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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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蚬竦车本治首铩！缎律吩獠榉猓缎律贩⑿腥硕胖卦讹额跞胗�7月9日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两个月，酿成了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读者自发组织了“《新生》后援会”，印发《告全体〈新生〉读者》，提出组织“新生读者联合会”、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自由等要求。余波所及，导致了臭名昭著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消亡，成为这个不幸年头一支大快人心的插曲。
7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修正通过《出版法》，对新闻出版的限制更多、规定更苛，激起了新闻出版界、文化界的强烈不满与抗议。14
《新生》发行人杜重远
日，天津《大公报》率先发表《谈出版法》社评，提出批评。19日，上海日报
公会开会致电南京政府，对此深表不满，要求暂缓公布。上海记者公会发表宣言，通电抗议“修正出版法”。28日，南京新闻学会通电全国同业，主张一致提出复议的要求。30日，《大公报》发表《新出版法的再检讨》社评，认为修正出版法“不仅繁琐”，而且限载新闻范围“过于广泛”，使言论界今后的记载批评将“动辄得咎”，总之，“统制之方法与程度不甚合理。”31日，全国各地驻南京的新闻机构代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面对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推迟公布，悬而待决。
这一年，上海民营无线电播音同业公会曾抗议当局干扰私营无线广播电台的正常播音。
也是这一年，杭州记者公会通电要求言论自由，力争撤销新闻检查制度，上海、南京、杭州、北平等地报纸，包括国民党主办的南京《朝报》、《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杭州《东南日报》等在内，纷纷著论支持，反对臭名昭著的新闻检查所。此举足以使杭州记者公会这个地方性新闻同业团体光耀史册。为纪念这一行动，在9月1日记者节期间，杭州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全国报纸展览会。
11月10日，邹韬奋返回上海，接续《生活》、《新生》的火炬，办起了《大众生活》周刊。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283人签署《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
销数高达20万份的《大众生活》周刊，图为创刊号封面
八条要求，刊登在12月21日的《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2月27日，他们又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宣言》。
11月12日，“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与张东荪、罗隆基、谢冰心等友人，在北平办起了《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开新张》一文，直言“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这样“言论反动”的刊物自然免不了被查禁的命运。
王造时创办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半月刊先后遭查封，但他不惮于国民党的威压，将那些被统治者称为“荒谬”的文章汇集出版，书名就叫《荒谬集》。
12月3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手握兵权的平津最高首脑宋哲元。第二天《大公报》就被停止邮递，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南京、上海各地报纸纷起声援，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也通过决议，“要求行政院立刻纠正”。12月12日，《大公报》恢复邮递。三天后（12月15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一八一号的《编辑后记》中说：
被胡适称为“射雕老手，箭无虚发”的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大公报》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中，独能不顾危险，登载平津各报不能登载的文电，发表平津各报不敢发表的言论。从12月4日起大公报得了停止邮递的处分。这样为正义受损失，是一个舆论机关最光荣的事。我们很诚恳的给《大公报》道贺。《独立评论》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胡适还写信给张季鸾，称他“射雕老手，箭无虚发，一发即中伤要害，佩服！佩服！”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537。
这一切不仅留在1935年的编年史中，也将永久地留存在言论史的记忆深处。尽管国民党对言论的压迫从未停止过，仅这一年遭查禁、查扣的书刊就有70种。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鲁迅的杂文集《准风月谈》一出版，就被禁止发售。他的《门外文谈》直到这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消亡后才得以问世。
年底，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中痛斥国民党政府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尖锐地批评当局对言论的压迫。他接着说：“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
其实，无论新闻记者还是知识分子关于言论自由的“请愿”、“要求”，从袁世凯时代到蒋介石时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不是始于1935年的下半年。
［记事］
2月8日，上海市教育局转发了《图书须审查后始准注册令》。
2月22日，长沙《霹雳报》以所谓泄漏军事秘密被停刊一周。
3月28日，内政部发文《图书注册后仍须送内政部备查》。
3月，长沙《正报》因一篇“醴陵奇俗”被永远停刊。
5月27日，在被禁邮8个月后，《时事新报》获准恢复邮递。
5月31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令上海市书业公会：翻印古书的新增材料须先送审。
5月，张竹平苦心经营多年、具有报业托拉斯雏形的“四社”（包括《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被孔祥熙劫夺。
9月1日，属于胡文虎兄弟“星系报业”的厦门《星光日报》创刊，因刊出有关日舰走私的新闻，遭日方严重抗议，要求封报、捕人，社长胡资周断然拒绝，据理反驳，最后以总编辑表面上辞职了事。
9月15日，广州南风社记者叶云笙被捕，17日获释。省市记者会派代表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记者陈锡余不准。
9月20日，成舍我集资在上海创办《立报》，小报大办，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力图办成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发行量迅速突破10万份。
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主编张梓生备受亲国民党小报围攻，继黎烈文之后被迫辞职。
11月8日，上海《新闻夜报》、《小晨报》因未遵禁令、大量报道汪精卫被刺事件，受到停止邮递和停刊多日处分。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1）
笔底波澜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新年伊始，从北到南，都涌动着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1月1日，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向政府请愿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的决议。1月26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致函祝贺平津新闻学会成立，赞成他们提出的开放“言禁”、废止现行新闻检查制度等主张，认为争取新闻业的自由与独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2月9日、10日《世界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郭步陶、陆诒、包天笑、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他们抗议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郑重提出两点主张：“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
国难当头，争取言论自由成为这一年主旋律之一。
3月，马叙伦等148人在《生活教育》、《大众生活》发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与上海文化界南北呼应。
4月1日，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正式问世。张季鸾在《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中重申了“四不”方针，以“不隶籍政党”、“经济独立”、“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等作为“自立之本”，耿耿以“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为念。第二天，又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对新闻检查制度深表不满。6月9日，再次发表《论统制新闻》社评，批评当局“蒙头盖面”的“统制新闻政策”。9月1日，当复刊10周年时，总计天津、上海两地的日发行量已超过10万份，《大公报》作为举国舆论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
6月底，因为夏衍写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有“东北是我们的领土”一句台词而遭禁演，上海戏剧界张庚、于伶、唐纳、欧阳山、柯灵等20多人联名发表“反对工部局禁止演剧的通启”，提出：“为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尊严，我们一方面应当督促政府向工部局严重交涉，一方面要求我国文化工作者一致起来，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争取一切爱国运动、文化及艺术活动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本拍了一部电影《新土》，主题即东北是他们的“新土”，影片在上海上映后，文化界发表两次抗议宣言，一次由欧阳予倩、应云卫等电影、戏剧界300多人联名，一次由矛盾领衔，巴金、许广平、郑振铎、任白戈等都签了名。
7、8月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言论出版自由即是其中之一。
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21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慨予废止”。同时呼吁全国学者、记者、作者、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促其早日实现”。《新认识》、《文学》和《申报·每周增刊》等报刊都相继刊载了这一宣言。这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在争言论自由的宣言上签名。
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因奔走抗日而被捕，当天，《立报》在头版发表《今晨七人被捕》的短讯，率先披露这一震惊全国的消息。26日，宋庆龄发出《为“七君子”被捕向报界发表声明》，呼吁舆论界主持正义。之后，《立报》和全国各地报纸，连续追踪报道“七君子”案，对国民党当局构成了压力。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图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这是我们在1936年的言论编年史上所看到的亮色，然而更多的是铁屋中的呐喊，是黑暗中的挣扎、沉埋，是默无声息的消亡。据当时印发的《查禁刊物一览表》及《反动刊物调查表》，仅仅从1936年1月到3月，国民党当局就查禁了24种刊物。这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秘密印发的《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表明，从1929年3月到1936年6月，以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讥评政府”、“诋毁本党”、“妖言惑众”、“言论反动”等罪名秘密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有676种、文艺书籍有309种。
［记事］
1月19日，国民党CC系背景的上海《晨报》发表王新命（署名“林总”）执笔的“星期评论”《树立政府信用——严禁官吏之投机》，公开批评孔祥熙公债投机和他的财政经济政策。蒋介石震怒，亲自下达了“晨报永远不准出版”的手令。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2）
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不久被禁。
2月20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通令全国公私营广播电台，自即日起，每日下午8时至9时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