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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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报纸这一
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
新的载体，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表达自己对时事世局的看法，发出批评社会、干预社会的呼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在本质上有别于以往的清议传统，这是近代与古代的差距。正是从王韬开始，一种新型的不以做官为目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诞生了。这一年，王韬46岁，正当人生的盛年。
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
在自己办报之前，王韬与西方文明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弱冠之年就在英国传教士主办的上海墨海书馆任职，从1849年到1862年的13年间，他协助编辑、校订西方书籍，参与了上海早期中文杂志《六合丛谈》的编辑工作。因为向太平天国上书，王韬成了清王朝的通缉犯，被迫流亡香港。从1862年到1874年又是漫长的12年，在英华书院翻译中国古籍的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期间，他曾游历欧洲两年，还到过日本，眼界大开，尤其对报纸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在香港，他参与编辑过《近事编录》，也为《中外新闻七日报》撰过稿。这一切都为他创办《循环日报》准备了条件。
王韬办《循环日报》处处以英国《泰晤士日报》为楷模，“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目的就是要形成公正的舆论，代表民心之所向。《循环日报》的一大特色即是评论多。在他执笔政的十年间，至少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申报》等同时代的报纸所转载。透过他温热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人远追三代、以古衡今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有类似欧洲近代报纸那样的批评时政的锋芒。他主张学习西方，关注国际时局的变化，毫无遮掩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这些都对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人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王韬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生在一个内忧外患的乱世，也是千年未有的转型易代之际，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名，仅仅凭着一支笔、一个脑袋，以其言论和办报实践树立起了一个新的行为模式。
［记事］
9月5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宗教杂志《教会新报》（1868年在上海创办，初名《中国教会新报》）从301期起改名为《万国公报》，英文名为Chinese Globe Magazine，即“环球杂志”。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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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彛拔穆纪獗唷贰 �
5月，王韬的报刊评论集《彛拔穆纪獗唷吩谙愀鄢霭妫馐侵泄谝徊勘ǹ缆奂耸本唷堆啡毡ā反纯呀辏难月塾跋炝苏桓鍪贝袅艘惶醵潦槿斯鼗成缁帷⑹迪肿晕业男侣肪丁Ｕ纭渡瓯ā返拇嬖诘昧τ谏虾Ｗ饨纾堆啡毡ā芬仓挥性谙愀鄣闹贫然肪诚虏庞锌赡埽馐墙泄桓鐾纯喽坏貌徽拥你Ｂ邸！ �
其时，在清廷马鞭所及之处，依然是一团漆黑，没有多少说话的空间。12月20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城内出现“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出告示禁止：
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意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情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74。
假如不是10天后《循环日报》刊登了这一告示，这一历史文献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
在言禁未开的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27年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创办的《依泾杂说》，仅仅因为揭露官府的陋规就被查禁。1868年5月7日、13日，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次发出了禁毁小说、戏曲的“通饬”，查禁的
王韬著作《普法战纪》
书目多达269种。1877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将他的日记《使西纪程》刊行于世，其中说西洋并不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夷狄”，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并介绍了英国的议会政治、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等等。书一问世就引来“谤毁遍天下”，最后清廷下诏申斥郭嵩焘，“毁其《使西纪程》版”。
［记事］
7月28日，《万国公报》出至750期后暂时停刊，没想到一停就是五年半。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89年：《万国公报》开风气
笔底波澜
1889年：《万国公报》开风气
1月31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当《万国公报》这次以新的面目在上海再度出版时，中文名称虽然没变，但英文名改成了The Review of the Time（意即“时代评论”），并且由周刊改成了月刊。
新复刊的《万国公报》“专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着眼于启迪心智，将重心完全转移到了论学论政上来，不再是一本宗教杂志。主编还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但变成了西方文明背景的广学会（集中了西方在华的外交、宗教、企业界的主要人物）在华的言论机关，不再是林乐知个人主办的同人刊物。《万国公报》对中国社会真正产生影响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
广学会对他们创办《万国公报》的目的直言不讳，在1888年发表的年会报告中说：
我们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小心地但积极地为中国的知识阶层创办一个定期刊物。我们发现对这样一种期刊的需要，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从私人接触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上知道，中国人正在逐步意识到他们的力量；我们将不得不很快面对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的安全，我们在中国的进展，有赖于我们和中国人民搞好关系。因此，我们非常必要有一个喉舌来阐述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信仰，并且保卫它们。
《万国公报》另一位重要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雄心勃勃地要把这本杂志办成“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他这句话说得直截了当，就是要通过清廷的上层人物和有可能进入这个阶层的读书人在中国推行改革。
广学会督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直至甲午战争以后，《万国公报》和中国的维新派一同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呼声。除了不断地呼吁改革政制（也就是“变新政”）、提倡教育、改良社会风气、鼓励与西方国家交往等，《万国公报》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此外，还翻译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西方学说。
那时，办报没有蔚然成风，中文报刊还是寥若晨星。提倡变法自强虽然并不自《万国公报》始，但正是在广学会接办这份杂志后，变法才逐渐形成一股舆论。它最初发行不足千份，到甲午战后迅速飙升，1896年每个月差不多都能发行4000份，1898年一年发行了3。9万份左右，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以后逐年有所增加，最高时年发行量近5万份，从这个数字不难看出它当时的影响。
1896年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册发表《新政策》一文，提出“新民”、“化民”、“安民”、“养民”等观点，其中“新民”成了后来梁启超“新民说”的源头之一，虽然李提摩太所说的“新民”只是提倡多与外国交往，包括派留学生、信教等。
《万国公报》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万国公报》几乎成为文人学士必读的刊物，连光绪帝都要求上海招商局每期呈览。那个时代主张改革的中国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曾从《万国公报》中汲取过养分的。年轻的康有为第一次读到《万国公报》即大为震惊。1894年，他积极投稿参加《万国公报》的征文，获得了六等奖。1895年他第一次办的报纸干脆就叫《万国公报》。1898年大同译书局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有37篇是从《万国公报》直接转载的。孙中山1894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也曾受到《万国公报》主笔的赞赏，在当年10月、11月连载发表。
林乐知被美国舆论界誉为在中国“传播种子的人”不是偶然的。他以中文写的《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一版再版，发行了2。2万册，仍供不应求，出现了大量盗版，致使美国领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明令禁止盗印，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涉外版权纠纷之一。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笔底波澜
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在风行上海乃至江南的《申报》创刊21年后，2月17日（大年初一），《新闻报》在上海诞生，望平街的“申”、“新”时代初露端倪。一年后，《新闻报》的发行量就由最初的300份上升到3000份，仅次于《申报》。不过当时还不会有人想到这张报纸会后来居上，在十里洋场发行量始终居《申报》之上，并且成为首先赢得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
这份商业报纸的创办人为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6年后（1899年）归美国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所有，此人曾兼任南洋公学监督，介入过“苏报案”，扮演过并不光彩的角色。他大胆任用“既无报馆经验，又乏新闻智识”的汪汉溪为总理，“汪事必躬亲，二十余年，未尝稍懈”。在汪手里，《新闻报》奠定了“无偏无党”的风格，致力于开辟经济新闻报道，不嫌琐碎，把市场行情、商货行情详细刊登出来，从而成为上海绅商各界每日必读的报纸，从工厂、公司、洋行到澡堂、理发店无不订阅，发行量急剧上升，广告源源不断。仅以发行量而论，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尽管在言论方面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张季鸾等言论史上执牛耳式的人物都曾为《新闻报》服务，他以“一苇”的笔名所写的北京通讯曾滋养过少年徐铸成们。汪汉溪“抱定经济自立宗旨，无党无偏，力崇正谊，不为威胁，不为利诱”，连聘用人员都很慎重，“量才使用，均能洁身自好，绝无党派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在漫长的岁月里，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在商业报纸中确实也不能说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1923年，《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时，发行量已逼近10万份。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不擅文章的汪汉溪亲自写下了《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历述办报的艰辛、经济独立的不易：
办报非经济自立，则言论记载难于自由；即使苟且敷衍，亦不能广其销路。然经济独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致败之由，半由于党派关系，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阅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自必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此办报困难之一大原因也。……各国对于报纸，多方维护。而中国政府，邮电两项，摧残舆论，至于此极，良深浩叹，此办报困难之又一原因也。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78—179。
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巨册中，蔡元培、孙中山、梁启超、于右任等或撰文，或题词。张季鸾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慨然说：
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且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
一年后，汪汉溪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故。父死子继，他的两个儿子汪伯奇、汪仲韦继续掌管《新闻报》，即使1929年被史量才收购以后也是如此。
［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