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百年孤独"--阎连科受活-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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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便又惊又喜地盯她老半天，又问了她许多许多话，把她手里那一把小黑本儿收起来，回办公室换成了一把小红本。小红本也还是那么大，也还是只有两页纸，封皮上填了受活各家户主的名，内里一页写了毛主席的话，另一页写了有关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革命把那一打红本递给她，说你走吧，没有亏待你们受活村，按解放前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政策和比例，你们受活最少该有一户地主和一户富农，现在有你这一户地主就算了。说你连夜赶回去，明天一定要背着被子赶回来，后天公社要开一个万人大会，开会时必须斗斗你。
　　茅枝就连夜赶回村里给每家发了红本子，说红本子都是革命成分，都是贫下中农，村里只有一户地主就是她。说以后村里有什么需要地主富农做的事，她一个人就全都担下了。发完红本子，收拾了行李和铺盖，又给她那已经十一岁的女儿菊梅烧了一锅饭，蒸了一笼馍，让她吃了哄睡后，她就拿着村里惟一的小黑本，扛着铺盖往公社去受黑罪了。
　　那时候，玉蜀黍都已经大熟，满山脉都是玉蜀黍的甜。月光水一样摊在村头上，她要往公社走去时，受活人又都出来送着她，说你去吧，我们会照看菊梅的。说去吧你，革命也都是善良的好人，人家要你说啥你说啥，也就不会狠命地踢你打你了。
　　她就说，都回吧，该掰蜀黍了，我不在村里，大家该干啥儿还干啥。掰完蜀黍了就犁地，犁了地赶快把小麦播上去。
　　就走了。
　　来日的万人大会，是在柏树子街东边的河滩召开的。昔日里，流不断的河水，为了开会，几天前就被改了道，于是那满地沙石的河道就成了会场。会是公审一位现行反革命，他是一个刚教了三天书的先生。刚教了三天书，他竟敢在黑板上写毛主席万岁时，写成了石井山万岁。石井山是他的大名。他的小名叫石黑豆。原来他没大名只有小名，因为当了先生觉得叫黑豆不合适，就给自己起个大名叫石井山。井山两个字是来自革命圣地井冈山。他要告诉他的学生他叫石井山，然在往黑板上写石井山三个字儿时，竟写成石井山万岁了。
　　不消说，他犯的是死罪，是死有余辜。革命把他抓了起来时，他对他的罪恶供认不讳。
　　革命说，你知道你犯了啥罪吗？
　　他说，我知道。
　　革命说，啥罪儿？
　　他说，我在黑板上写了石井山万岁。
　　革命一拍桌子道，不准你把你写的那五个字说出口，每说一次你就罪加一等。
　　他问，那我怎么说？
　　革命说，老实交待，有啥说啥嘛。
　　他就低头想着了。
　　革命又问他，你知道你犯了啥罪吗？
　　他说，知道。
　　革命问，啥罪？
　　他说，我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
　　革命问，啥字？
　　他抬头看了一下革命的脸，说是石井山万岁！
　　革命就被气得浑身发抖，把桌上的审讯记录本和墨水瓶摔在了他脸上——
　　你再敢说这五个字就立刻把你枪毙掉。
　　那我怎么说？
　　你自己想一想。
　　他又低头想了想。
　　革命问，你知道你犯了啥罪？
　　他说，我知道。
　　革命问，啥罪？
　　他说，我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
　　革命问，啥字？
　　他又瞟了一眼革命的脸，不说了，用手在那地上把那石井山万岁五个字写出来。革命就气得脸色铁青，挥身发抖，说他妈的，你写出来比说出来更该罪加一等、再加一等。
　　这加一等、加一等、再加一等，就决计把他枪毙掉。枪毙就要开万人大会公审他，公审就须有一个陪审的人。时间正是在秋收前的一个集日，说是万人大会，那一天河滩上最少去了五万人。一里宽、二里长的河道上，人头像了摊在麦场上的黑豆粒。而且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那证明他们身份的小红本。秋天的日头在天空黄爽朗朗，温暖像文火一样烧着、飘动着。沙滩上的人们，是从左右十里、二十里、几十里的乡下赶来的村落庄子的人，为了开会又赶集，就把那河滩挤得水泄不通。那胸前的红本儿，便红成了一片火海，其热闹的景光，直到三十年后，受活人在魂魄山上出演绝术才又出现过，余其的光阴里，是谁都未曾见过的。人挤着人，肩靠着肩，吵嚷挤着吵嚷，如万马齐鸣样。可就在这空前绝后的景光里，茅枝婆首先被革命捆着绑着带到万人大会的台前。因为她是女的，因为是拐子又没有让她拄拐杖，尽管有两个人架扯着她，她还是走路一歪一仄，像三只腿的蚂蚱在台上跳着样。这一跳，她脖子挂的纸牌就摇来摆去，系纸牌的绳子就把她的脖子磨出了一条红血印。那时候，她才过四十岁，头发乌黑，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对襟衫，没有绾着的乱发，在布衫上飘着就如水面上漂着一蓬草。那挂着的白纸牌上，写了反革命、女地主六个大字，像为了明证那六个字，她新近领到的那个小黑本，也被贴在那六个字的正上方。
　　她一到那台上，数万人的会场便如被挨了一闷棍样静下来。
　　谁能想到，带上来的竟是一个女的、一个瘸子。
　　审问也就开始了。
　　她被按着跪在台前，一脸死灰苍白，嘴唇又青又紫，像一张白纸上画了两道菜色的线。然后那流水样的一问一答便从大喇叭里播到河滩的旷野上。
　　问，你是啥成分？
　　答，大地主。
　　问，犯了什么罪呀？
　　答，现行反革命。
　　说，把事实经过说一遍。
　　她就说，我不是红军战士，可我硬说我到过革命圣地延安。我不是革命后代，可我硬说我爹娘都在省城那儿参加过丁卯兔年的铁路大罢工。我不是党员，可我硬说我当红军时候就入了党。我说我是红军我却没有红军证，我说我是党员我也没有党员证。其实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是躲藏在耙耧山脉里的大地主。我家解放前有几十亩的地，有几头牛和一辆大马车，还有长工和短工，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她说，革命呀，同志们，贫农下中农们，你们看一看，我罪该万死吧，该和石井山一道枪毙吧。
　　人家就又问，解放前你家吃的啥？
　　她说，啥好吃啥。吃不完的白馍、扁食倒了喂猪，也不让长工、短工们吃。
　　问，穿的啥？
　　答，绫罗绸缎。连马棚屋的帘子都不是秫秸秆，都是黑绸缎子。
　　问，解放后这些年你在干啥呀？
　　说，我日夜都想着变天，重过解放前那吃不忧、穿不愁的日子。
　　就不再问她了，就对着台下的成千上万的人头唤，对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和女地主，社员群众，你们说咋办呀？！
　　台下就举起了林地样胳膊叫着答：
　　枪毙她——
　　枪毙她——
　　那狂呼乱叫的应答就决定了她的命道③。在审完了那教了三天书，名叫石黑豆又叫石井山的先生后，把他拉到河滩头地上枪毙时，也把她拉架到了那儿去，让她和石井山一块跪在挖好的一个土坑边，都在他们的后背上插了枪毙时才插的木牌子。日光明丽，白亮亮照在河滩上。天空是一世界的碧蓝色，连一丝一朵的白云都没有。河滩大堤那边的玉蜀黍已经该掰了，缨儿干成黑红挂在棵秆上。空气里有黄灿灿的玉蜀黍的甜味，也有人群跟着跑动、挤拥、狂呼的汗味。时候到了革命要开枪的时候里，那才二十二岁的老师石井山，吓得如一摊泥样瘫在土坑边，有屎尿的臊臭从他的身下漫出来。可是她，中年茅枝，这时候忽然脸上的苍白就没了，嘴唇上的青紫也没了，她跪在那，平静得如人在道上走累了，跪在那儿歇息一会样。
　　革命到那很快要死去却还活着的小伙子身后问，还有啥交待吗？
　　他哆嗦着说，有。
　　革命说，说吧。
　　他说，我媳妇快要生产了，烦你给她带个口信，交代她把孩子生出来，就把孩子弄成聋子或瘸子，让她带着残缺的孩子往耙耧山脉的深处走，人家说那儿有一个村，全是残人们，因为全是残人们，就哪个地区、哪个县、哪个公社都不要，都不管，自己种地自己吃，日子闲散受活，和天堂一样。你让我媳妇和孩子去那吧。
　　革命就在他身后应着冷冷笑了笑。
　　茅枝就望着那个年轻人，想和他说些啥，可革命又到了她的身后问了话，你还有啥话要说吗？
　　她说，有。
　　革命说，说吧。
　　她说，我死了烦你跑一趟腿，告诉耙耧深处受活的残人们，让大伙一辈子啥都可以忘了去，可千万要记住退社的事，千万要退回到往日那没人辖管的日子里。
　　她说完了，那跪在她身边的小伙子便怔怔地望着她，想要问她一句啥话时，身后的枪响了，他便如一条装满粮食的麻袋样，倒在了他面前的土坑里，溅起的血粒，红珠子样射到茅枝的脸上和四围的沙地上。
　　茅枝呢，自然还活着，原来她就是被拉着去陪跪，枪响那当儿，她身子晃一下，像是被人在身后推了一把，想往那坑里倒下去，可那一推的力气小，只晃了一下就又稳稳跪住了。
　　陪跪完了后，她在公社门前的道上扫了半月街，被准许回到村子时，那村里便多了一个人，是位年轻媳妇，刚生孩子没几天，孩子圆全着，不知她怎么就成瘫子了。她说她说啥也要在受活过日子，说啥也要成为受活的人。说她从小会刺绣，能在牛皮纸上绣出花，说让她住下来，谁家要啥她就能给谁家绣啥儿。
　　她就在受活住下了，茅枝还给她发了一个小红本，她就每日护身符样戴在脖子上。
　　可是，红本也有红本的灾。那灾虽和黑本的灾情不一样，苦难起来是一点也不比黑本的小。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的。茅枝每天都在柏树子的大街上，扫扫街，挨挨斗，可村里的工分还是给她依旧记着的，粮食也还是给她分着的，回到村里时，反倒被人们敬着了。左邻和右舍，聋子家或是瞎子家，哑巴家还是傻呆家的圆全人，见她回来都要到她家里问问好，都要把好吃的馍饭端给她。原是要做种子的耳瓜生⑤，从哪儿弄来藏着的黑桃、板栗什么的，孩子们用碗、媳妇们用她的大衣襟，兜着、端着都送到她家了。
　　她主动独自替村人受了黑灾、黑罪，人们便有了红运，也就越发把她看成了村里的一个人物。
　　然在三年两年之后，满世界都要修梯田⑦，公社便把各村落、大队的凡有红本的，都云集到耙耧山脉外的岭梁上，把一面坡、一面坡地按人头分到了各个村子里。受活人也自然分得了一面坡。革命是不管你是不是残缺的，只看你从革命手里领走了多少小红本。一个红本必须在一个冬季修出两亩的梯田地，受活村有三十九户人家都是红本儿，革命要求村里最少得修出七十七亩梯田地。如此，那红灾红罪的苦役也就开始了。好像满世界的坡上都住了村落的人，都插了红旗，贴了红标语。一世界红得都如烧了荒，热热火火着，烂烂灿灿着，满天下都是头的刨地声，都是铁锨铲土、撂土的刷啦声，都是为修理铁锨、头的铁匠炉的打铁声。
　　受活不用说是家家户户都如圆全人一样出动的，都吃住在了那片荒坡上。因了亩数是按着红本分下的，红本儿又是按着家户下发的，受活人无论你家如何残缺，无论你家五口人，有三个是瞎子，还是七口人，有五个是瘸子，再或你家只有三口人，有一个是圆全，可他才几岁，就这样的人家里，男的是瞎盲，女的是瘫子，瘫子是依着男人的腿拉了车子来回走动的，瞎子是依着瘫子的眼过着日子的，这时候，也都给你家分了必须在冬天完成的两亩梯田地，你也就得想法子、设法儿，要修造那两亩梯田地。
　　都想了什么法？在各家梯田修到三成有一时，村里有一户瞎子家，他爹在大雪天里举着头刨着地，刨着刨着他把头放在地边上，摸了摸他那十四岁也是瞎子的孩子的脸，又拉了拉她那不是瞎子、却是瘫子媳妇的手，说我去一会茅厕，他就到梯田的沟边上，她媳妇在后边大声说着往东拐、往东拐，他却偏要往西走，便跳到沟底寻了短见，身骨子摔得七零八落。
　　革命便免掉了她家要修的两亩梯田，让她家回到耙耧深处埋人了。
　　还有一户，全家是世代遗传的小儿麻痹症，五口人，三个孩子都是麻秆腿，有一天，爹去梁上铁匠铺里锻头，走着走着就吊死在了路边上，革命也让他家回村埋人了。
　　再有一家都是圆全人，可却没男人，只有做娘的带着一个十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修梯田，修着修着，娘就笑着问她的女儿说：你们想回村子里歇着吗？
　　女儿说，想。
　　她就说，那你们准备准备明天就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