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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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237。
8月30日下午，朱惺公在回家路上遭枪杀，献出了39岁的生命。这封正气凛然的公开信成了他留下的遗嘱。9月2日，《大美晚报》发表致汪精卫的公开信，要求他对朱惺公被杀惨案公开表态。
［记事］
3月4日，重庆生活书店遭国民党当局搜查，7千册书籍被搜去。同月，甚至生活书店出版的《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也被中宣部以“不合版本要求”的理由查禁，原因是只收入了蒋介石主张抗日救国的言论，不利抗战的一篇未收。从3月8日生活书店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遭勒令停业，到10月23日福建南平分店遭勒令停业，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至少有13家分店、支店等遭国民党当局搜查、勒令停业或封闭，6名经理或职员被捕，其中一人被判刑6个月，1人被迫害致死（西安分店经理周名寰）。
1939年春节，《大公报》社同人合影
5月6日，由于日机连续轰炸重庆，10家大报只能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至8月12日，共出99期。
5月9日，曾在抗日论坛上作狮子吼的王造时，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虽地处偏远，其影响却不容小看。
5月10日，阿英主编有共产党背景的《文献》杂志出版8期之后，被日本宪兵会同租界当局查封。
5月，新知书店辰溪分店遭搜查，经理被捕入狱2个月（12月底书店被封闭）。
5月，有共产党背景的金华《东南战线》半月刊出至第五期即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5月，《导报》被租界当局下令停刊一周，6月17日遭武装袭击，7月1日终因屡遭袭击和破坏，而被迫停刊。同时停刊的还有只出版了13期的《导报增刊》。
6月16日，《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负责人被捕；襄樊的鄂北分馆及其他各地的分馆、分销处都遭查封；发往各地的报纸经常被邮件检查所拦截、扣押、没收。
7月22日，《中美日报》遭到袭击。8月1日是特务恐吓《中美日报》必须停刊的日子，他们不仅照旧出版，而且发表《恐吓与正义》的社评，“不为威胁利诱所动”。10月9日、10日，《中美日报》连续在街头遭到拦劫。
7月26日，《申报》馆被炸，一死五伤。
8月28日，青年胡绩伟主编的成都《星芒报》遭查封。
10月19日，《新华日报》“违检”刊出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新民报》、《扫荡报》三记者的谈话，被新闻检查局罚令停刊一天。《新华日报》坚持在10月23日刊登启事，说明停刊理由。
12月12日，仅仅因为在大陆广播电台主持平剧、粤剧大会唱，播音员茅丽瑛在上海租界遭暗杀。
这一年被杀害的还有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公报》、《历城周报》的5名编辑、记者，死于敌机轰炸的有重庆《中央日报》、中央社等媒体的记者、编辑等6人。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笔底波澜
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是言论史上暗淡的一年。国民党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的指令，除了经军令部军事新闻组审检的中央社稿之外，其他各报一律不准擅自发布战况。
1月，国民党当局一次拘捕了衡阳《开明日报》11人，包括编辑4人，工友、会计等7人，其中有两位老人。两个月后，仍杳无音讯。报社为此于3月27日向全国同胞发出沉痛的呼吁，要求声援。
从2月3日到3月底不到两个月，生活书店在衡阳等地的3家分店、支店被破坏、封闭，10余人被捕。到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55个分店绝大部分被封或勒令停业，只剩下6个分店。从1937年到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40％都被明查暗禁，有目录可查的达203种，其中仅邹韬奋一个人的著作就有12种。7月，国民党方面提出生活书店与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由邹韬奋主持，对外名称照旧，政府对生活书店投资，被查封的分支店可以考虑恢复。并表示这是蒋介石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权势的威逼与利诱，邹韬奋当场回答：
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如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页217。
新知书店的情况也类似，2月初衡阳分店被封，6人被捕。金华、丽水、宜山、柳州、襄阳等地分店陆续被捣毁、封闭或被迫停业，只剩下重庆、桂林等地4个分店。
4月，邹韬奋等在参政会上提出《严禁违法拘捕迅速实行提审法以保障人民身体自由案》，作最后的努力。
4月18日，西安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版了113期。短短几年间，李敷仁在资金匮乏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将《老百姓》真正办成了深受底层老百姓喜爱的通俗报纸，三次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收买。虽然最后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但李敷仁还是无比痛心地说：“我的孩子被扼死了。”
5月13日，湖南当局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的莫须有罪名查封邵阳《力报》，逮捕康德、严怪愚、冯英子三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办学术性杂志也要经过三道关：（1）社会局，（2）市政府，（3）国民党省（市）执行委员会，图为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的“登记”通知书
6月13日，国民党电令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检扣或删削。”16日，国民党中宣部致函战时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手令：所有稿件，“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对投稿人务取得其真实姓名地址”，“违反该项规定，即严加检扣，倘不遵从，严予论处”。在这一禁令下，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及其他报刊的限制和迫害。
9月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条。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省下达了以卑鄙手段捣毁中共书店的密令，要求“对外绝对秘密，以免对方借口。”
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编印的《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收入了两年来通令查禁的书刊720多种。
在上海“孤岛”，7月1日，汪精卫粉墨登场之后，汪伪“南京政府”发出对83人的“通缉令”，其中上海报界就占了49人，包括《申报》的金华亭、胡仲持、马荫良，《新闻报》的汪仲韦、顾执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等，基本上是活跃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报人。
7月19日，《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首先遭到暗杀。
7月21日，张似旭的追悼会尚未举行，上海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又遭暗杀。
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到枪击受伤，幸免于难。
8月19日，《大美晚报》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遭暗杀，21日身亡。
1940年的编年史上洒满了坚守“孤岛”的报人们的鲜血，他们大部分都和朱惺公一样，无党无派，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没有选择苟且偷生，即使面对暗杀的枪口。死里逃生的顾执中后来经香港到了重庆，蒋介石主动约见他，表示慰问。蒋问他：“您现在有工作吗？”他回答：“有，我还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蒋又问：“您有什么困难吗？”他回答﹕“谢谢，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困难。”实际上他当时没有分文收入，朝不保夕，常常靠变卖掉一些衣物度日，但他不愿接受蒋介石的任何帮助，不愿接受蒋委任的任何工作。他的连襟钱大钧事先得知蒋约见他的消息，曾大为欣喜，以为他做官有望。事后钱只对他说了两个不客气的字：“傻瓜！”可他并不生气，他觉得自己只是个新闻记者，他与汪精卫很熟，但他不会走汪的路。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为日本外长）重光葵很友好，但他也不会走亲日之路。即使在困苦之中，他也不想走蒋介石的路。钱大钧看到了他“傻瓜”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立性，以及做人的尊严。
［记事］
1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连续两篇社论稿《论冬季出击胜利》、《起来，扑灭汉奸！》，都遭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押，当天《新华日报》第一次
1940年1月6日的《新华日报》“开天窗”抗议
“开天窗”抗议，只刊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字。
2月18日凌晨，数十名特务闯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印刷所，拘捕了13名工作人员。经抗议，被捕人员3月6日才获释。同月，有共产党背景的云南《战时知识》半月刊遭查封。
3月14日，成都通俗刊物《时事新刊》遭查封，记者李亚凡被公开枪杀。
3月16日晚，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后，以此借口逮捕《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领导人罗世文、经理洪希宗，封闭营业分处。当月洪希宗即遭残酷活埋。
3月18日，成都《大声》周刊主编车耀先被捕。
3月，在成都公开发行通讯稿的星芒社遭查封，全民通讯社社长周勉之被捕，至1946年4月才出狱。罗世文和车耀先一直关押到1946年8月18日同时遇害。
3月21日，国民党中宣部拟定了《电影剧本审查登记办法》、《戏剧剧本审查登记办法》及《战时剧本审查标准》。
4月18日，上海租界工部局下令有共产党背景的《职业生活》周刊限期停刊。
4月26日，广东罗定县有共产党背景的《三罗日报》遭国民党当局迫令停刊。
5月18日，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因刊载蒋介石为敌机轰炸重庆告国人书，而被工部局吊销登记证，就此停刊。
6月25日，华文《华美晚报》因《中条山上小英雄》一文被罚令停刊四星期。
7月14日，汪伪“南京政府”训令将《申报》记者阿乐满、《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等7名外国记者驱逐出境，遭到坚决抵制，他们一致表示对驱逐令置之不理。
8月6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设立新闻检查部，对租界内的中文报刊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
8月22日，汪伪“南京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南京、上海各商家、娱乐场所在《大美晚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大英晚报》、《正言报》上刊登营业性广告，对“孤岛”的报纸进行经济封杀。
10月1日，汪伪“南京政府”通过《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在它的黑手能伸到的重要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遏制任何抗日的声音、不满的声音。
10月，江苏溧阳《江南日报》经理张济平被日军杀害。
12月，日军也将其控制的上海新闻检查所移交给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41年：王芸生揭穿“飞机洋狗”的丑闻
笔底波澜
1941年：王芸生揭穿“飞机洋狗”的丑闻
3月15日，胡政之未雨绸缪，远在香港沦陷之前，安排了《大公报》桂林版的出版。病中的张季鸾以“老兵”的笔名发了多次重庆专电。
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世界性荣誉，在《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中，张季鸾不无骄傲地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自从1926年接办《大公报》，15年来，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擎起一支秃笔，从天津到上海，从汉口到重庆，从香港到桂林，辗转南北，在大时代里鼓与呼，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其言论影响之大、之远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像的。“文人论政”四个字既是他们对《大公报》的自我定位，也是对百年中国言论史的概括。正是他们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如此殊荣，张季鸾有幸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迎来了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