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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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起，远在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也刊出了支持学生的新闻和评论。从5月11日起，《每周评论》连续5期对五四运动进行全方位的连篇累牍的报道。5月12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发出了“讨贼通电”。5月15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等7家报纸刊出联合决议，拒绝刊登日商广告。没想到这一决定一直维持了十六七年。
北洋军阀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舆论的压迫。5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办的《五七报》创刊不到三天就发行四五千份，却被京师警察厅一纸通令“禁止发行”。《平民周刊》、《救国周刊》、《进化》、《民声丛刊》、《工人宝鉴》、《太平洋》等书刊也遭到相同的命运。5月23日，北京《益世报》
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期的陈独秀
因“登载山东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以“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等罪名遭查封，总编辑潘蕴巢被捕下狱。25日《晨报》、《大公报》都报道了这一消息。29日，《益世报》恢复出版，发行量因此大增。
从5月23日到7月7日，北京警察厅每晚派人到《晨报》、《国民公报》检查所有稿件，未经审核的稿件，一律不准登载。《晨报》为此刊出“特别广告”、“特别启事”，一再向读者说明真相，“凡读者诸君所极感兴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敢保其不受限制”。
即便是在租界，言论自由也时常受到威胁。6月20日，上海法租界颁布“发行印刷品定章”。7月10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纳税西人特别会议通过的《印刷附律》议案，目的就是为了钳制言论。上海书业报界联合会、上海日报公会等团体及各报刊纷纷发表声明、评论，抨击这一违背新闻自由原则的议案。北京公使团因为美国、西班牙等的反对而未能批准。但工部局没有声明撤销，《新青年》、《民国日报》等仍随意被查抄、没收、封禁。7月2日，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及：“如果不能把英租界的提议打消了，恐怕舆论中心的上海，要化成文字狱的监牢啊！”
6月11日晚，陈独秀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由他起草、由胡适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拘捕。6月13日，《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举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15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同日，《时报》刊出《陈独秀被捕》时评。17日，《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杂评，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批评北京当局“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7月14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为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声疾呼。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2）
直到9月16日，在舆论的呼声下，陈独秀被关押了93天之后终于获释。期间，连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也曾站出来为他说话。多年以后，胡适仍记得那感人的一幕，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67。
8月22日，《京报》因为抨击当权的安福系政府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而遭查封，邵飘萍再度亡命日本，编辑潘公弼被捕，监禁了两个月。包天笑回忆，邵飘萍曾亲口对他说过：“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
10月24日，因为报道北京学界活动、刊载《克鲁泡特金自传》及评论，北京《国民公报》第三次遭查封。第二天，主办人孙几伊被捕，判处1年2个月徒刑（经上诉，1920年5月14日才改判5个月，已超期羁押）。案发之后，舆论哗然，司法界、新闻界尤为关注，《晨报》等京、沪各地报纸纷纷报道、评论，声援《国民公报》和孙几伊，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国民公报案”。《晨报》连续报道，不遗余力，发表了被告律师的辩护书、一检查官论被告无罪的理由、判决书全文等，时评栏目还发表了李大钊的《国民公报判决感言》等。
从1918年到1919年底，全国被查封的报刊有100多家。尽管军阀压制言论的手段没有变，但在那个年头什么样的铁腕强权也显出了它脆弱的一面，“五四”浪潮汹涌澎湃，浪花四溅，天应海鸣，仅“五四”之后的一年间，全国就出现了400种以《新青年》为榜样的报刊，大多数是学生办的。这些激动过一个时代、浸透了许多莘莘学子理想的报刊掀起了一个新文化的巨大浪潮，将陈独秀、胡适他们所倡导的新思想迅速推向了全国。朝气蓬勃的新青年们有幸赶上了那样一个大时代，仿佛他们天生就有发言权，办报办刊、结社集会，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1919年的天空，才会如此星斗灿烂，令人眼花缭乱。
［记事］
6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推出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
7月14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的《湘江评论》，毛泽东主编，他在发刊词中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从7月21日到8月4日，分三期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出至第5期，还没来得及发行即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
7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月刊。
7月21日，周恩来等参与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9月22日曾被迫停刊，经抗争才于10月7日复刊，“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发行量6000多份，最高达2万份。
8月31日，《每周评论》出至37号遭查封。从26号起任主编的胡适多年后回忆，他当时在一个朋友陪同下，去见了警察总监吴炳湘，吴劝他“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我答应了，此事就完了。”
9月2日，北京政府内务部电令各省查禁《工人宝鉴》、《官场揭隐》、《政府秘密大观》、《新知识》、《民国正义》、《治世要诀》、《下士衣食》等书籍。
9月上旬，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会刊《新湖南》周刊从第7期起由毛泽东接编，出到第10期遭查封。
10月10日，杭州青年学生创办《双十》半月刊，11月1日改为《浙江新潮》周刊，“提倡人道真理”，“和黑暗、伪道、兽性的势力奋斗”。第二期发表的施存统的《非孝》一文，震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视之为“雷霆风雨”，有人视之为“大逆不道”。勉强出了第3期即遭查禁。
秋天，方志敏在江西弋阳创办《村铁》旬刊，不久即遭查封。
10月25日，北京政府公布了管理印刷营业规则。
11月1日，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等青年学生在北京办了《新社会》旬刊，王统照等参与创办了《曙光》月刊。
12月6日，一批欧美留学归国和国内有志言论事业的学生在上海创办《民心周报》。
年底，创刊不久的福州《福建时报》因为披露一则军队索饷哗变消息，被当局查封。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
笔底波澜
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
“五四”余波荡漾，这一年全国各地青年学生新办的报刊令人应接不暇。南京的《少年世界》、上海的《新妇女》、温州的《新学报》、北京的《青年旬刊》、《奋斗周刊》、《醒农》、成都的《四川学生潮》、杭州的《钱江评论》、《浙人》，以及外地在京学生办的《秦钟》、《新浦江》、《新四川》、《教育声》、《四川教育新潮》、《新陇》等，遍地开花，万紫千红。老牌的《东方杂志》也宣布改版，要成为“发表言论商量学术之公共机关”。《时报》、《京报》、《晨报》纷纷推动《儿童周刊》、《儿童世界》，一个“青春中国”、“少年中国”似乎呼之欲出。
另一面，北洋军阀政府对言论的钳制也从来就没有放松过。2月12日，《晨报》刊载了国务院通令全国实现邮电检查的通电：“现在过激潮流深延滋蔓，妨碍地方秩序，影响于国家安宁……为防范过激意见，对于往来邮电各地应施以检查。”7月11日，京师警察厅向新闻界下达了第九十一号《布告》，警告新闻界要“格外审慎，以持平之论调记载真确之事实”，不得“妨碍时局，摇动人心”。
8月1日，胡适和蒋梦麟、李大钊、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东方杂志》第17卷16号予以转载。他们开篇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他们所以要郑重提出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就是希望全国同胞起来力争。在关乎“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的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然后是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
胡适（后排左一）与杜威（前排右一）、杜威夫人（前排右二）、史量才（前排左一）、蒋梦麟（后排左二）、陶行知（后排左二）摄于上海
他们呼吁立即废止1914年12月4日袁世凯颁布的《出版法》、1914年4月2日公布的《报纸条例》和1919年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
袁氏的《出版法》把人民著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章、图书的自由都交给了警察和行政官吏，“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
《报纸条例》将所有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言论自由放在了警察官署手里，“结果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约法上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有什么效力！”
“《管理印刷业条例》把印刷局的营业自由完全剥夺，使约法上营业自由全归无效。”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页207—209。
按照胡适的习惯，凡是他执笔起草而与别人共同发表的文章，都是列名最后的。41年后，他重读这篇宣言，“高一涵放在最后，李大钊居第六位，照这个次序看来，可能是高一涵起的稿。”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页3621。
其时，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思想上已经分途，《新青年》群体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主张“多谈些问题”的胡适与信仰“主义”的李大钊同在一份宣言上签名，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从9月1日起，《新青年》在陈独秀主导下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与编辑，迅速发生转变。1919年11月，陈独秀还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了1920年，他就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他在“五四”之后的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的面貌。从11月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以《新青年》及《共产党》月刊为载体，梁启超、张东荪以《时事新报》为载体，就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战。一个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青年》时代”结束了，对此，胡适一直深感惋惜。1923年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