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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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人道主义干预是已经成为时髦的术语。但是，索马里和塞拉利昂的例子显示了当国内四分五裂时，外部力量不可能重建一个社会。柬埔寨正在经历脆弱的重建阶段。只有柬埔寨人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任何外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当温斯顿·丘吉尔选择与斯大林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时，英国的生存是利害攸关的重大利益，因此他的所为是可以原谅的。30年后，西方拒绝与波尔布特合作反对越南人，其原因是没有至关重要的西方利益被调用为使如丘吉尔对斯大林的那种灵活关系正当化。在波尔布特的例子上，“他们不应与一个进行过集团屠杀的独裁者会谈”的规则得到严格执行，西方因此谴责任何与波尔布特或者其红色高棉下属的直接接触。柬埔寨人民的悲剧是：在其自身的重大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西方运用这些规则是不会思考柬埔寨的重大利益是否至关重要，或者如果西方愿意就像对待斯大林一样修正其规则，柬埔寨的苦难是否已经得到缓解。
在柬埔寨问题上，这种态度已经给西方（西欧和北美的）决策者带来了巨大困难。他们在柬埔寨问题上形成现实主义解决方案（现实主义解决方案必然包括红色高棉）的尝试，由于其媒体和议会支持排除红色高棉的道德至上政策而遭到批判。奇怪的是，这些道德追求同样反对西方任何对红色高棉的军事介入，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这就不禁让人询问：如果你不能消灭他，又不接纳他们，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和平协议？没有和平协议，你又如何才能终止柬埔寨人民的苦难，并确保其未来的独立国家地位？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西方大众舆论的作用 1
就像我们现在接触苏联的档案文件一样，某天同样接触越南档案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证明：越南领导人，尤其阮基石这个有才干的战术家能够充分利用西方的这些看法。在1989年8月的巴黎会议上，他的确这么干了。只要越南强硬领导人掌权，巴黎会议是否已经成功是令人怀疑的。但是，阮基石选择了一个破坏会议的巧妙战术，而西方发现这个战术是很难挑战的：阮基石坚持会议宣言应该谴责红色高棉的政策与行为。因为红色高棉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样的推论确保了会议的失败，而越南依然可以继续控制柬埔寨。
这或许是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一个让人着迷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大众舆论没有认识到其反对红色高棉的道德战被其他人的非道德目的所利用？西方许多人准备接受越南人为抵制红色高棉的回归提供了防波堤的主张，这同样令人惊诧。实际上，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越南军事干预柬埔寨为波尔布特获取金边的权力铺平了道路。这是可以加以证明的。是越南军队击溃了朗诺的政府军，并为年轻且相对缺乏经验的红色高棉接管柬埔寨打下了基础。越南人一直在称赞波尔布特的统治，直到他们入侵的那一刻为止。当越南人推翻波尔布特政权时，他们将前红色高棉干部安置在波尔布特的职位上。
无论波尔布特还是红色高棉都应该得到所有的耻辱，这绝对是毫无疑问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受到审判。越南人因为废黜波尔布特而帮了柬埔寨人民一个大忙，这是真实的。但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惟一目的是满足建立印度支那霸权的长远野心，这同样也是真实的。许多柬埔寨人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都认为，柬埔寨面临着独立国家消亡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情愿地接受了波尔布特的观点，那就是：没有红色高棉，在19世纪越南扩张主义面前几乎消失的柬埔寨民族，在20世纪同样的威胁面前就不会生存。波尔布特已经老练地利用柬埔寨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但是他能够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西方许多人不易感受柬埔寨历史，他强调西方仅仅承认越南扶植下的政权。在许多柬埔寨人看来，接受越南的占领就意味着柬埔寨民族的消亡。这就是为什么大量民众直接或间接地与波尔布特合作的根本原因。
总之，这些柬埔寨人与波尔布特合作的原因就是丘吉尔与斯大林合作的原因———为了民族生存而与“杀手”合作。但是，所有与波尔布特合作的人后来都遭到了污蔑和诽谤，其中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很少有人去思考在越南占领之下，柬埔寨人是否有合理的恐惧感、柬埔寨民族是否会消失，以及柬埔寨人民是否遭受库尔德人一样的命运这样的问题。几个世纪前，越南扩张主义使柬埔寨少数民族鞑靼族背井离乡，柬埔寨人不想遭受同样的命运。
从柬埔寨人的观点看，西方反对波尔布特及其红色高棉的凶猛运动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他们同情柬埔寨人民命运的话，他们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将红色高棉消灭，但是西方并没有进行任何公开的军事干预。他们没有看到，这场争斗已经被越南人利用了。而西方许多新闻社评对柬埔寨人的潜在看法是：“我们知道越南扶植下的政权并不好，但是因为它是最适用的政权，因此就是它了。”柬埔寨人的这种反应可能是公正的：任何西方社会能接受这样可能致命的殖民化吗？
越南战争对美国人的心理造成的影响，使得西方人对越南人的看法复杂化了。由于美国人在印度问题上的让步及对越南的妥协，又使柬埔寨与越南在印度扩张的古老问题更加混乱。
这就意味着柬埔寨人提出的问题在西方并没有得到解答。比如，柬埔寨人问：如果抗越战争失败了，他们的境况是否更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质问。那时难道就没有波尔布特这样的人了吗？纳粹大屠杀时保持缄默的人的记录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但是，鼓励导致波尔布特在1975年接管柬埔寨的各种力量的记录却没有触及到。这还是一个太敏感的问题。
西方某些人显然受到了越南战争的影响，对越南这个国家敌人的态度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相信了越南进入柬埔寨是为了将那里的人民从波尔布特的政权下解救出来的说辞。可是，冷静地看看1978…1979年导致越南入侵的事件吧，很清楚的是，在一些国家的复杂权力斗争中，柬埔寨不过是个人质。但是，在巨人间的权力争斗中，大多数西方媒体不是聚焦于卷入其中的受害者的困境之上，而是红色高棉问题，从而对越南侵占柬埔寨保持沉默。柬埔寨人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奇怪的状况上：大多数西方人试图将他们从昨天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包括柬埔寨这个人质在内的正在进行的权力游戏却继续上演，他们却未加报道。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西方大众舆论的作用 2
联合国和平协定
虽然一些主要的问题遭到了大众的歪曲，但是1991年10月还是达成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全面和平协定。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在这个20世纪最大的历史讽刺之一里，试图利用柬埔寨这个人质的人失败了。到1991年后期，没有人愿意在柬埔寨这一棘手问题上继续纠缠下去。解决方案是智慧而简单的协定。为了“保全脸面”（亚洲人的要求），没有承认任何主角为胜利者。建立了一个高级国家委员会以代替柬埔寨领导地位的两个申请人，充当国家主权名义上的合法单位，但是实权掌握在联合国管理机构手上，该机构管理这个国家直到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大选。和平协定签署后，停火就业已生效。柬埔寨所有的军事力量将被重组，70％的军事力量最终将被解除武装。外部军事援助将终止。最重要的是，没有柬埔寨人投票赞成红色高棉（现在和以前的干部），自由公正的选举有效地阻止了红色高棉重返权力舞台。
和平协定是一个很好的进展。签署后不久，东南亚历史就揭开了新的篇章，长期分裂的东盟和印支开始了重新协调的进程。该地区每个国家都支持这种新趋势。但是，协定签署之后，柬埔寨人民发现他们又一次成了西方矛盾的牺牲品。
根据和平协定的安排，红色高棉的两个代表于1991年11月到达金边。但是迎接他们的是有组织的抗议和示威，暴力冲突完全失控。红色高棉代表之一的乔森潘差点被吊死。在这次事件的报道和分析中，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声称这是反对红色高棉的自发示威，他们没有去问一下这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在一个饱受战争和镇压创伤的国家，如何突然发生了自发的示威活动？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红色高棉可能再次统治柬埔寨人民是何等的可怕。比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1991年12月1日，星期天）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忘记那些被谋杀的人民。这正是柬埔寨人民不能，也不愿做的事情。这是值得称赞的”。这些文章不会也没有报道事情的真相：当时的金边政权试图破坏和平协定，因为他们对投票箱也同样充满恐惧。红色高棉赢得联合国监督下的大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金边政权同样如此。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这个特殊事件真相大白了。《纽约时报》的全面分析揭示了当时的金边政权在整个事件中是如何精心策划的。这篇文章指出，“柬埔寨人民完全有理由怒火冲天地攻击红色高棉，与此同时，客观事实是柬埔寨没有任何事情是自发发生的 13 ”。在乔森潘返回金边前一天，当时的金边政权的内务部拟订的布告散发给金边大学的学生，要求他们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红色高棉代表抵达金边。当攻击乔森潘的行动发生时，实际上只有20或30名左右操着越南语口音的柬埔寨语的年轻人参与其中。现场的警察和士兵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些攻击者。警察们不是阻止而是始终帮助这些人痛揍乔森潘。当时在场的几十个西方记者怎么会如此失真地报道这个事件？他们是害怕报道真相会对红色高棉有利吗？正如《纽约客》所指出的，他们怎能没有注意到示威活动有助于那些力图破坏和平协定的人，这对柬埔寨学生是显而易见的。只有《经济学家》（1991年12月7日，第14页）非常勇敢地指出，支持和平协定的人应该保证红色高棉代表团在金边的安全，直到大选举行为止。
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红色高棉代表团返回了金边，希望柬埔寨和平的外部力量说服了当时的金边政权停止其闹剧，联合国和平协定回到了正常轨道。但是，在和平协定最终在柬埔寨贯彻之前，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局面还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在美国认为和平协定“赋予了红色高棉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以及该协定的成功“严重依赖红色高棉的合作” 14 的情况下，一些美国众议员威胁要撤回对联合国和平计划的资助。其意图是从红色高棉那里拯救柬埔寨人民。但是，如果这些人真的切断了援助，和平计划将会泡汤，战争也会死灰复燃，红色高棉将会拥有如鱼得水的合适环境。此外，如果这些议员的想法实现了，对于柬埔寨人民而言，道德上的正确立场将会导致灾难。伊里莎白·贝克明智地提醒他们，1975年也是国会决定“削减美国对金边政权的援助”，其理由是这“将更迅速地在柬埔寨带来和平”，但是这直接导致了红色高棉的胜利 15 。柬埔寨人民迫切地期望美国国会不要重复1975年犯下的错误。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道德义愤对临床处理
当一个新疾病或瘟疫出现时，正常来说，即便人类没有忽视或任性，对付这种新病毒的任何道德义愤是冷静地进行寻找其病因和处理办法的临床分析。红色高棉只是代表了柬埔寨社会的一个瘟疫，义愤已经浮出水面。但是，临床分析没有构建另一个道德悖论。在表达对红色高棉的义愤上花费如此之多时间的人为什么不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寻找扑灭红色高棉的有效解决办法？
新旧“左”派强硬地抵制任何关于红色高棉的冷静分析，指责试图如此做的可怜人在道德上是迟钝的。这样的恶意有一个原因。“左”派将红色高棉描述为一个独特的病理现象，而与任何其他的“左”派运动毫无瓜葛，他们这样处理具有强大的既得利益。波尔布特及其同志所犯的主要错误是教条地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他们号召消灭资产阶级时，波尔布特认为这意味着肉体消灭，而不仅仅是作为政治力量的消灭。在掌握政权初期，波尔布特及其同志对其创立了世界上最完美的共产主义自豪不已。对波尔布特的起源进行进一步的冷静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他决不能凭自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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