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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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田，赢得了所有的好感。他来了不过两小时，就和十二岁的安纳特和十三岁的勃朗希打起网球来了，她俩是里昂来的有钱的胖工厂主的女儿。她俩的母亲，秀丽纤弱、平静内敛的亨丽哀太太正微微含笑地站在一边，看着两个女儿象小鸟般，在不自觉地对这个年轻的陌生人卖弄风情，竞相讨好。黄昏时，他在我们的棋桌旁观看了一小时，一边看棋，一边悠闲地讲了几个有趣的小故事，然后陪着亨丽哀太大，在海边露台上来回踱了很久，而她的丈夫则和平时一样，正在同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在玩多米诺骨牌。晚上，我发现他和饭店的女秘书在灯影朦胧的办公室里促膝交谈，亲密得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那位丹麦同伴出去钓鱼，他的垂钓知识丰富得令人惊讶；然后，他又跟那位里昂来的胖工厂主谈了半天政治，证明他在这方面也很在行，因为大家不时听到胖子先生的朗朗大笑，声音竟然压过了阵阵海涛声。午饭后，——我这么详尽地按照时间顺序逐段记述他的行动，对于明了事情的实际情况，非常必要——他又一次独自陪着亨丽哀太太喝黑咖啡，在花园里坐了一小时。之后，他又和她的女儿们打了一场网球，还同那对德国夫妇在客厅里闲聊了一阵。
六点钟左右，我出去寄信，在火车站又碰见了他。他急匆匆走过来告诉我，表示抱歉地说他必须向我告辞，因为有朋友突然来信叫他回去，不过过两天他就回来。果然，晚上在餐厅里就不再见到他了。不过，这只是不见他的身影罢了，因为在所有的饭桌上，人们都在异口同声地谈论他，都在交口称赞他那快乐开朗的生活态度。
夜里，约莫十一点钟左右，我正坐在房间里，打算把一本书读完，忽然听见花园里有急迫的喊叫声从敞开的窗子外传来，声音嘈杂，显然那边大饭店里有所骚动。我有些惊惶不安，并非是出于好奇，马上快步跨过两楼之间的五十步路程，赶到饭店那边，发现所有的客人和职员都慌慌张张乱成了一团。原来，每天晚上当丈夫按习惯准时陪着从拉穆尔来的朋友玩骨牌的时候，亨丽哀太太总会独自到海边的露台上去散步，可这时还不见她回来，大家担心她遭了意外。那位平时神闲气定、举止迟钝的胖丈夫，这时变得象一头野牛一样一次次奔向海岸，向着夜空高声呼喊“亨丽哀！亨丽哀！”
由于慌乱，嗓音都变了，听来很是可怕，活像一头受到了致命一击的巨兽在临死前的哀号，侍役们和小厮们也都慌慌张张的，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所有客人都被惊醒，给警察局也打过了电话。在这一片慌乱之中，那位胖子丈夫敞着背心，还在一刻不停地来回跌跄着，朝着夜空连哭带嚎，木然地喊着“亨丽哀：亨丽哀！”这时楼上的两个女孩也被吵醒了，她们穿着睡衣，站在窗口，冲着楼下呼唤母亲。那位父亲又急忙赶上楼去，安慰她们。
接着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简直让人难以描述，因为人在遭遇可怕的、难以承受的打击时，情绪会骤然紧张，流露出极富悲剧意味的神情来，所以无论图画或是文字，都不能按照原样将它再现。突然那个胖丈夫踩着那在他足下呻吟不绝的楼梯走下楼来，脸色大变，神情倦怠，可是怒形于色。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请您叫大家都回来吧！”他对饭店的领班说道，声音几乎听不见：“请您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吧，用不着找了。我的太太已经撇下我走掉了。”
这个受了致命打击的人，性格里有种不同常人的坚忍，当着许多人的面，他还能竭力控制住自己。由于好奇，大家都围拢来看他，此刻一个个都大吃一惊，感到尴尬，心里满是疑团，又纷纷转身回去。他的自制力仅够他悠悠晃晃从我们身边走过，蹩进阅览室把灯关掉了，随后听见他那笨重庞大的躯体倒进靠椅里，发出一声闷响，紧接着便听到一阵野兽狂嗥般狂暴的哭声，只有从未哭泣过的人才会这样哭。
这种痛彻心扉的哀伤，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最低俗的人，都有着某种迷幻的力量。那些侍者，那些怀着好奇心悄悄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露出一丝微笑或说出一句惋惜的话。大家默默无言，面对着这场粉碎一切的情感风暴，我们似乎感到十分羞愧，只好一个接一个，都溜回到自己的房间，只剩下这个被摧垮的人在那间黑暗的屋子里独自抽搐。整座楼里的灯光慢慢熄灭了，人们开始低声细语，喃喃议论。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关于女人的争论（2）
这么一桩奇异、新鲜的事，闪电般骤然在我们的眼前，不用说，自然会让平日那些习惯于闲散、慵懒的人们获得强烈的刺激。不过，我们饭桌上猛然爆发、闹得几乎拳脚相向的激烈争论，虽然起因于这桩惊人奇案，但实质上却可以说是一次关于原则问发生题的论辩，是一场背道而驰的人生观之间的强烈碰撞。那位内心崩溃的丈夫，怒不可遏，一时神昏意乱，将手里的那封信揉成一团扔在地板上，被一个女仆捡去看了，她口无遮拦地泄露了内情，结果马上就无人不晓了。原来亨丽哀太太不是独自一人出走，而是追随那个年轻的法国人去的（于是，许多人一开始对那个法国人的赞赏顿时烟消云散了）。乍一想，事情并不难理解，这位娇小多情的包法利夫人存心要抛弃体态肥胖、举止粗俗的丈夫，追随一位风流年少的美男子。但有一点却不免使每个人都大惑不解：无论是那位工厂主、他的两个女儿，还是亨丽哀太太本人，在此之前都不曾和这位花花公子见过面。也就是说，仅凭黄昏时露台上那次两小时的交谈，再加上在花园里一小时同喝咖啡，就足以挑动一个三十三岁左右、声誉清白的女人，使她重获激情，一夜之间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冒险跟随一个素不相识的登徒子远走天涯吗？最后，我们餐桌旁的所有人一致断定，这些看似明显的事实只不是这对情人故弄玄虚，为的是掩人耳目；不言而喻，亨丽哀太太跟那个年轻人准是暗中早有交往，这个美男子只不过是来商定私奔的最后细节而已，因为——大家这样推断——一位极有身分的女人，和别人认识了不过两个小时，听到人家一声呼哨就立刻相随情奔，这是决不可能的事。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表示一下异议，或许也十分有趣，便竭力为这种意见的可靠性进行辩护。我说，有一种女人，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内心早已有所准备，一旦碰到强劲有力的进攻就会立刻委身相从。
我一提出这个出人意料的反对意见，便马上引起了普遍的争论。席间的两对夫妇尤为激动，无论是德国夫妇还是意大利夫妇都对此表示鄙夷，竟表示出令人难堪的侮蔑态度，他们都把一见钟情的事斥为蠢话，认为那只不过是庸俗小说里面的无聊幻想而已。
这场餐桌上的纷争从上汤时开始，直到吃完布丁才结束，中间那狂风暴雨般的经过，完全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复述：那些旅馆餐桌旁的常客习惯于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而一般人在席间偶尔发生争执的时候，一旦怒上心头，所持的议论通常内容空泛，都只是匆忙之中信口而出的陈腔滥调。我们这次的争论为什么会急转直下，竟变成了恶语相对的局面，这点也难以解释清楚。我想，怒气暴发是由于那两位作丈大的不自禁地急着要表明，自己的太太是绝不会做出这种肤浅放任的事来。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更有力的论据来反驳，只好对我说，只有单凭独身男子偶然得手、手段下作地骗取爱情的例子来判断女性心理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种看法多少已经使我有些恼怒了，而那位德国太太竟还接过话茬，用教训味十足的口气斥责说，世上的女人，一方面固然有着正经女人，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天生的婊子”，照她的说法，亨丽哀太太想必就是这类人。这一来，我可完全忍耐不住了，口气也愈发重了起来。我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确有许多时刻会不受意志的管束，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缘故，这是明明存在着的事实；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可以令自己欣慰，这样才能感到自己比那些“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但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像平常所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还不如满怀激情地顺从自己的本能，这样倒诚实得多。我大致说了一些类似的话。这时争论之火越烧越旺了，而别人对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越是诋毁，我对她的辩护也就越热切（其实这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情）。对于那两对夫妇来说，我的这种慷慨激昂——像大学生们常说的——算是提出了挑战。他们就像一组不很和谐的四重奏，疾风暴雨般对我进行大肆反击。那位丹麦老头一直满脸含笑坐在一边，像个手拿跑表的裁判员一样，每当争吵过火，他就会用指关节在桌面上敲几下，表示警告：“先生们，注意风度！”但结果也总只能缓和一会儿。一位先生已经面红耳赤地从桌上跳起来三回了，他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住了他，——简单说，再过十几分钟，我们的争论就会以大打出手收场，幸亏C太太突然插话了，这象是在怒涛上浇上油脂，使这场口舌之争渐渐平息。
C太太是一位英国老妇人，她满头白发，高雅端庄，是我们全桌一直以来默认的主持者。她端坐在那里，对每个人都同样和蔼可亲，她很少说话，只是兴味盎然地侧耳倾听别人说话，单是她那神情体态就使人爽心悦目，她的外表雍容高贵，全身散发出一种安宁静穆的奇妙丰采。她对所有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很巧妙地使每个人都觉得跟她特别亲近；通常她会坐在花园里看书，有时弹弹钢琴，很少见她跟别人相处一处或热切交谈。大家都不怎么留意她，然而她对每个人自有一种奇特的力量。譬如此刻，她刚一介入争吵，我们大家马上就有难堪的感觉，都觉得争吵得过于激烈了。
当时正是德国先生猛然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在桌边重坐下去，这时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受的间歇，C太大就趁机加入了谈话。她出意料地抬起一双清澈的灰色眼睛，迟疑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才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开始发言。
“这么说，要是我理解正确的话，您真的相信亨丽哀太太，相信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之中，您相信确实有些行为会使一个女人作出一小时以前还认为自己决不可能作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的吗？”
“我对此坚信不疑，尊贵的夫人。”
“这样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能得以辩护了。如果您的确认为，法国人所说的“激情之罪”算不上什么“罪”，那么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凭着好意善心去判断，这很难得——而您的好心却是多得惊人，”她微微笑着补充了一句，——“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激情，并根据这种激情去宽恕一切。”
她说话时，声调清晰而又愉快，让我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由自主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它们有职责毫不殉情地维护一般的风化习俗：它们必须作出判决，而不是宽恕。而我作为一个平民，却根本不愿意承担什么检察官的职务；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对我个人来说，理解别人远比审判别人更快乐。”
C太太睁大她那清澈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显得很是犹疑。我担心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准备用英语重复一遍。可她又接着发问了，神情非常严肃，简直象个考官。
“一个女人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人私奔，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您不觉得这样的事可鄙或可恶吗？一个女人，已经不很年轻了，为了自己的孩子们着想，也该懂得自尊自重，却作出如此轻浮的事，难道您真的能够原谅这样的一个女人？”
“我再重复一遍，尊贵的夫人，”我坚持道，“在这类事当中，我既不愿进行审问，也不愿做出判决。在您面前，我完全可以承认，我刚才的话有点言过其实，——这位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自然算不上女中豪杰，既不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