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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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描述清楚又是一本书，这里就不描述了。好在这件事情曾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在网上很很地热闹了一把，现在把网上的一则最有代表性的帖子抄录如下，情况也就基本上明白了。
网上帖子：
从清除“十元店”看深圳文化
天气骤冷，我很是为那成千上万的被清理出“十元店”的同胞们担心。
最近几天，深圳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清理“十元店”的行动，据说这是“静畅宁”工程的一部分，于是开展的轰轰烈烈，各媒体还专门做了现场报道。报道说，仅在第一天的一次清楚活动中，就清理出住店人员三千多人，后几天的战果更加辉煌。
我不知道这三千多人今天晚上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被清理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居住在自己祖国的国土上。
宾馆肯定是不能住了，因为住“十元店”的基本上都是穷人，如果能住得起宾馆，想必谁也不愿意挤在“十元店”里。
据说清除“十元店”的主要原因是那里面藏污纳垢，并且在第一天清理的三千多人中就果然抓住三名犯罪嫌疑人。三千多人里面有三个犯罪嫌疑人，即便嫌疑人最后被确定果然是罪犯的话，我也不认为这是株连其他三千多无辜者的理由。况且，千分之一的比例实在不算太高，远远低于深圳高官当中腐败分子的比例，警察为什么不把深圳的高官也全部清理一遍？再说，即便是警察队伍本身，恐怕也不敢保证你们中间的害群之马的比例低于千分之一吧，是不是正人先正己，先把自己清理一遍？
说到底，居住“十元店”的都是穷人，或暂时相对贫穷的人，所以有关部门才敢对他们大动干戈，所以他们才能被清理出去。
穷，或暂时相对的贫穷，不代表他们就应该被清理，甚至不能代表他们的素质就低，更不代表他们的人格就低。我们中的很多人在来深圳之初可能都有过住“十元店”的经历或与住“十元店”类似的经历，难道我们的素质和人格就低吗？笔者自己虽然没有住“十元店”的经历，但是我有个侄女住过。侄女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来深圳，一开始就是住在“十元店”的，直到找到理想的工作搬出“十元店”之后，才跟我联系。我责备她：为什么不早跟我联系？为什么要住“十元店”。侄女回答：为什么要依赖你？我一个双硕士难道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吗？我相信，住“十元店”当中的许多人无论是素质还是人格都不一定比那些把他们赶出“十元店”的人差。正因为他们的素质和人格都不差，所以他们才不愿意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才千里迢迢怀着美好的憧憬来到深圳。正因为他们的素质和人格都不差，所以他们才宁可暂住“十元店”，也不愿意去打扰自己的亲朋好友。正因为他们的素质和人格都不差，所以他们才不愿意去工厂做一般性简单劳动，而继续往返于“十元店”和人才大市场之间，寻求自己最合适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昨天的我们，他们是深圳的未来，他们是深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才保证。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寒风中呢？为什么我们在清除“十元店”的同时，不能为他们提供“八元店”或“二十元店”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深圳文化的问题。
关于什么是深圳文化，最近的讨论很多，特别是刚刚结束的读书月活动，请来了许多文化名人，大谈了关于深圳文化和深圳文化的定位问题。关于深圳文化的核心到底是移民文化还是效率文化的问题，争论最为激烈。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到至少三千多名同胞被清理出“十元店”而将在寒风中度过漫长黑夜的时候，这种无聊的争论应该结束了，因为如果深圳文化的核心是移民文化，那么这种文化折射出的基本政策和现象就应该是保护新移民或准移民，而事实情况是，把这些抱着美好的愿望投入深圳怀抱并且暂住在“十元店”的同胞统统赶到了寒风中。所以我以为，深圳文化的核心是效率文化，而不是移民文化。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承认深圳文化的核心是企业文化，却否认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效率文化，只能说明她没有做过企业，不知道企业就是创造效益的工具。事实上，只有以效率和效益为核心的文化，才能派生嫌贫文化，才能解释这种把暂时相对贫穷者赶上街头的现象。
深圳的效率文化由来已久。早在二十多年前，深圳建设特区之初，就率先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并且这个口号一度被推崇到极至。应该承认，效率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深圳的建设和发展中起过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比如三天一层楼，比如办事不拖拉，比如人际关系简单，比如对新事物的快速接纳，比如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当深圳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国际大都市之后，还是这样一切以效率和效益为核心，以至于整个社会表现为浮躁和缺乏人情味，表现为主流社会和甚至政府政策都带有急功近利性，这就危险了。比如办大学是一个不能立刻产生效益的事情，于是，一个号称中国最发达最现代化最重视文化建设的总人口将近七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居然只有一所正规的大学。比如进户口看学历，明显地搞学历歧视，全然不顾一个城市常住人口的三维性，如果都是由高学历者组成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的文化还是人格健全的文化吗？这个城市还有立体感吗？还有安全感吗？笔者的一个老乡，中共党员，退伍军人，在深圳当了十年的保安，三次立功，最近还是回内地了，走的时候说：真想干点坏事才走。听的我毛骨悚然。我想起了“深圳小野”，一个已经成为深圳球迷品牌的东北小伙子，在深圳生活了十三年之后，由于不愿意买文凭骗深圳户口，黯然离去。我想到了烟草广告，其他城市已经不让做烟草广告，但是深圳从机场到市内一路全是烟草广告，因为做烟草广告效益最好效率最高。
深圳的文化建设都是以效率和效益为核心的。每年花几百万搞的读书月被内地学者称为做秀。读书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用“大跃进”的方式来读书。《人民文学》和《收获》想在深圳开深圳作家作品研讨会，由于涉及五万元的费用，被断然拒绝，最后，两个研讨会分别移至宁夏和安徽，不知道宁夏和安徽是比深圳更能出得起这五万元还是更重视暂时没有效益的纯文学活动。
我很担心那些被清理出“十元店”的同胞今夜是不是寒冷，我更担心一个过分强调以效率和效益为核心文化的城市是不是早晚会让人寒心。
第六章什么是深圳人？
30
发帖子的人不留姓名，其实不用留姓名，从文风看，也能看出这是一个文人写的。文人就喜欢悲天悯人，甚至是无病呻吟。事实上，那天并没有多少大学生真的露宿街头，至少郑大宽就没有露宿街头。因为警察的工作并不彻底，或者是执行任务的警察同情大学生，所以故意网开一面。他们只是把大学生赶上街头，而并没有把他们抓起来；他们只是把十元店里面的铁架床拆走了，而没有把整个楼房拆掉。事实上，他们恐怕也没有权力把大学生们抓起来，更没有权力把八卦岭的房子拆了。既然如此，那么十元店就等于是还存在，因为深圳对内地大学生的需求还存在，深圳的就业市场还存在，大学生在深圳通过应聘获得工作和发展的机会还存在，而与此同时，政府在取缔十元店的同时又没有出台合乎管理要求的替代廉价住宿场所，所以，十元店存在的客观要求没有改变，既然客观要求没有改变，那么十元店肯定就会继续存在，而且必须继续存在，否则，造成的后果更加不利于“静畅宁”工程。
那天警察在捣毁十元店之后，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各奔东西，比如自己找廉价的小旅馆，找那些离人才大市场稍微远一点的暂时还没有被清理的十元店，还有一些干脆厚着脸皮给已经找到工作的同学打电话，甚至是给父母的同学或同学的父母打电话，请求暂时的留宿。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坚守在八卦岭，坚守在好又多量饭东面的小广场上，茫然地等待着什么。但到底等待着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至于郑大宽，他与这些大学生一样，一起坚守，一起等待。而没有选择给自己的女朋友娄丽琴打电话，也没有选择个自己的亲戚兼同学王哲宇打电话。其实他要给娄丽琴打电话非常方便，因为娄丽琴已经告诉郑大宽她有手机了，并且还告诉了郑大宽她的手机号码。当然，娄丽琴在告诉郑大宽的时候，没有说她的手机是老板给的，而是说是公司配的。其实说是公司配的也不能算错，因为王子塑胶厂是老板的独资企业，老板送的就等于是公司送的，至于“送”和“配”，要不是死劲钻牛角尖，还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大的区别。虽然从字面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从听觉效果上区别就蛮大，至少在郑大宽听起来区别就蛮大。比如当时，郑大宽听娄丽琴说公司给他配手机了，就丝毫没有异样的感觉，就觉得很正常。既然感觉很正常，那么就真的很正常。事实上，正常还是不正常不就是在于人们的感觉吗？
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不是好事。特别是当他们因为同一个原因聚集在一起，就更不是好事。果然，这时候就有人提议：到市政府门口静坐去。
提议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响应的声音不小。
“好，静坐去！”
“静坐去！”
“静坐去！”
郑大宽是做学生干部出身的，这时候他知道，如果冒出一个说话激烈的，在里面一煽动，这个人马上就会成为领袖，至少可以充当临时的领袖，而且，在这个临时领袖的带领下，这伙人没准就真的浩浩荡荡地向市政府进发。那么，就真的可能引发一场大的事件。
有那么一刻，郑大宽脑袋差点发热，他真想站在露天咖啡桌上，振臂一挥，说出一些过激的话，然后带领这些人向市政府进发。
但是他仅仅是想了，而没有真这么做，没有真这么做的原因是他并没有感到绝望。不要说没有感到长远的绝望，就是眼前的绝望，他也没有。因为，即便他不给娄丽琴打电话，他也有地方睡，比如去办公室睡。他比划过，如果把三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办公室就真的能睡觉，而且睡觉的条件还不一定比十元店差。
这么想着，他就突然想到了老板娘。老板娘在哪里？老板娘今天晚上睡在哪里？
郑大宽快速离开小广场，上楼，找老板娘。
上楼之后才发现，根本就不用“找”，也不用他操心，老板娘正在打扫卫生收拾房间呢。
“你来的正好，省得我下去喊了，”老板娘说，“快去叫他们回来吧，没事了。今天晚上先将就着住一晚上地铺，我就不收钱了，明天就去旧货市场买床。”
郑大宽没想到老板娘这么乐观，在他看来天大的事情，怎么在老板娘看来根本就没事呢？但是郑大宽还是有些疑惑，问：这么多床，旧货市场一下子能提供那么多吗？
“你放心，”老板娘说，“你以为这些破床警察能把他们拉回派出所呀？”
“那拉到什么地方？”郑大宽问。在郑大宽看来，既然是被警察没收的东西，那么当然就只能是拉到派出所，如果不拉到派出所，那么就是拉到公安局。一样，反正派出所是公安局的派出机构。
“不管拉到什么地方，”老板娘说，“反正明天的归宿是旧货市场，最后的归宿还是回到各个十元店。”
老板娘说的胸有成竹，仿佛她经常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把问题看的非常透。当人把一切都看的非常透了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问题的本质了，当一个人只描述问题的本质的时候，那么，他就基本上是哲学家了。
老板娘是哲学家？
幸亏郑大宽跑回广场上喊人，其实在郑大宽跑回广场上喊人的同时，其他十元店的老板或老板的代言人也都陆陆续续跑回小广场上叫人，否则，这些落难的大学生没准就真的向市政府进发了。所以，郑大宽后来想，真正维护深圳“静畅宁”的恰好还正是十元店的小老板，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地把大学生叫回到十元店，那么，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真的浩浩荡荡往深圳市政府一进发，深圳还能“静畅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