小家”解体了，在1997年红五月（早年常这么称呼）。孩子在一年半之后，跑到他母亲那边去了。　　　　

　　“你没事吧？”她小心地问我。　　　　

　　我说，“没事。”　　　　

　　“你们把全部，都告诉我吧。我得自己拿医疗方案。”　　　　

　　我在吃惊和同情的目光注视下，走出里间。走出外间。　　　　

　　我到了楼道的候诊厅里。这一面的墙上，有许多带眼镜的，不带眼镜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但一律白衣白帽的“专家”们，在注视着我。还有许多治癌、治胃痛、治心脏病的广告。　　　　

　　我把背包、病历卡和那一张不受欢迎的检查报告，放到蓝色的塑料椅上。开始整理我的衣衫，刚才系得太匆忙，肚子上的润滑油，也没有擦尽。　　　　

　　我得想想。噢，这家伙终于来了，亲爱的癌朋友。下一步做什么呢？　　　　

　　“早餐！”我的肚子在向我建议，“美美地吃它一顿！”


50位乙肝病原携带者的绝对真实故事与“癌中之王”共舞（2）

　　天哪，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填肚子？书上都是这么说的，茶饭无思了。放屁！得了癌症，就不吃饭啦，更应该吃！要大吃特吃！　　　　

　　一顿饕餮早餐后，我走到我的“坐骑”旁。“要不要自己开车呢？”我暗自思忖。　　　　

　　通常的小说里，都是这么描写的，遇到这种情况，是精神集中不起来的。倘是开车，一　　　　

　　　　

会儿想到，那癌魔张牙舞爪地飞来；一会儿想到，我命真苦啊；看到街上的姑娘，就想，这美色，我是消受不到了；看到别人大包小包地从超市出来，想，我还要吃什么，用什么呢？！官没得当了，欧美不能去旅游了；或者是，我那小孩怎么办呢？我的老婆要离婚了，或者是，我尸骨未寒，她又与新欢同结连理……这么想着，车子也就撞到人行道上去了，或者是把指挥交通的警察叔叔，碾个单腿瘸。去你妈的！我神志清爽，精力充沛（肚子里，有那一海碗肉饺子打底），这会儿，就算开到上海去，也没问题。　　　　

　　我坐进车里。点火，起动，转向灯打出……挺顺溜的。　　　　

　　4月7日　　　　

　　大量的问候，随电话、E－mail驾到。还有人想登门慰问。我说，心意领了，人就不要来了。他说，他已经在门口了。　　　　

　　我由衷地感谢朋友们，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功夫来接待他们，包括接电话、回E－mail。　　　　

　　我要在这七八天之内，完成咨询、确定医疗方案，时间紧。其间，还夹着一个春节——找人难了；此外，你多少总得应酬一下。我以前对癌症，并没有多少了解，一生做过的最大手术，是拔牙和割了一次痔。那医生和病友（癌症康复协会的）的回答，又往往是相左的，颇费脑筋。别个人得了癌，尽可以躺在床上，长吁短叹，甚至向隅而泣，细细品味周身的不适，和死亡威胁带来的恐惧。有的则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那咨询和拿医疗方案的事，就由家人去搞定。而我，得自己操心。我的妹妹们，对我的那颗心，是没得说了。但是，在这种“要紧关头”，她们会拿不定主意，甚或眼泪汪汪。她们陪我上医院，听不得医生说“不祥”的字眼，任何于我不利的信息（包括化验单上的一个指标），都会像利剑似的，刺入她们那善良而柔弱的心。这真叫“锅子不滚汤罐先滚”，没办法。我的妹夫们，都是有工作的，且很忙，你叫他们来全程操持这件事，不现实。再说，我好好的一个人，干嘛要叫他们来代劳。　　　　

　　我有我的优势。当了那么多年的记者，虽然不善、不热衷于交际，那路子，总还是有一些的。你到外面去，人家知道你是××报社出来，即便是头一次打交道，给面子的，还是多。在我们大院里，几张报纸跑医卫系统的记者，我都相熟，她（他）们也好说话。这是我一生中，仰仗报社品牌最多的一次。差不多是我最严重的“以权谋私”。　　　　

　　“新闻发布会”　　　　

　　4月8日　　　　

　　我还得注意休息，既然是得了癌症，就得收敛一些。　　　　

　　如果我来者（包括电话、E－mail）不拒，那么一天到晚，就只有当接线员和公关部主任了。要知道，我在报社干了二十几年，又在本市、本省生活了全部的51年，熟识我的人、可以称我为其“庞（朋）友”的人，不会下几千号。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十几天、个把月，是完成不了这项信访接待任务的。　　　　

　　于是，我决定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　　　　

　　我开出一张60人的大名单。　　　　

　　范围框定在，家住杭州或是周边地区，经常在联络的那些朋友。匆促中，还是漏掉了一些，本该请来的朋友。　　　　

　　通知，是由几位朋友分头发出去的（打电话）。　　　　

　　时间：大年初二（1月23日）上午11时；地点：延安路上的浙江大酒店。　　　　

　　我请他们在打电话时，务必传达如下内容：　　　　

　　田虚得了肝癌。他想与大家聚一聚。聚会的主题是：叙情、迎新、鼓劲。　　　　

　　肝癌，已咨询过医生，是不会传染的。即便如此，田虚还会用卫生筷的。务请准时出席，田虚有即席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