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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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
2月21日，洪灵菲主编的《我们》月刊被国民党政府通令查禁，上海晓山书店被封闭。
4月29日，潘汉年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战线》文艺周刊出至第5期，被当局以“攻击国府”的罪名查封。
5月1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6月12日，邵飘萍遗孀汤修慧复活《京报》，已不复当年的声光。
7月，南京政府组织上海中外记者济案调查团，奔赴济南调查“五三”惨案的真相，其中包括了来自《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的五名中国记者。由《新闻报》记者顾执中、《申报》记者康通一起草的调查报告《中外记者胶济观察记》长达1。6万字，忠实、详尽地记录了日本悍然制造“五三”惨案的真相。
8月29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查抄“共产党之机关”，“查获共产书刊一万五千余册”。
9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查禁《语丝》等书刊15种。
11月，上海第一线书店以“赤化”罪名受到当局警告，随即停业，所出《无轨列车》半月刊（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编）也遭查禁，共出了8期。
12月16日，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创办《硬报》，出版仅一个月就遭当局查封。
12月，青岛《平民报》因报道日本人暴行的消息被驻扎山东的日军强行封闭，记者张乐古等逃到北平，得到各界声援，一度在北平出版了《平民报》平津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9年：《新月》的光华（1）
笔底波澜
1929年：《新月》的光华
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于1月10日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属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列。党天下的时代，“反动”帽子满天飞，不臣服在一党之下，就是“反动”。
1月19日，曾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言论巨子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胡适的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定论。
年初，史量才以70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了《新闻报》65％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在股权风波的背后，实际上是史量才的办报方向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的冲突，国民党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大影响的申、新二报。终其一生，史量才都没有跨进《新闻报》报馆的大门一步。
《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12万份，成为一份影响巨大的新闻周刊（“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职业教育指导的范畴。邹韬奋提出“要不顾一切的保持爱护本刊公正独立为社会努力的精神”。对于《生活》的成功，他曾回忆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
9月9日，陈铭德等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没有人意识到这张小小的民间报日后将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的日历上，最为光华夺目的无疑是那一弯《新月》，这本文学期刊，从延期到5月才出版的第二卷第2号发表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起，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倡导人权、呼唤思想自由、批评国民党专政（甚至直斥国民党反动）的雄文，国内外报纸争相转载，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些直截了当的言论如同晨钟暮鼓，惊醒了无数昏睡的梦里人。学界泰斗蔡元培在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写信称赞“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向来稳重的出版业巨子张元济虽不赞成胡适挥笔上阵，但也一再肯定其“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近代工商业巨子张謇之子、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在信中说，“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
这是夸父逐日，也是飞蛾投火，更是精卫填海。1929年，确实是胡适、罗隆基们给了国民一点点“人格上的安慰”，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誓言。这是《新月》最耀眼的时期，也是手无寸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壮丽的一幕演出。
“新月”标志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几个知识分子竟敢太岁头上动土，争起什么人权来了。一时之间，从南到北，国民党各地党部要求惩办、缉拿胡适的剪报贴满了他的日记本。教育部甚至向时为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下达了训令，“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好一个胡适，他认为发表文章只是其个人的事，“与中国公学何干”？“故将原件退还”。10月1日，行政院干脆以言论“悖谬”等理由撤销了他的校长职务。
国民党中宣部更是组织党棍、枪手，对胡适大张挞伐，11月就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新月》第二卷第4号出版不久即遭查禁。这一切自在意料之中，令人不解的是左派的《白话三日刊》、《自由》、《光报》等也向胡适射出了冷箭。面对一连串的警告、反扑、围剿，明枪和暗箭，胡适统统都表示了轻蔑。
胡适墨迹：“宁鸣而死，不墨而生”
年底，当《新月》和《申报》刊出他们的文章即将结集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的广告时，曾让国民党惊慌失措。一弯《新月》如钩，直接指向国民党一党专制，这是胡适一生最辉煌的刹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攀到过这样的高度。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概况》统计，这一年被查禁的刊物就有272种，比前一年增加了90％。其中共产党刊物148种，占总数的54％，其余为国民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第三党、“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刊物”。正因为言论不自由，戈公振们才会将把上海报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定名为《言论自由》，胡适、罗隆基们才会把《新月》变成了论政的平台。《新月》的抗争也不是孤立的。
5月2日，创刊才一个月的重庆《新社会日报》因为“反动荒谬”遭查封。18天后复刊，6月25日，再次以“蓄意挑拨，淆乱视听”的罪名遭查封，总编辑罗静予被捕，前任总编辑罗承烈遭通缉。重庆报界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发起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启封《新社会日报》，并成立了有中共地下党背景的“重庆市民众争言论自由大同盟”。结果连后援团体也一并遭查禁。两次查禁都有国民党中央的电令，指控《新社会日报》“肆意诋毁中央”，要地方当局“严行查封，并惩处其主持人”。
7月2日，为抗议党政军联合检查处随意删除新闻，苏州市全部11家报纸召开代表大会，决议自第二天起全体一律停刊。胡适认为“这是很重大的事。”《申报》虽然作了及时的报道，但他感到不满，觉得不够详尽。抗争最后以7月5日“联合检查新闻处”撤销而告终。胡适在7月6日的日记中说，“我为上海的报纸惭愧流汗！但史量才和戈公振诸人定不觉得！”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9年：《新月》的光华（2）
8月，无锡《新民报》记者朱冰蝶因“侮辱党部”的罪名被捕，当地舆论一片哗然。无锡各报馆及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团体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恢复朱冰蝶的自由。
9月16日，国民党政府发布通令，声称停止新闻检查。第二天，《大公报》发表社评《国府停止检查新闻令》，反复阐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政府“最有利”。12月28日，重掌权位的蒋介石煞有介事地发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通电，信誓旦旦地表示开放“言禁”，欢迎报界自1930年元旦起，对“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弊病所在……尽情批评”。
其时，《大公报》发行量已达到2万份，一言而为天下法，在言论界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天津的地方报纸一跃而为全国性报纸，这一点连“只识弯弓”的蒋介石都注意到了。12月29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肯定蒋介石的通电是“开放言论之诚恳表示”，批评国民党以往对言论的钳制。可是，接下来的1930年又会怎么样呢？
［记事］
1月23日，国民党改组派将《硬报》改名《上海小报》，不久即遭查封。2月25日，又再办《狂风》，发行7期，发行量从7000份上升到1。5万份，不到一个月再度遭查封。
1月，国民党中执委发出查禁《喇叭》、《未明》、《思想》、《流荧》、《创造月刊》等10种“共产党刊物”和查封创造社的通令。
2月7日，以出版文艺图书为主的创造社出版部被封闭，出版了18期的文学期刊《创造月刊》遭查禁。
4月17日，中共在上海出版半公开的《白话日报》，5月19日起改名《上海报》，两周后即遭查禁。之后转入地下秘密发行，多次遭查抄、禁售，编辑遭通缉，承印人、报贩被捕、罚款乃至监禁、判刑。
4月18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制定了《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令》，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刊物。
5月3日，北平燕京通讯社被国民党中央指为“反动宣传”，明令查禁。
同一天，上海租界的英文《字林西报》因为辱骂蒋介石而遭封杀，邮局禁止寄递，海关禁止运送，政府机关停止订阅。
5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引擎》月刊只出了一期就遭查禁。
5月22日，国民党中宣部通令查禁《先声周刊》、《快乐之神》（《红旗》伪装封面的化名）、《中国工人》、《觉悟青年》等书刊。
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查禁反动刊物令》，称各地“反动刊物”屡禁不止，危害极大，要求各地军警机关迅即严查。
6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取缔销售共产党书籍令》，附有取缔办法二条，除了取缔书店，还要取缔印刷场所和工人。10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布“取缔上海文化团体规则十二条。”6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北平“反动刊物”《民意》、《急转》。
7月29日，当局授意暴徒捣毁了左倾的现代书局、光华书局、创造社等书店。同月，由叶灵凤、潘汉年等主编、以杂文为主的《小物件》半月刊，希望成为“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仅出了2期，国民党中央即指控其“捏造是非，混乱视听”密令查禁。
8月1日，中国济难会编的《牺牲》遭查禁。
同月，朱镜我等在上海创办《新兴文化》，出了一期就被禁。由泰东图书局出版、钱杏邨主编的《海风》周报以倡导无产阶级文艺而被禁，共出了17期。
9月20日，蒋光慈等编辑、春野书店出版的《世界周刊》遭查禁。
10月3日，再度复活的《京报》因刊载汪精卫等的联合宣言，遭南京国民政府电令查封，汤修慧被传询。
10月7日，北平《新报》因报道“不慎”被勒令停刊，经理部长凌启佑、编辑朱大枬被监视。北平新闻界曾就《京报》被封、《新报》被停发出呼吁，并要求当局撤销对凌、朱等的监视。
10月26日，蒋介石命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即日起检查各报馆各通讯社稿件，以后军事消息，一律由卫戍司令部发。
10月27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会宣传部发布《日报登记办法》，“凡登记不合格或不履行登记之日报”，将禁止出版。“登记合格”的日报，“如发现反动之言论”，将“撤销其登记资格，禁止出版”。
10月28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通令，要求北平各日、晚报和通讯社在10天内履行登记。
11月6日，《上海晚报》遭当局查封。
11月15日，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刊物《思想》月刊改名《新思想》继续出版，也遭查禁。
11月22日，广州觉悟社因发表中央将派军队到广东的消息，7名记者被捕。
这一年，国民党还颁布了《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