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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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笱丁Ｔ诮槭τ诓榻榭耐保毡厩致哉咭簿霾宦湮椋�1939年7月和9月先后出台了两个《禁止图书目录》，分别查禁书籍1139种和702种，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1937年全国报刊有1031家，到1941年10月，获核准的只有273家，大部分还是亲国民党的或消遣、娱乐性的刊物。仅这一年被查禁的抗战以后出版的书刊就有961种。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收入了1938年以来查禁的书刊目录，共计961种。
1947年5月24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的罪名，一天之内查封了《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文汇报》记者麦小楣、主笔张若达、编辑李碧依，《联合晚报》记者黄冰等三人，《新民报》晚刊记者张沈等被捕，多人列入黑名单。当天南京《新民报》晚刊刊出《无言的自由》短评，沉痛表示“我们只能提出无言的抗议”。上海《铁报》因透露蒋介石曾批准此事，被勒令停刊四天。
《笔底波澜》 总 序目 录
目录
前言/
小引/
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
1874年：王韬开创“文人论政”的先河/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彛拔穆纪獗唷�/
1889年：《万国公报》开风气/
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
1897年：严复翻译《天演论》/
1898年：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
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
1900年：章太炎的“长枪大戟”/
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1902年：呼唤“新民”/
1903年：风雨“苏报案”/
1904年：“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时报》/
1905年：《民报》的号角/
1906年：“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
1907年：秋瑾遇害之后/
1908年：千夫所指批“报律”/
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
1910年：《民立报》“凌寒自开”/
1911年：宋教仁的“光焰逼人之文”/
1912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1913年：报人胡石庵拒绝袁世凯授勋/
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
1915年：梁启超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916年：“呜呼袁世凯”/
1917年：“《新青年》时代”/
1918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
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
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3年：“我是不跑的”/
1924年：《语丝》和《现代评论》问世/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
1926年：“四不”开创“《大公报》时代”/
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
1928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1929年：《新月》的光华/
1930年：《大公报》重申“四不”/
1931年：“确实的消息”和“负责任的评论”/
1932年：从鲁迅答《中学生》开始/
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
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
1935年：张季鸾——“射雕老手，箭无虚发”/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1938年：邹韬奋提案“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939年：朱惺公正气凛然的公开信/
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41年：王芸生揭穿“飞机洋狗”的丑闻/
1942年：陆蠡用生命书写正气歌/
1943年：《看重庆，念中原》令蒋介石震怒/
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
1945年：“拒检运动”全国响应/
1946年：《观察》绝响/
1947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1948年：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之后/
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
后记/
《笔底波澜》 总 序前 言（1）
前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近代中国一直徘徊在幽暗的长夜里。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民间报刊生存的空间一直都那么严峻。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百年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们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的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王韬生当易代之际，他中秀才那年虽已是鸦片战争之后，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完全有可能按千年不变的老路走下去，做个传统的读书人。因为化名向太平天国上书，他成了清廷的通缉犯，被迫出走香港，从此愈行愈远。1874年，他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撰文论政，评点国内外大事，呼吁变革求新，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未来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引起了李鸿章等权贵的重视。到1884年，他将办报十年的评论选编结集为《彛拔穆纪獗唷烦霭媸保缫延酶鞣阶鹁矗碛幸欢ㄉ缁岬匚唬袅嗽诳凭俟γ獾牧硪惶跣碌缆罚髁⑵鹆艘恢中滦偷娜松Ｊ剑浦泄钤绲闹斗肿佑Ω檬乔〉钡摹Ｋ灰腊ⅲ懒⒋丛熳约旱氖乱担ǹ飧霾袄雌罚窃谒掷锿瓿闪俗畛醯闹泄蹋压爬系呐┮滴拿鞔澈臀鞣焦ど桃滴拿鞯睦硐虢岷显谝黄穑柚ㄖ秸庖恍滦偷脑靥澹⒊隽硕懒⒌拿窦涞纳簦晌倌暄月凼返脑赐罚跋焐钤叮嘁舨痪！ �
在他之后，梁启超、于右任、邵飘萍、陈独秀、胡适、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相继登上这个言论的舞台，擎起一支支秃笔，屹立在大时代的风霜雨雪中。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创造了四个不可磨灭的时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信给高一涵、陶孟和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时务报》和《新民丛报》都和梁启超密不可分，实际上可以算做百年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从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问世，到1907年《新民丛报》在日本停刊，这十来年，中国发生的变化都曾在梁启超的笔下得到最好的呈现。少年郭沫若更是忘不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梁启超独创的“新民文体”和《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莘莘学子。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沉沉暗夜里，正是他以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和振聋发聩的思想，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强有力地冲击着我们这个昏睡中的老大民族。包括胡适、鲁迅、邵飘萍、毛泽东、王芸生、邹韬奋等在内的青少年，“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
在袁世凯粉墨登台、黄袍加身的年头，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在上海悄悄问世的《青年》杂志会开辟一个新天地，创造一个新时代。“《新青年》时代”将和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巨人的名字一同闪耀在民族思想史、言论史的星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文中首先标揭“科学与人权”，他认为如要摆脱蒙昧时代，国人就该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他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表一系列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言论。他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移师北上，“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连续发表胡适、鲁迅、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易白沙等人的创作和评论。他们第一次向主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向文言文、旧艺术、旧宗教、旧政治、国粹（从礼法、贞节到小脚以及包办婚姻等）发起了全方位的、无情的猛烈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尊、自主的独立人格，这一切不再是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要全面引进新的文化和价值，不少言论之激烈至今可能还让人心惊肉跳，如钱玄同的废汉字、鲁迅的不读中国书、胡适的百事都不如人等。胡适曾言“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正是陈独秀以锐不可当的勇气，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直接呼唤了重塑历史的五四运动。
“《大公报》时代”是张季鸾、胡政之等一代报人联手开创的。1926年9月1日，正当邵飘萍、林白水以身殉报不久，血迹未干，他们在天津接办了有20余年历史的《大公报》，响亮地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力图把《大公报》办成“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议政而不参政，不以赢利为目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没有几年，《大公报》声名鹊起，成为举国舆论的重镇。1931年，胡适在祝贺《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在张季鸾、胡政之两位终生以报纸为业的知识分子手里，《大公报》迅速向最辉煌的顶峰攀升。特别是抗战时期，它颠沛流离，从上海到香港到桂林，从武汉到重庆，始终坚持其独立的品格，为民族抗战鼓与呼。1941年，张季鸾告别人世前不久，《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
《笔底波澜》 总 序前 言（2）
后来长期加在《大公报》头上的“小骂大帮忙”帽子遮掩了它曾经的光环，不说张季鸾、王芸生那些直截了当批评国民党当局腐败、专制的社评，就是在国民党要求各报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称红军为“匪军”的压力面前，《大公报》也没有照办。毛泽东在延安见到《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曾动情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不会是无的放矢。张季鸾和蒋介石有私交是事实，但《大公报》从未放弃过独立的民间立场，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四不”方针。王芸生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令蒋介石龙颜震怒，《大公报》被停刊三天。胡政之曾说：“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作榜样，兼容并蓄。”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他才会大胆起用青年萧乾编文艺副刊，不惮“南京下警告，工部局来传票”，发表范长江名动一时的通讯《陕北之行》、《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甚至不惜“违检”得罪当道。这些都不是一句“小骂大帮忙”所能轻易加以定论的。
从1934年元旦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由报馆以外的知识分子执笔，前后共有200多位撰稿人，包括教授、学者、专家、作家，还有个别实业家和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其中以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言论影响也最大。这是一份日报和知识精英结合的一次尝试，“星期论文”的出现是《大公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论政平台的鲜明标志。无可争议，《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