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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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汪康年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彻底决裂，他以《时务报》原有资源另办《昌言报》（旬刊）。
9月27日起，天津《国闻报》刊出谭嗣同拒绝出走的新闻《视死如归》及其他有关戊戌政变真相的报道。
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刊出康有为香港来函全文。
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
笔底波澜
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
年轻的梁启超亡命日本，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创办的《清议报》“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继续《时务报》未竟的事业。从第26期起，《清议报》开设“国闻短评”的栏目，比后来《时报》采用“时评”、“短评”要整整早了五年，实际上开创了一种新闻评论的新形式。曾是《清议报》读者的郭沫若后来在《少年时代》中回忆：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夷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斯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其实，《清议报》的言论并不像郭沫若说的那样浅薄，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国”和“爱国”的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国民”概念，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无国民，则只有奴隶。
这些观点都富有浓郁的近代气息，确实代表了当时新型知识分子对中国最深刻的认识，在19世纪末的长夜里，一言既出，岂能不振聋发聩。
至于后世采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名词也都是梁启超那时率先从日文转译或创造的。那个时候的梁启超意气风发，继续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不是郭沫若用“保皇党”这顶大帽子所能盖得住的。不过“平心而论”，郭沫若接下来对梁启超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思想自由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
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创刊号
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阅，但《清议报》还是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中的日本洋行在中国内地传布。3月2日，张之洞指责《清议报》“谤议中国时政，变乱是非，捏造诬罔，信口狂吠，……种种悖逆，令人发指”。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交涉，将康有为、梁启超等驱逐出境。19日，他在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的电文中要求，首先必须禁止梁启超他们“妄发议论”。
从5月4日起，唐才常担任上海《亚东时报》主编，发表了许多为戊戌变法叫好的文章。章太炎也曾和这份报纸发生过关系，遗憾的是敢言的《亚东时报》毕竟是日本背景的。在变法的呼声被鲜血吞没之后，在慈禧太后的禁报令下，整个中国无不噤若寒蝉，大半年中上海都没有什么新报刊诞生，士气沉闷，一片萧索。梁启超的《清议报》从日本岛上发出的那些声音仿佛是空谷足音。
［记事］
1月2日起，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谭嗣同的遗著《仁学》。
1月31日起，上海《亚东时报》开始连载《仁学》。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0年：章太炎的“长枪大戟”
笔底波澜
1900年：章太炎的“长枪大戟”
世纪之交，岁在庚子，一切都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国的慈禧挟光绪帝仓皇西逃，“连日历行数百里，……不得饮食，既冷且饿”，万乘之尊一路上饱受流离之苦。一旦逃亡到了西安，慈禧等依然是挥霍无度如故，声色歌舞如故，从春天到冬天，从天津到上海、汉口，朝廷对言论的钳制如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日维新血迹犹新，举国书生无不噤若寒蝉，有限的近代中文报刊只在租界或海外才有生存空间，即使如此，朝廷也是无一日不想去之而后快。
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少年中国说》，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讴歌少年中国，呼唤少年中国，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曾激动了千万青年读者。同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试图通过日本外务部约束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租界挂日商牌子的报纸，如《国闻报》、《中外日报》、《便览报》、《沪报》、《汉报》以及陈范接办不久的《苏报》等。
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一是以十万两赏银缉拿“罪大恶极”的康有为、梁启超，无论死活，都“一体给赏”，不求发财的也可以破格升官，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见恨之入骨。二是禁止他们的言论，“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如有读者购阅他们的报纸，“一体严拿惩办”。同时严查销毁他们的著作，美其名曰“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康、梁著作统统遭到了焚版、禁售的命运。
剪辫易服后的章太炎
其时，离六君子殉难不到两年，血迹未干，《清议报》等流布国内，影响不绝，说朝廷寝食难安并不为过。3月7日，张之洞下令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指控它们诋毁朝廷、诬谤慈禧，“以有为无，以无为有，肆口狂吠，毫无顾忌”。“以后沿海各省报章……如有语涉悖逆者，一体禁止购阅，并禁止代为寄送，严行查拿惩办”。并严禁在汉口等地“续开报馆”，“与其拿办于事后，不若预防于事先。如在华界开设者，禁止购阅递送，房屋查封入官。即在洋界开设，冒充洋牌，亦断不准购阅递送，违者一并拿办”。“如有将屋租与报馆者，查封入官”。这一切理由都很堂皇——“以靖地方而安人心”。
7月25日，张之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联名致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要求英方配合，“严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报馆，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进京是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无偏无党”为宗旨的《新闻报》早在5月前后，就不断发表有关义和团的报道，严厉批评清廷的“妥协”、甚至“纵容”政策。6月，地处天津的《国闻报》因为批评义和团，受到了“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的揭帖警告。8月，八国联军进京不久，已有28年历史的《申报》发表评论，提出自己独立的看法：
义和拳匪以仇教为名起事，山东蔓延至顺直各府县。政府误信其有神奇之术，不即兴师雕剿，星星之火，遂至燎原。迨至阑入京师，益复目无法纪，杀书记，戕使臣，焚教堂，害教士，各国痛心疾首，义愤难平。于是占炮台，陷郡治，节节进取，攻入京城。
不管怎么说，这是曾在舆论界享有声誉的《申报》站在另一角度所看到的事实。虽为一家之言，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当然，这一年《申报》也不是没有遗憾的，7月，容闳、严复、唐才常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创立自立会，算得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申报》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载。
就是这次会上，章太炎不满“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立场，当场剪辫易服，宣布退会。随后，他写下《解辫发》一文，直斥“满洲政府不道”，这篇文章和另一篇同样措辞激烈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一起，发表在8月的《中国旬报》增刊第19期上。
《中国日报》是这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创办的革命报纸，是“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分日刊和旬刊，旬刊叫做《中国旬报》。此前尚未发表过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满色彩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162。
从此，章太炎就“以文章排满的骁将”（鲁迅语）的姿态出现在晚清中国的言论史上。
［记事］
1月11日，澳门《知新报》第111期发表陈荣衮的论说《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主张改革文言，以开民智，以“浅说”来“输入文明”。
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陈少白主持。
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缉捕康有为、梁启超。
3月7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江汉关道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并禁止在汉口、汉阳等地“续开报馆”。
9月28日，日本人在汉口主办的中文《汉报》因为支持新党，在多次遭当地官府限禁后，自动停刊。
同年，陈范接办上海《苏报》。
《白话爱国报》在北京创刊。
连横在台湾台南创办《台南日报》，常有眷怀故国、反对满清的言论，与香港《中国日报》有密切联系。
广州《嘻笑报》旬刊以“对上不敬”罪名被粤督李鸿章饬令南海县查究，主编人朱通儒、杨肖欧等潜逃，报纸停刊。
广州《博闻报》因刊载慈禧太后西迁消息中有关于她“唇厚”、“口大”等词汇，以不大敬被广东巡抚下令南海县查封。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笔底波澜
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纪元更始，《辛丑条约》拉开了20世纪的序幕，割地赔款，国势日危。1月，慈禧在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匆忙发出了名动天下的变法上谕，要求各地官吏提出改革建议，次第实行，从此揭开了清末最后10年的变革序幕。姑且不论刘坤一、张之洞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使民间舆论也普遍认为，欲变革首先在于启迪民智，也就是从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入手。
这一年，《清议报》出满一百册，梁启超发表长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
杭州名士项兰生创办的《杭州白话报》
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称誉上海的《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等“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这一年，《申报》已出满一万号。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避居上海的英敛之，应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之请，悄然北上天津，紧锣密鼓地筹办《大公报》，名垂言论史的《大公报》已在历史的地平线下孕育。
《苏州白话报》创刊号
6月20日，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兰生）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在西子湖畔问世，初涉报坛的林白水用大白话起草了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不断用白话在报上鼓吹新政，攻击小脚、迷信和鸦片（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也曾刊出以古文名世的林纾的《白话道情》（那时的林纾已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都很受欢迎。《杭州白话报》由最初的月刊变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乃至附近各地，“大受欢迎”。20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回首当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9月，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创刊，也经常转载《杭州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上的文章。
这一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应诏上疏，建议朝廷创办官报控制舆论，以抵制民办报刊。他称报纸是“耳目”，上下、中外之间都靠报纸流通，“中国通商各埠，由民间自行办理者不下数十种”，“多不免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