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文集-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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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地放弃已见，把新计划大大歌颂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 下游河治。”
黄万里认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
现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项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
它违背了“水流必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泥
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 陕西去了。
三门峡水库 1957 年 4 月动工，1960 年 9 月建成。黄万里的预见不幸被言中，
第二年上游泥沙就开始淤积成灾。黄河上游两岸淤泥逐年增多。1962 年 3 月，潼
关河床淤高 4。6 米。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窒息了渭水航运。到了 1966 年，库内
淤积泥沙已达 34 亿方方米，占总库容 44。4％。三门峡水库已经成了死库，不得不
在坝底炸开几个隧道大孔，冲刷泥沙。由于泥沙淤积，上游河水连年泛滥成灾。
1972 年水库回水末端向上游延伸至临潼，流沙距西安市仅 13。6 公里，严重威胁
着古城西安。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不得不从 1965 年重新动工改建，直到 1973 年
12 月改建工程才最后完成。
《中国作家》1996 年第二期冷梦写的《黄河大移民》，叙述了三门峡坝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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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黄河干流淤没了几十万亩地，4 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
痛苦万分。水利发电工程学会七位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高级官
员看了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同时潼关淤高了 2 米，循淤积比降向渭河
上延，陕西碱阳也淤高了 1。5 米。这使渭河洪水位抬高了 2 米，地下水位和含碱
区也都抬高，损害了沿岸农民生计。所以，黄河仍然没有治理好，只是把灾难从
河南搬到陕西。可黄万里却被打成右派，直到 1978 年才被摘掉“右派”的帽子。
黄教授说，他有生以来遇到过三次特大洪水，其中包括 1931 年和 1954 年的
两次大洪水，但这次长江全流域洪水，雨量大、时间长，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中
外一致认为治河策略只有四种，即蓄（拦河截流）、塞（筑堤防洪）、浚（浚深河
道）和疏（溢洪疏导）。如此大的洪水证明：全流域治水应综合考虑这四种策略、 全面规划各种工程。
在三峡筑坝前，黄教授曾三次上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如今的三峡工程，木
已初成舟形，黄教授希望改变设计，使四川盆地不受灾害，而已成工程尽量发挥
其最大可能的作用。他建议将坝高降低，以不淹没万县为度。另加隧洞或排水道，
使砾卵石、泥沙畅通出库，并恢复郝穴等出口，将沙石也输往江北洼地，抬高两 岸田地，并确保武汉的安全。
（责任编辑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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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教授和他的江河缘 *
——访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黄万里先生
黄万里小传 黄万里，原籍江苏省川沙县，1911 年 8 月 20 日出生于
上海，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之子。1932 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攻
读铁路、桥梁专业。1934 年赴美留学。1935 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
程学硕士学位。1936 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学习。1937 年获美国伊利诺斯
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同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回国，从事水利工程和治河
工作，先后任旧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四川省水利局等部门的工程师、
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及总工程师。东北解放后，受聘任东北水利局顾问。
1950 年至 1952 年，任唐山铁道学院教授。1953 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水 利工程系教授。
记者：对于今年我国长江、嫩江等南北大江河的特大洪灾，不少水利专家和学者
都在痛定思痛，重新思考治水方略。作为老水利专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黄万里：我今年 87 岁，昨天刚刚过了生日，这样的特大洪水，我有生以来遇到过
三次，包括 1931 年和 1954 年的两次大洪水。但这次洪水，雨量大、水位高、
持续时间长、受灾区域广，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常言说，“兵来将挡，水来
土掩”。但治河策略并非只有一种，而是四种，即蓄（拦河截流）、塞（筑堤防
洪）、浚（浚深河道）和疏（溢洪疏导），这是中外水利专家认识一致的地方。
中国全流域治水应综合考虑这四种策略、全面规划各种工程，尤其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特大工程。
记者：反思这场洪水，除了自然的因素以外，有没有某些人为的因素？
黄万里：当然有，但主要是天灾。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多都以生
态资源的透支为代价，这些教训足够深刻，幸运的是大家开始有所认识，有的
* 记者录音采访，时间：1998 年 8 月 21 日，地点：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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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也开始决定对自然界进行补偿，采取了不再砍树、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等
措施，这是好现象。但是，人们习惯于重视经济、轻视生态；重视近利、忽视
远虑。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个问题解决
不好，大自然是要报复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兴建和后来不得不改建的实 践就是一个例证。
“反对三门峡修坝，历史证明我是对的 。”
记者：我曾看到一个材料，是清华大学水利系主任在庆贺您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
寿辰会上的讲话，其中谈到：“全国解放后，黄先生热心国家建设，勇于发表自
己的意见。早在五十年代，黄先生就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建设坦诚地提出了意见，
指出修建三门峡水库，将导致潼关以上河道的淤积，并提出了保留施工泄水洞
的建议。”作为当事人，您能不能详细地谈谈当时的情况？
黄万里：五十年代，中国请苏联拟了一个在黄河下游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 年
苏联专家开始为治理黄河拟定了一个计划轮廓，水利部召集一些学者和水利界
的工程师去提意见，我提出不了同的见解。1957 年一面已在改建陕州为三门峡
市，工地筹建施工设备，一面却召开扩大会议，征求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意见。
那时候毛泽东“百家争鸣”的政策刚刚出来，请大家去提意见。当时在北京就
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开了十天的会议，我参加了七天，争辩了七天。
这项工程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经过了多年准备后才开始动工修建的国家重
点水利工程。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苏联专家岂是能
随便反对的？国务院和水利部对此都十分重视，新闻媒体也不惜花费巨大的人
力和物力进行宣传，全国上下都对这项重点工程寄予了巨大的期望。你的年龄 不大，恐怕不知道这些事情吧？
记者：是的，不太了解。只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见大人们抽的香烟有一种牌子叫“三
门峡”，画面上有座气势磅礴的大坝和水电站，但香烟的质量不怎么样，价格很 便宜。这个牌子的香烟现在市场上已经看不到了。
黄万里：三门峡牌子的香烟见不到了，可三门峡还在，只是和人们原来期望的相
差甚远。当时，也许是苏联设计的计划，没有人敢惹它，也许是大家确实赞同
在黄河上修坝，可我对修这坝从根本上加以全面的否定，去开会的就我一个人
提出反对修筑大坝，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其他与会者只有温善章一人在
会上提请改修低坝，但他没有反对修坝，他的意见也无人响应。于是，会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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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批判我的会。这次会是大家公开讨论，公开争辩，以后这样的会议倒反而
没有了。当时有一半的人是真的反对我，他们是我的前辈和好朋友，真的讨论 学术。可有的人就不那么懂了，就会瞎扯。
我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项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设计思想上的工程，
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
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我当时预言黄河潼关以上
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今日黄河下游的灾情将移到中游，特别是渭河，
那里人民也将修起生产堤。总之，这坝是修不得的。最后我提出，一定要修，
请将河底六个施工泄水洞勿堵死，这点大家同意了。但是最后苏联专家仍坚持
按原计划堵死。近年来这六个洞又以每洞约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
1960 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淹没损失是原来考虑到的，但是水
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倒坍了农田八十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搬走，一切象我
预报的那样出现。1963 年听说水利部集会，各家提出了改造三门峡坝工的意见，
仍未能纠正此坝修建时的错误观点。反对三门峡修坝，历史证明我是对的。可 是他们从不承认我说得对，尽量压制我的言论。
注释：三门峡水库 1957 年 4 月动工，1960 年 9 月建成。第二年上游泥沙就
开始淤积成灾。黄河上游两岸，完全按照黄万里教授的预见，河岸淤泥增多。1962
年 3 月，潼关河床淤高 4。6 米。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窒息了渭水航运。到了 1966
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 34 亿立方米，占总库容 44。4％。三门峡水库已经成了死库，
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隧道大孔，冲刷泥沙。由于泥沙淤积，上游河水连年泛滥
成灾，成百万灾民流离失所。1972 年水库壅水末端向上游延伸至临潼，流沙距西
安市仅 13。6 公里，严重威胁着古城西安。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不得不从 1965 年
重新动工改建，直到 1973 年 12 月改建工程才最后完成。《中国作家》1996 年第
二期冷梦写的《黄河大移民》。里面叙述三门峡坝修成后黄河干流淤没了几十万亩
地，4 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痛苦万分。水利发电工程
学会七位专家前往视察后汉息不已，国务院派去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
真对不起你们”。同时潼关淤高了 2 米，循淤积比降向渭河上延，陕西咸阳也淤高
了 1。5 米。这使渭河洪水位抬高 2 米，地下水位和含碱区也都抬高，损害了沿岸
农民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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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么说，黄河并未治理好，只是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了上游陕西，您
在 1957 年的预言不幸言中了。从那之后，您是怎样努力坚持您的治理江河理 论的？
黄万里：黄河的确没有治理好，而我则被定为右派了。过了好几年，1964 年春，
我写信给董必武副主席，再次陈述三门峡坝淤积的严重性。水利部为此召见我，
让我拟一个三门峡工程改建计划。我用了两个月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
理与方法》，由水利部于 1964 年 9 月印出。我提出的方法为开洞排沙，以灯泡
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这个建议未得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来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则上的
分歧。我的主张是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南岸；而一般的主张是拦
沙上游，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是，人们也怕泥沙继续淤在库内，于是把坝
下部泄水洞逐年一个个地打开来，弄得大坝千孔百疮似的，果然能排出很多沙
来。而实际上排出的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着水流下来的泥沙仍
然淤在潼关以上黄河与渭河里。人们却误认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之后，
冲淤可以从此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 慢性肝炎。
1973 年初我把这个道理呈报了国务院周总理，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
排出坝下，并改修大坝，才能挽救秦川。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大坝经过开洞排沙，
库内蓄清排浑，黄河淤积末端不会再上延。这时已有“交口淤积不上延论”，等
到淤积已达到泾、渭的交口后，又出现“临潼淤积不上延论”。他们认为可以做
到周总理指示的“两个确保”：确保下游不遭洪灾，确保上游不影响西安。在当
地工作的泥沙专家一致持此观点。于是，对于大坝改建和运行方法奠定了错误
的基础，随后也因此提出了修建小浪底水库的方案。我对此全面否定，争辩无 效。
“我的右派帽子据说是毛泽东钦定的 ”。
记者：您在前面提到“黄河的确没有治理好，而我则被定为右派了”。我可不可以
这样理解：在 1957 年，您被打成右派与反对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大坝有很大 关系？
黄万里：当然，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