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蛇头-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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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次出国，他们俩各自背上合计十几万元的债务，仅利息每个月都必须支付1000多元。倘若想一想住在大城市的华人月平均工资仅三四百元这一现实，就不难理解这笔债务的沉重。日复一日地幽闭在莫斯科的旅馆中，伸长脖颈等待不知何时才能露面的蛇头，其焦灼的心情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
听说球老蛇驾轻就熟的路线是经由捷克偷渡到德国去，那么这次的最终目的地应该是德国吧？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老林“咝——”的一声狠狠地往肚子里吸了一口烟，而从嘴里吐出来的烟却带着一声长叹。
老林他们以偷渡的方式入境俄罗斯，所以没有俄罗斯入境签证。而为了申请捷克的入境签证，必须由俄罗斯出入境管理处签发所谓丢失俄罗斯入境签证的证明书，代替入境签证进行办理。对俄罗斯的政府官员，只要塞上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对于这一点，甚至初来乍到俄罗斯的老林都觉得满有把握。但是问：“能有100％的把握到德国吗？”却有气无力地回答：“那只好相信老板的实力了。”
就是偷渡德国成功，也不值得那么高兴啊。我的第一目标始终是日本。在日本一个月赚到的钱，在德国得干四个月。连美国也不如日本。我们村子里到美国去的伙伴，据说起初一个月仅能拿到八九百美元。这样比起来，日本最容易打工，一个月还有赚五六十万日元的。我借了这么多的债，必须赶快还上，否则利滚利，承受不了哇。即使偷渡到德国，也赚不到几个钱，如果有从莫斯科去日本的方法，那么我立马转向去日本。
老林又是一声长叹，422号房间笼罩着沉重的气氛。我转变话题，就问：“大家将来怎么打算的？”
将来？是问我们的将来吗？我们只读过小学二三年级。不要说外语，中国的普通话都说不好哇。除了干那种外国人不愿意干的卖力气活儿、赚点儿钱之外，没有别的能耐。明知道在外国生活不易，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不能回老家了。已经失败过一次，又借了很多钱。如果这次偷渡再失败被强制送回中国，那只有全家自杀的一条路，因为我们全家已经无法忍受这种负债的生活了。
我转变话题，本打算让大家轻松一下，但适得其反，房间里的气氛更加沉郁。422号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中国新出版的世界地图，但是，是沿着那地图上标示的哪条铁路线、哪条航空线来到莫斯科的？今后沿着哪条路线到哪里去？这些问题，老林他们一概不知。即使可以从蛇头那里打听，他们也不能在地图上向我说明。因为他们不仅不会看地图，连汉字也认得不多。
住在422号房间的两名福建省三明市人也和老林半斤八两，在莫斯科没有护照，对自己在中国国内的住处，也只知道市和区，再具体一点儿就说不清楚，到现在连一封信都没有寄过。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即使想要签发旅行证明代替护照，那也很麻烦，因为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
第三章 繁忙的俄罗斯偷渡路线年轻蛇头球老蛇的灾难
我想采访引导老林一行偷渡的球老蛇，几次和他约定交谈的地点，但他总是支吾搪塞，不讲实话。人虽然年轻，但却相当老练。在我快灰心的时候却遇到机会。
正如前文介绍的那样，“四海旅馆”租赁的五层楼房实际是列宁国立教育大学的学生宿舍，二层和三层是仓库和办公室，五层则住着44名教育大学的学生。
在列宁国立教育大学的学生宿舍开旅馆，这种事儿可能让人觉得奇怪，其内幕是这样的。
克里姆林宫的一位权贵有一个芳名卡佳的金发中年情妇，据说她向大学的负责人提议出租学生宿舍创收，就可以弥补因激烈的通货膨胀而造成的国家教育预算的不足，大学当局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卡佳搭桥牵线，就把学生宿舍出租给“四海旅馆”的华人老板。
签完合同，据说卡佳当场撕毁应该交给“四海旅馆”的合同副本，显然绝对不能留下这种把国有财产擅自用于赢利目的的任何证据。
租金为三个月30万卢布，这些钱都是她与校方平分。但实际上除了这30万卢布之外，“四海旅馆”的老板又拿出来12万卢布给卡佳，五六万卢布作为协助费给学生宿舍的有关人员，当然账面上做得不留痕迹。当时的外汇牌价是一美元兑换300卢布，如果考虑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那么就可以看出旅馆老板支付的租金是相当高的。
但是，看到“四海旅馆”生意兴隆，半年后卡佳他们突然提出租金加倍的要求。对此，经营“四海旅馆”的老板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似乎也有意答应提高一定租金的要求，但是要求加倍却太强人所难，已经大大超出市场的行情，所以断然拒绝。
听到老板的答复，卡佳发疯似地打出王牌：“合同日期已到，三天之内请从这里搬走。否则报警驱逐。”
第二天早上，“四海旅馆”的电话线被掐断，“四海旅馆”倒闭的流言蜚语在住宿客人中间传得沸沸扬扬，球老蛇听到这种传闻，为了把老林一行转移到新的住宿地，在发布撤走命令的两天后来到“四海旅馆”。这里和其他大多数旅馆一样，在客人离开时结算住宿费和餐费。
球老蛇搬出“四海旅馆”的消息肯定是传到窥探巨款携带者的北京歹徒的耳朵里。那天在球老蛇露面之前，我已经发现一伙凶神恶煞似的五六个人守候在“四海旅馆”，碰巧其中有我认识的人。
和“四海旅馆”结算完了的球老蛇似乎发觉周围的异常气氛，显得心神不定。再一看，走廊里的球老蛇被刚才看见的那几个汉子围住，推进一间空客房。过了一会儿，球老蛇从客房里跑出来，我知道采访他的机会只能在今天，就在站着观察这一切的走廊的尽头向他招呼一声。没想到他突然抱住我，颤抖着声音哀求：“大哥，救救我！”
我忙把他带到一层，他脸色煞白，我安慰他说：“我跟你在一起，没有什么危险。”但他好像确实吓坏了，我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只是不停地哀求：“求求您了，用您的车送我到安全的地方去！”我只好说：“那么你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到上面取点东西就下来。”就急忙跑上楼梯，回头一看，球老蛇钻进楼梯旁边的女厕所。
我拿着行李返回一层，带着球老蛇走出“四海旅馆”，等在外面的北京歹徒呼啦一声逼过来。糟了，当时我很紧张。碰巧，那位相识的人带着几个大汉跑过来，狠狠地抓住球老蛇的衣服领子骂道：“今天，看在从日本来的莫大哥的面子上，留你一条狗命。你别让我们看见你第二次，要是再落到我们手里，你这个专干骗人勾当的畜生，就别想能像这次这么便宜！”球老蛇只是“是，是”地答应着，不敢辩解，显然是有什么小辫子被人家抓在手里。
我让球老蛇上车，把他带到认为安全的地方。欠我一份救助之情的球老蛇终于约定第2天接受采访。
第二天傍晚，我在地铁修金斯卡亚站附近会见球老蛇，在车站附近面对奴毕高瓦大街的饭店喝点儿酒之后，情绪颇佳的球老蛇说带我到他的窝点。在修金斯卡亚站附近登上出租车，球老蛇指路，不断命令出租车左拐右拐，我马上明白他是故意多绕弯儿。
球老蛇住的窝点，在郊外一个大型住宅区中，是四层的3LDK，宽敞，设备齐全，甚至还有松下电气产的无线电话。从昏暗寒冷的室外踏进通着暖气、灯光明亮的室内，几乎让我觉得是来到另一个世界。在这个窝点，住着球老蛇和年长他8岁的“临时情妇”。此外，还有五名和他或“临时情妇”关系亲近的偷渡者，全都是20多岁的福建省长乐县的年轻人。其中两人据说在长乐县经营着私人企业。
在窝点又喝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酒，酒劲儿上来的时候，球老蛇和我进到隔壁的房间，终于开始了采访。
我从19岁的时候就开始搞这一行，为了在外国生活，这也是没有法子。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200～300人出国，但几乎都是乡里乡亲的，赚不下几个钱。
最近，莫斯科变成魔鬼横行的世界，昨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时时刻刻都危机四伏。昨天，在他们的面前我不敢说，实际把我推到房间里的时候，他们掏出暗藏的手枪，顶着我的脑袋要钱。幸好昨天事前我向四海旅馆的老板问清应该支付的金额，没有多带钱——如果不赶快从这个行当中拔出腿来，很可能要倒大霉。怎么样？请帮我一把吧！我想去日本，我会重谢您的。您熟悉日本情况，只要您拉兄弟一把，我肯定能去日本。
关键的问题只轻描淡写的一两句，马上就把话题转到他的身世上，这个球老蛇年龄虽小，但老奸巨猾，似乎既无诚意也不近人情。
我拒绝说：“我没有那种能力。”
“不，不，您不要那么说，一定给我想想办法。我不会让您为难，不必考虑和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只我自己就行。我不会和大我8岁的女人结婚的，只一个人，您总会有办法的。像做您这样工作的人，肯定交际广，只要想帮忙，多少人都不在话下。”
结果，他反客为主，逼得我无法拒绝，只好说：“如果真想去日本，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办理正规入境的手续和方法。不过，你一定得让我再见一次离开四海旅馆的老林他们，我还想向他们了解一点儿情况。”我明白从球老蛇身上挤不出牙膏，就提出来交换条件，他当即答应“就那么办吧”。
但是，在约定回话的第二天，球老蛇没有和我联系。我下面的采访日程迫在眉睫，所以很焦急，打电话催促，回答说再等一天。
第三天的大清早，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拿起听筒，里面传来愤怒的声音：
“我是老林，因为对你讲了多余的话，陈老板（球老蛇）向我发火，说‘再去向从日本来的那个姓莫的讲偷渡的事儿，就撕碎你的护照，把你丢在莫斯科’。求求你，别找我了。我明天离开莫斯科，去德国。”
电话挂断。恩将仇报！球老蛇和他那张少年式的天真无邪的脸相反，心黑手狠。我怒气冲冲地马上给球老蛇打电话，想要让他把话说清楚，但是接电话的是他那位年长8岁的“临时情妇”，她冷冰冰地告诉我球老蛇“已经乘坐昨天下午的列车去了乌克兰”。我被这个20多岁的毛孩子玩弄了！我悔恨得直跺脚。我太善良，今后球老蛇你再落到北京歹徒手里，还指望我救你第二次吗？我走在雪花漫天飞舞的莫斯科的大街上，自语。
莫斯科偷渡路线，是由偷渡者的眼泪和蛇头那不知餍足的欲望构筑起来的路线。雪越下越大，寒冷的莫斯科的冬天又到了。
第四章 缅甸—泰国偷渡线上的悲惨经历一个“青田人”的自述
一个来自浙江青田的偷渡客，跟随一个蛇头从缅甸偷渡欧洲。一路上他历尽艰辛，被人“出售”成为蛇头的“生鲜货品”，失去了钱财，也失去了自尊和自由。但是他只能在这条“不归路”上继续走下去……
以音乐之都、维也纳森林、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以及斯忒藩寺院而举世闻名的维也纳，近十年来作为新华侨最成功的都市而驰誉华人中间。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这座城市却成为华人偷渡路线上的重要中转地。
在维也纳市内的奥地利侨居华人总会，我见到华文杂志《欧华》的主编常恺先生，说明采访有关偷渡情况的来意。我的话音刚落，他就露出一脸意味深长的笑容，说“给你看样你感兴趣的东西”，便拉开抽屉，拿出几十页原稿来。
讲老实话，关于豁出巨额金钱偷渡到外国的故事，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偷渡者来到我这里无一不痛说为了偷渡如何如何闹得倾家荡产，现在如何如何窘困，而且最后讲的又都是同一句话：“给我介绍份工作吧。”所以，一位熟人把他刚偷渡到西欧的亲戚——一个45岁的男子领到我这里的时候，知道是来求我找工作的，我就一肚皮的反感。我一边干着手头的工作，一边由他信口讲述偷渡冒险的经历。可是听着听着我大吃一惊，他讲述的经历比以往听到的任何偷渡冒险的故事都更危险，更悲惨。正视这一事实都需要巨大的勇气。
我赶忙中断手头正干着的工作，拿来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