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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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目

　　李春棠：《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河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4。

　　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8章，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杜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纺织生产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

　　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3。

　　（伍跃）　
　


　　　　
镇海
　　　　镇海

　　（■ingqai，1169～1252）13世纪蒙古国大臣。又译称海。克烈部人。早年投效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战争中立有战功。后随征金、征西夏。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命他留守后方，总领所俘汉民万人，辟地屯田，筑城阿不罕山北，此城因而得名镇海城（蒙古语作镇海八剌哈孙，今蒙古科布多之东）。道士丘处机应召赴西域，路经镇海城，镇海率百骑护送至大雪山行在所。成吉思汗问道于丘处机，命镇海入金帐，掌录奏对之言。蒙古进攻中原时，收燕京童男女、工匠置局于弘州（今河北省阳原），后西征中又掳得西域织金纹工三百人，灭金时得汴京（今河南开封）织毛褐工三百人，皆分隶弘州，设弘州人匠提举司，由镇海世领。窝阔台及贵由在位时期，镇海任大必阇赤，汉人称为中书丞相，为当时十七投下之一。镇海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派，通畏兀儿文字，蒙古、畏兀儿地区的文牍，均由他主持签发。蒙哥即位后，镇海被目为贵由之党而处死。

　　（张广达）　
　


　　　　
争国本
　　　　争国本

　　明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国本即太子。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十四年正月生子常洵。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其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不加封，且迁延不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神宗将废长而立爱。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抗争，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因此而被贬为广昌典史。此后朝臣多次奏请，均被神宗以渎扰、激聒、离间、卖直等罪名加以贬斥。二十年，大学士王家屏等封还御批疏，请神宗采纳诸臣立储之请，被免职。次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旨，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日后再择其善者为太子。锡爵惧失上意而奉诏拟旨，又外虑公议，遂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容悦。锡爵自劾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而收回前命。此事一直争论不已，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二十九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同时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由于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议的一项内容。太子储位虽定，但福王一直逗留京师，廷臣请其之国者日众，礼部右侍郎孙慎行、大学士叶向高争之尤强，直到福王于万历四十二年之国后，群情始安。

　　（王天有）　
　


　　　　
征辟
　　　　征辟

　　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征。汉武帝刘彻曾用安车去征聘枚乘，以后如贡禹、龚胜，都是被皇帝指名征聘至京师的。皇帝下诏指名征聘，往往是由于被征聘者在社会上颇负声望；或是出于大臣的推荐。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人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

　　皇帝下诏征聘或官府辟召，对被征辟的人并不具有强制力，而是一种礼请，故被征辟者可以应聘，也可托辞不就。东汉时严光、徐穉都是征而不至；黄琼是五府俱辟，连年不应。征辟不就的人，有的是因为不愿出仕，有的是借此博取声誉。

　　征辟制的推行，有利于破格擢用人才，但也产生严重的弊病。特别在东汉时，由于政治腐败，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吴荣曾）

　　魏晋南北朝主要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但征辟制并未废止，仍是士人特别是士族名士入仕的重要途径。皇帝征聘制不属常制，但辟召制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中央王朝的诸公、位从公及开府仪同三司，地方的都督、开府将军、州郡长官，均可辟召长吏掾属。被辟而应召者是为辟召者的故吏，两者结成主从依附关系。在长期分裂动荡的形势下，辟召制对统治集团内各政治派系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隋统一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规定凡九品以上官吏皆由吏部任免，征辟作为一种制度自此消失。隋唐皇帝和朝廷大臣仍可征召名士大儒为官，地方长官也可自行辟聘，但不多见。宋代各路安抚司、转运司、知州等，可自选官员，称“奏辟”，或“辟差”、“辟置”，似为征辟制的变种。明清皇帝直接选任官吏，称为“特简”，形式上似乎仍是征辟制的遗存，实际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灭的一种特权现象。

　　（陈苏镇）　
　


　　　　
征人
　　　　征人

　　唐代召募出征的兵士。广义讲，凡被差点出征的兵士都可以称为征人。狭义讲，则仅指兵募，《唐律疏议》对此有明确说明：“征人谓非卫士（府兵），临时募行者。”唐玄宗以前，征人多从土户中征募。拣点之法，与卫士相同，即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则先取多丁，首先从富户多丁中征募。名为召募，实际是强制征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后，征人改为从客户中召募，变为雇佣兵性质。

　　（唐耕耦）　
　


　　　　
征实征借
　　　　征实征借

　　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为控制粮源与收缩通货，决定田赋由货币折征实物，同时以粮食库券或在田赋单上注明征借数的办法，强制收购和强借粮棉。抗战爆发后，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各省田赋加征赶不上粮价上涨速度，山西、福建两省率先于1939年和1940年将田赋改按战前粮价折征实物。其他有些省份也将田赋按抗战前一年的粮价折成粮额，再按开征时粮价折收法币。1940年7月，国民政府以保障军民粮食为由，规定各省田赋酌征实物。1941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自该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以当年度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并规定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同时发行粮食库券用以征购粮食。1943年又实行棉田征棉，每元折征皮棉五斤。1942年四川等省改征购为征借，不付现款；1944年国民政府将征购一律改为征借，废除粮食库券，只在田赋单上注明代作凭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虽然取消棉花、麦粉、糖类的征实，但实际上继续强制实行粮食征实征借，并进一步扩大征实征借的规模与数额。

　　田赋征实征借大大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如将1941年的田赋金额按当时市价折成稻谷，只有一百多万市石，而征实稻谷额则达两千三百余万市石。根据国民政府粮食部统计，从1941～1945年全国田赋征实征购征借共得谷麦总数量达两亿六千万余市石。其中田赋征实约占总额52。5％，征购约占24。5％，征借约占23％。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据国民政府计算，征实粮额一般占土地收入的15％，但实际往往高达20％以上，再加上田赋征购、征借和带征县级公粮等，高者往往占土地收获量的50％以上。田赋征实征借名义上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地主往往把它转嫁到自耕农和佃农身上。

　　（齐福霖）　
　


　　　　
正史
　　　　正史

　　见中国史学史。　
　


　　　　
郑
　　　　郑

　　先秦姬姓诸侯国。西周末年，周宣王封其弟桓公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幽王时，桓公为王室司徒，见西周将亡，便东迁至虢、郐之间（今河南荥阳、新郑一带）。西周灭亡，桓公死难，其子武公拥戴平王有功，为王室卿士，遂在虢、郐间建立郑国，都于新郑。

　　河南新郑韩故城城墙遗迹

　　郑的势力不断发展，到庄公时（前743～前701），侵陈伐许，破息攻宋，大败北戎，又同周王交换质子，以至抗击周桓王统率的周、陈、蔡、卫诸国联军的进攻，大破王师并射伤桓王，成为春秋之初相当活跃的小霸主。后其内部争权夺位事件不断发生，发展受挫。但因地处中原，交通方便，商业活跃，兵力亦强，终春秋之世一直为大国争夺的中心，在政治上也占有显著地位。春秋晚期，贤臣子产执政，他团结贵族大臣，选贤举能，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加强军备，公布成文法典，整顿内政，同时注意各国形势变化，利用各种机会维护本国权益，受到晋、楚诸国的尊重。进入战国后，郑国内有君臣的权力角逐，外受韩国的不断蚕食，力量日益削弱，到郑康公二十一年（前375），被韩吞灭。

　　（罗世烈）　
　


　　　　
郑成功
　　　　郑成功

　　（1624～1662）　明清之际抗清名将，民族英雄。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今福建南安东）石井乡人。本名森，字名俨，号大木。父郑芝龙到日本经商，娶田川氏（一作翁氏）为妻。郑成功于明天启四年（1624），在日本平户（今长崎县松浦郡）出生；七岁时返国，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从师学习。自幼才思敏捷，聪明过人。崇祯十七年（1644），在南京国子监读书。南明弘光覆亡前夕，郑成功回到福建。时南明唐王朱聿键建都福州，建元隆武。郑芝龙领郑成功晋见隆武帝，隆武帝见其少年英俊，便赐姓朱，封忠孝伯，人称“国姓爷”。又令挂招讨大将军印，镇守仙霞关等军事重地。

　　郑成功于顺治五年（1648）四月率军攻克同安县。七年，计杀盘踞厦门的郑联，遂以厦门为抗清基地。八年，郑成功率兵南下广东，清兵乘虚偷袭厦门。郑成功星夜赶回，处死留守厦门失职的堂叔郑鹏，复踞厦门。十年五月，清军攻海澄，郑成功率军死守，击退清军。十一年二月，清廷遣使携“海澄公”印招抚郑成功；八月，又遣使者及其弟郑渡、郑荫前来劝降；郑成功均坚决拒绝。十四年，南明永历帝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招讨大将军。

　　郑成功手迹

　　十五年七月，郑成功率兵十余万，大小战船数十艘，联合鲁王部将张煌言的抗清队伍，开始北伐。八月间，船队在舟山以北的羊山海面遇风，回舟山修整。翌年五月，再率兵由舟山出发，连克瓜洲、镇江，进逼南京。张煌言和杨朝栋率领的水师前镇，还上溯芜湖。长江下游的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纷纷归附，江南、皖南地区再次燃起抗清烽火。驻南京的清朝总督郎廷佐见势危，便利用郑成功屡胜后滋长麻痹轻敌思想，写信要求暂缓攻城，待一个月后自动开城投降。郑成功轻信答应，清军却暗中部署。七月下旬，清将梁化凤率精兵突然袭击，郑军大败，甘辉等将领阵亡。郑成功见大势已去，只好退出长江，回到厦门。十七年，清廷派达素为大将军，调集三省兵力，进攻厦门。郑成功奋起反击，守住厦门。此时，清朝在全国已逐渐形成统一局面，清廷可集中更多兵力围剿郑成功。面对这种局势，郑决定收复台湾，以作为长期的抗清基地。

　　台湾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和1626年先后遭到荷兰殖民者与西班牙殖民者入侵。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占领全岛，实行殖民统治。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三月，率领两万五千名官兵，大小战船数百艘，从福建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到达台湾西南沿海。在赤嵌（今台湾台南）附近的禾寮港登陆。在海战中，郑军用火船击沉荷兰主要舰只赫克托号船；在陆战中；又击毙荷兰侵略军头目汤玛斯·贝德尔和一百一十余名官兵。郑成功挥师围攻赤嵌城，用断水办法逼迫荷军守将描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