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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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胡愈之当时也尚未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说：“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因此他们“万难苟安缄默”。郑振铎、胡愈之为此亡命欧洲数年。
众所周知的还有，在蒋介石的“革命”面纱没有完全撕开之前，郭沫若洞悉幽微，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举世震惊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为此付出亡命日本十年的代价。7月8日，茅盾坚持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抗议社论才转入“地下”。
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知识分子为“四一二”惨案之抗议信
早在1月16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治下的北京，张慰慈给远在异国的胡适写信就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近来北京的局面是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了，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
到了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北京《妇女之友》半月刊于3月下旬被取缔，张挹兰等被捕；4月7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28日，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张挹兰等20多人同时绞死。张友鸾曾在《世界日报》发表《莫谈国事》的文章，以示抗议。
4月，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在广州狱中被杀。7月，赵世炎、陈延年在上海被杀。12月，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辛亥革命时期《大江报》创办人詹大悲在武汉被杀。无名青年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们以各种神圣而动听的名义大开杀戒，血泊淹没了那个花照开、草照绿的春天和夏天，淹没了无数青年男女如花的面容。整个1927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广州到武汉，整个华夏大地到处都弥漫着血腥气，真可谓“杀人如草不闻声”。孙中山如果地下有知，当会发出“南与北，新军阀与旧军阀不过一丘之貉”的浩叹。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那样黑暗的年头，我们还是听到了郑振铎等出版人来自人性本身的声音，听到了张季鸾、周作人、郁达夫等报人、学者、作家的声音——
4月29日，对共产主义并不信仰、甚至充满怀疑的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大声疾呼，极端抗议”，呼吁停止杀戮“全国有志青年”。7月30日，他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从人权角度再次呼吁停止“军治杀人”，抨击国民党滥杀无辜的行径——“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我们更忘不了这一年他著名的“二骂”，11月4日，他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痛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炙手可热的蒋介石“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
连在苦雨斋咀嚼苦茶，构建“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愤怒了，从5月到10月，面对李大钊的被杀，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以及许多他不知道的人被杀，他在《语丝》不断地发出抗议的声音，《谈虎集》中触目都是《人力车与斩决》、《“斩决”共党》、《怎么说才好》这样的短文。他说：“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谴责杀人者的同时，他也谴责了文人帮凶吴稚晖，并对蔡元培、胡适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表示强烈不满。
敏感的作家郁达夫早在1月7日就写下《广州事情》，直言“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他的坦诚使他遭到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朋友的批评。在亲历上海流血一幕后，4月28日，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他指名道姓地说“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并谴责他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此文在日本左翼刊物《文艺战线》上一发表，国民党军警即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查问郁达夫的下落，他因事先去了杭州才得以幸免。9月11日，风声已过，他回到上海，在《民众》旬刊发刊词中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两个月后（11月19日），他主编的这本旬刊就被绞杀了。
10月，创办了三个“世界”的成舍我在南京另创《民生报》，“小报大办”，一份以“敢言”著称的报纸出现在新王朝的眼皮底下。
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其时与“四一二”相去不远，上海依然是黑云压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章乃器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之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竟然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听来仿佛如天方夜谭，却确实发生过。
面对同伴淋漓的鲜血，先后参加过国、共两党的青年王芸生，在天津发表了一则不显眼的告别政治的启事，从此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
［记事］
1月9日，孙传芳在上海下令关闭了《民国日报》（3月22日复刊）。
3月27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提出“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从9月25日起，《生活》几乎每期都要发表他的“小言论”，连同“读者信箱”栏都成为读者最喜欢的栏目。
3月31日，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军阀王陵基捣毁《四川日报》，杀害《新蜀报》主笔漆南熏，通缉总编辑周钦岳。
4月1日，北京世界通讯社社长孙剑秋被捕。
6月4日，北京《益世报》以“造谣淆惑观听”、“影响治安”等罪名遭查封，编辑朱鉴堂被传讯。
7月6日，陕西《国民日报》社长刘天章、编辑白超然被捕，报社被改组。
7月21日，有七年销售书报历史的长沙文化书社被湖南军阀许克祥查封。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8卷第3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0月24日，张作霖查封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之后迁到上海）。此前，《语丝》周刊从第141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0月，有20年历史的《时事新报》也遭查封、“改组”的命运。
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8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笔底波澜
1928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1928年2月，蒋介石在和宋美龄结婚之后东山再起。大军北伐，一路披靡。6月3日，张作霖仓皇离京，第二天早晨被炸死。接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飞到了北京，北京就改了一个名字”。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插到了白山黑水之间。一个新王朝表面上混一宇内，结束了袁世凯之后分崩离析的局面。6月5日，《晨报》的停刊就带有象征的意味，这份曾辉煌十年的报纸可以说与军阀混战时期的北京政局相始终，在另一个时代到来时，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晨报》的《本报停刊启事》说，创刊十年，“日处不满意环境中，委曲求全，冀有所自献于社会，聊尽匹夫有责之义。乃为事实所限，所欲言者，既未及什一，而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所言者，又未为各方所了解，徒求苟存，毫无意义。”这一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已兵临北京城下。
9月1日是《大公报》复刊两周年，以一则广告完成了政权更迭的“送往迎来”：影片《蒋介石北伐记》，加映《张作霖被炸》。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报馆虽处于日租界，张季鸾、胡政之他们几经研究，还是决定报道蔡公时等被害的消息。此时，《大公报》发行量已超过1万份，在时代的转型中开始起飞。
11月18日，邹韬奋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生活》周刊每期的发行量迅速突破4万份，由他亲自执笔的“小言论”风靡一时，引起了千万底层青年的共鸣。
11月19日，《申报》出满两万号，史量才在《申报发行二万号纪念》文中以实录历史相期许，再次重申办报的初衷是为社会历史立一权威言论机关，“慨自（民国）十七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他同时向社会悬赏征集《申报》商标，最后确定以木铎作为《申报》的标志，这是一个失传的言论道具，是追求言论自由的象征。
国民党新握权柄，文网之严密远过于北洋军阀时期。5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10月16日，郁达夫和钱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创刊，他在《〈白华〉的出现》中直言：“言论创作的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这不是什么文学家的想像，而是有大量的事实为证。
仅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公布的“反动刊物”名单中，就包括了《创造月刊》、《流沙》、《血潮》、《洪荒》、《奔流》、《我们》、《澎湃》、《思想》、《战线》、《太阳月刊》、《前线》、《流荧》、《戈壁》等，出售这些刊物的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局、新宇宙书局被指控是“共产党的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钱杏邨、蒋光慈、郁达夫等被戴上了“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的帽子。
12月1日，国民党政府发出《取缔各种匿名出版物令》，“无负责人、无发行所、无注册管辖、专以邮箱为通信机关之出版品（小报、小册子等），非共产党之宣传即捣乱分子之言论”，通令“内政交通两部严加取缔”。
同月5日，上海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北新书局的李志云、光华书局的张静庐、开明书店的章锡琛、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真善美书店的曾虚白、现代书局的洪雪帆等发起成立上海新书业公会，参加的还有创造社出版部、良友、新月、春潮、群众、金屋等书店，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断然拒绝。
这年3月10日，当胡适、徐志摩等主办的《新月》月刊在上海悄然问世时，只不过是一本同人性质的文艺期刊，并不发表时政评论。诗人徐志摩在创刊号发表《〈新月〉的态度》，着重提出了“尊严与健康”两个原则，“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剿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没有人意识到，一轮《新月》即将在历史的夜幕中冉冉升起。
［记事］
2月21日，洪灵菲主编的《我们》月刊被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