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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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页162、163—164。　　　　
　　　　此文一出，国人争相传阅，蒋介石龙颜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2月4日的王世杰日记中说：“《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这是《大公报》和王芸生的光荣。《看重庆，念中原》如同一块纪念碑一般屹立在百年言论史上，成为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象征。　　　　
　　　　3月7日，著名女记者子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通讯《重庆低喟》，其中记下了宋美龄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人民在社会方面素持民主精神，目前中国正依赖报纸协助完成政治上之民主。”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右）与同事合影　　　　
　　　　然而，无论这位第一夫人在美国说得如何漂亮都是当不得真的，仅仅一个月前，《大公报》重庆版就曾被停刊三天；2月8日一天之内，国民党中宣部就密令搜查了生活、读书、新知及大陆图书公司4家书店；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对新闻记者提出种种限制，几乎受到新闻界一致的反对。　　　　
　　　　难怪子冈接着宋美龄的话说：“这也许真是人民心中的愿望，但是报纸要尽这个伟大的职责，尚有待客观环境的开展。叶楚伧氏要求新闻界多作积极的建议，勿做消极的批评。可是要把这两种工作划分清楚，是不能如水与油那样容易辩明的。而且读者与政府对报纸的期望，往往是相反，或者可以说读者的要求更多些，更愿意接受民主政治的熏陶。”　　　　
　　　　这些判断也被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　　　　
　　　　5月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密电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风等筹划的三种刊物，不准登记出版。同月，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在桂林遭查禁。　　　　
　　　　8月23日，桂林《文学月报》、《西南儿童》、《妇女岗位》、《音乐与艺术》等10种杂志遭查禁。　　　　
　　　　仅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一年多时间被禁演的剧目就有160种，包括田汉、阳翰笙、老舍、陈白尘、曹禺、李健吾、吴祖光等人的作品。　　　　
　　　　9月27日，桂林《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周刊》等杂志遭查封。　　　　
　　　　10月2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取缔剧本一览表》，共开列了116种不准出版或演出的剧本。　　　　
　　　　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12月，查禁取缔的1414种书刊，真正经各地查获没收的只有559种（其他835种只虚有取缔之名）。　　　　
　　　　这是民心转向的一年，代表了蒋介石及国民党道义威信的丧失。在昆明西南联大埋头做学问的闻一多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踏上争民主、反独裁的不归路。11月，王亚平、于伶、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11条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当局置之不理。同月，重庆20家书店联名发表《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　　　　
　　　　王芸生在写作　　　　
　　　　连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后来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的不可逆转。作为局外人，他的观察正是从蒋介石钳制新闻的政策入手的。9月16日，他在重庆和宋美龄见面时，向她提议“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然而，这位受美国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第一夫人”回避了正面的回答，扯到其他方面，说些故弄玄虚的话。费正清说，1943年是天命所归的变动，民心所向的变动。显然，蒋介石并没有意识不到这一点。除了控制舆论之外，他想不到其他的办法。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也是这一年抛出的。12月23日，蒋介石还电令新闻检查局，近来各报对于经过检查、删扣的言论、新闻，常有“遵检”两字代替被删之文字而刊于报上，或留有不完全字句而附以“遵检”等字样登出的。这无异于违抗检查，都应一律严加取缔禁止。如有违背，应照违检例予以处罚。　　　　
　　　　被权势冲昏了头脑的独裁者，要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简单道理真不容易啊！　　　　
　　　　［记事］　　　　
　　　　4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加强对新闻出版的控制。　　　　
　　　　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国民党摧残新闻事业，去年查禁报章杂志五百余种》的消息。　　　　
　　　　10月4日，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指令，战时新闻检查局核准公布施行《战时新闻禁载标准》。　　　　
　　　　12月15日，在沦陷后的上海租界，开明书店的夏丏尊、章锡琛被日本宪兵拘捕。《万象》创办人平襟亚因为发表杂文，对日伪有所讽刺，被日本宪兵拘捕，关押了一个多月。孔令境为世界书局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剧本丛刊》等，也因有讥讽日伪处，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关押了40天。读书出版社的关阳里、世界书局的赵侣青等也曾被捕。　　　　
　　　　12月，张静庐等联合生活、读书、新知、国讯等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光明书局、群益出版社、中外出版社等13家出版机构，发起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以后成员增加到27家）。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1）

　　　　笔底波澜　　　　
　　　　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　　　　
　　　　从2月到年底，黄炎培、张志让等主办的《宪政》月刊坚持每月举办一次座谈会，邀请各界名流、专家学者讨论民主宪政问题，并发表发言记录。　　　　
　　　　3月，桂林文化界提出改善图书审查办法。同月27日，针对出版业的困境，重庆《大公报》发表《物价与文化》的社评，引起出版界的强烈共鸣。4月5日，张静庐、黄洛峰、姚蓬子等6位出版人联名致函《大公报》记者，提出要求国民党当局“广开言路，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读书之风气”等许多对症下药的意见。5月2日《大公报》以《出版业的呼吁》为题发表了这封公开信。重庆知识界纷起响应，4月29日，左舜生、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和文化界聚会，章伯钧提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问题，最后推出茅盾等8人起草关于书报审查问题的意见书。当天《新民报》晚刊报道了这一消息。5月3日，张申府、孙伏园、曹禺、张静庐等50多人举行茶会，发出《重庆文化界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以及78人联署的《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提出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等意见，喊出了“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可以看作是一年后“拒检运动”的先声。　　　　
　　　　4月22日，孙科在向保险界发表演讲时指出，宪法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民自由，“目下对言论自由，与经济管制实反其道而行，前者管制见效，而后者不堪闻问”，“经济管制不能端赖官吏，必须人民自行监督。言论自由，则贪污之风亦必自杀。”袁冬林、袁士杰编：《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页374—375。第二天，重庆《新民报》发表了浦熙修采写的新闻《孙院长昨讲演中国必须民主》，虽然其中至少了开了三处“天窗”。　　　　
　　　　6月13日，郭沫若发表文章呼吁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文艺创作的自由。　　　　
　　　　《新民报》著名的“三张一赵”之“三张”，左起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　　　　
　　　　从7月30日起，访问延安归来不久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就在《新民报》重庆版、成都版开始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当年11月就出版了单行本。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客观地报道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包括提出了一些不无尖锐的质疑和批评。国人争相传阅《延安一月》，《新民报》洛阳纸贵。夏衍回忆，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赞赏过《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也对夏衍、章汉夫、潘梓年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张林岚：《赵超构传》，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页75。毛泽东当面说赵超构“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当时还颇为自豪，感到“受之有愧”，后来才得知这是对他含蓄的批评。但毛肯定了他“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写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无论如何，赵超构这个名字将因为《延安一月》而永留在这一年的编年史当中。　　　　
　　　　《新民报》主笔、“三张一赵”之“一赵”赵超构　　　　
　　　　在9月13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极多，而且极严厉，对失职的各部长官乃至军事将领无不公开指责，毫无顾忌。更难得的是，包括《新民报》、《大公报》在内的许多报纸都登载了这类言论。所以有人说，国民党执政以来“政治公开以此次会议为始点。”国外舆论反响更是强烈，误以为中国走上了“政治公开之路”，《纽约时报》称之为“沉闷的中国之新鲜空气”。实际上这样的景象是不可靠的。仅9月25日一天，就有贵阳的《黔灵晚报》、《天下报》、《诚报》、《商情报》、《立言报》等五家民营报纸被勒令停刊。　　　　
　　　　9月，桂林沦陷前夕，桂林《大公报》被迫停刊，全体人员徒步南行，参加了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难。在桂林的岁月，徐铸成执笔的社论“真是赛过几师雄兵”，就连它的副刊也“成为真正人民的园地”。　　　　
　　　　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党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党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王芸生直接提出了“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这一年，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在《大公报》、《民宪》、《宪政》、《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一系列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如《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宪政学者的专业知识，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2）

　　　　［记事］　　　　
　　　　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昆明《朝报晚刊》创办才几天即“奉令停刊”。　　　　
　　　　1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桂林《野草》、《戏剧生活》等杂志遭查封。　　　　
　　　　2月，汪伪政府以外国人不能在中国出版本国文字以外的报刊为借口，迫使中共以苏商时代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时代》周刊停刊。　　　　
　　　　3月11日，衡阳《大刚报》因发表《贪污及其》一文，自这一天起被停刊3天。　　　　
　　　　3月，长沙、衡阳两地的报纸因为揭露湖南的暴政而遭查禁，“手令”绝妙：　　　　
　　　　战时报纸油墨应积极节约，以供军需民用，近有不肖之徒，未奉政府批准，擅以宣传为名，在长、衡各地乱办书报，乱办杂志，胡说八道，颓风败俗，其浪费物力，扰乱社会之罪，实无法恕。特令饬所属严予查禁，以挽颓风。如有上项犯法书报杂志，应随时勒令停刊，并按情节轻重，究办其主办人。　　　　
　　　　4月，成都《新民报》一则“一胎三女”的社会新闻得罪当地政府，因为拒绝“更正”，张友鸾被迫离开成都。　　　　
　　　　5月4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　　　　
　　　　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在《大公报》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　　　　
　　　　6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战时书刊审查规则》，尽管将图书和不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的杂志由原稿审查改为著作人或发行人自行审查，禁载的事项也比以往略有减少，但仍坚持对报纸和其他杂志的事前检查。　　　　
　　　　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