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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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张勋复辟的闹剧，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虽然暂时挫败了张勋的阴谋，但共和国家的隐患并未除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那些成为“伟人”、“英雄”的军阀，也未必信仰什么共和。他所以要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引入新思潮、提倡新观念入手，就是痛感中国只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一切走马灯般的变来变去都和大众无关。《新青年》就是要开创一条思想言论的新路子，一条政治之外的路。
［记事］
1月，济南《齐美报》因刊出一则有关聚赌包娼的新闻，发行人被判徒刑，山东报界联合会认为判刑过重，电请总统、司法部和两院减刑。
2月17日，北京《公言报》披露中美借款合同草案，及众议院讨论有关情况，编辑王德如、发行人黄希文以“泄漏国会秘密”罪，分别被判刑4个月、3个月。28日，成都《民宪报》发行人雷建侯、编辑人曾砚愚，因一则《刑杖悲声动衙署》的新闻触怒当局而被捕。
3月8日，北京《国风日报》编辑裴梓青、发行人彭冀臣，以“言论过激，事实不符”被拘禁3天，并罚款。14日，两人又因“抨击段祺瑞太过激烈”，被指控犯有“侮辱官吏”罪，各判处罚款20元。
4月3日，北京《醒华报》因所刊《外交投票记名》的新闻触怒当道，编辑被捕。
5月19日，英文《京报》的陈友仁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商议借款密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4个月。22日，陆翰文、项士元在浙江临海创办《时事日刊》，因批评北洋军阀对浙江的统治，出版仅3期即遭查封。从这个月26日起，随着北京政坛上黎元洪与段祺瑞权力之争白热化，北京警察当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各报新闻电稿多被删改。
6月4日，北京《中华新报》以“时局濒危，纵言无益”，自动宣布停刊。杭州《之江日报》因避免言祸也一度主动停刊。在这前后，北京《民国新闻》、《共和新闻》等8家报纸相继停刊。5日，福州《心声报》也以“言论不自由”发表宣言，自动停刊。9日，成都《四川群报》发行人樊孔周因为在评论中反对驻军违章抽取盐税，遭暴徒狙击而遇害。
同月，广州《南越报》主笔李汇泉因为反对当局开赌禁，桂系军阀谭浩明不经审讯即将他枪杀。
10月初，《北京英文晚报》以“该报议论，妨碍时机”处以停止营业。
从11月10日起，北京《晨报》及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等报纸都在显著位置、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
11月19日，因湖南局势动荡，长沙《大公报》一天四次遭抢劫而被迫停刊。12月12日，才复刊6天的《大公报》又遭查封。
11月20日，北京英文《京报》因在社论中语涉日本干涉内政，以“该报议论，妨碍时机”处以停止营业，社长陈友仁再度被捕。
北京《中原日报》因刊出批评冯国璋的评论，编辑王元震被拘押。成都《警华报》副总编辑顾品珍等6人因在新闻中讽刺四川督军罗佩金而被捕，多次遭军棍等刑罚。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8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笔底波澜
1918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新青年》从这年1月15日出版的第4卷第1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陈独秀的短文激越雄健，往往为青年所喜爱，胡适文章风格清新明畅，独步一时。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尖刻、犀利，犹如双锋利刃。周作人的文章则活泼轻松，使读者感觉犹如与家人聚谈。其他一些推动新文学、新思想运动的教授和学生领袖如钱玄同、刘复、罗家伦、傅斯年等，则大多是雄辩强劲的作家，更不用说运动中所涌现出的其他大批年轻的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
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
和诗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80。通过《新青年》这个小小的公共平台，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破土而出，将百花齐放的“《新青年》时代”一步步推向高潮。
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办综合性副刊《学灯》，张东荪、俞颂华、宗白华等主编，一灯如炬，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为宗旨，“屏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它和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一起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
邵飘萍手创《京报》，这是后来自建的报馆
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独立创办了《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坚持以新闻为主，遵循“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的原则。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的势力集团为后盾的《京报》，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读者的喜爱，在报界异军突起。
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章士钊说：“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其言论影响之大从中可见一斑。那时，邵飘萍也给《时报》、《申报》发电讯，但时上海各大报“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
《京报》创始人邵飘萍
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宣布：“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每周评论》标志着部分《新青年》同人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实政治层面。深受《新青年》影响的更年轻的北大学子也已开始在酝酿出版自己的杂志：《国民》、《新潮》等。
在无数青年学子的心目中，这几乎是一个《新青年》独领风骚的年头。邵飘萍手创《京报》，则开启了一条知识分子白手起家、独立办报的道路，为文人办报树立起一个新的榜样。然而，对报纸、报人的迫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北到南，割据一方的军阀可以为争地盘、抢椅子打个你死我活，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和摧残常常是如出一辙。6月23日，广东《民主报》在刊出《财政厅之更动》新闻当天，主笔陈耿夫就以“挑拨军心”的罪名被捕，第二天凌晨遭枪杀。第二天广州各报联合自动停刊一天，抗议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暴行。25日，广东报界全体在报界公会集会，抗议当局摧残舆论，妄杀无辜，作出四项决议：一、26日全部报纸停刊一天，以志哀悼；二、向国会、省议会请愿，要求伸张正义；三、此后一律不刊登有关督军署的文件；四，向中外报界发出通电。
9月23日，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为一篇通讯稿《呜呼三大借款》，揭穿段祺瑞政府擅借外债的真相，触怒当局，负责人何某被拘捕。第二天，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查封。
同一天，曾刊用这篇通讯稿的8家北京报纸《中华新报》、《国民公报》、《晨钟报》、《大中华日报》、《民强报》、《大中日报》、《亚陆日报》、《经世报》等被强行查封，罪名是“故意造谣，泄漏秘密”，“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有关编辑人遭到传讯。时为《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第二次入狱。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有些报纸从此就消失了。
10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新的《报纸条例》。条例虽然承认报纸抒发民意、传播消息，是传达舆论的机关，“不可不予以自由”。但与袁世凯时代的《报纸条例》相比，只是取消了交纳保押费作为报纸发行要件的规定，禁载事项换汤不换药，无非改动了个别名词，比如将“妨害治安”改成了“妨害公安”等，而且增加了不准“侮慢元首”一项。更严重的是，“警察官署认为有重大危害时，得以警察处分，停止其发行”。这就意味着警察随时都可以依据《报纸条例》侵害新闻自由。
天津《益世报》因为著论反对军阀，曾被迫停刊40天。福州《心声报》干脆以发表宣言、宣布自动停刊的方式，控诉当局对报纸的迫害、抗议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记事］
1月30日，江西《九江日报》因报道消息失实被封闭，编辑主任罗常彬、经理万和悦遭通缉。
1月，广东军政府颁布《暂行报律条例》，禁止刊载“淆乱自主政体者”、“煽动、曲庇、赞赏、救护叛逆犯及陷人于叛逆者”等新闻。
4月28日，成都《民知日刊》在出了38期后遭地方军事当局查禁。
5月，北京《启商报》因批评总统冯国璋而遭京畿总司令部查封。成都《平报》创刊不久即因主笔被捕而停刊。
7月18日，长沙《大公报》因为刊登冯玉祥在常德宣布独立的消息，被湖南军阀罚停20天。同一天，长沙《正义报》因刊出同类消息被封，经理杜启荣被判刑3年6个月。
9月25日，广州《南越报》、《新中国报》遭查禁。
9月，长沙《湖南通俗教育报》负责人何雨农因《孔二老师发气》一文，被张敬尧撤职。
10月9日，张敬尧查封湖南《公言报》，并逮捕发行人和一名工人。
冬天，胡政之受天津《大公报》委派前往欧洲，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国际新闻的记者。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1）
笔底波澜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
陈独秀在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真是掷地有声，令人神旺：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一个永远让人记忆的年头，一个激动人心的年头。1月的北大校园，虽然寒气逼人，却涌动着新思潮的暖流。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师长的大力支持下，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创办了《新潮》（The Renaissance，意即“文艺复兴”）月刊，“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曾琦、段锡朋等创办了《国民》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新潮》更像是《新青年》的翻版，影响在《国民》之上，对全国学生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到这年3月，即“五四”前夕，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新潮》等为代表的报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激烈的论战。“《新青年》时代”走上了它的顶峰，同时这也是《新青年》群体分化、演变的前夜，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新青年》同人即将分道扬镳，根据各自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的理解踏上改造社会之路。
5月1日，北京各报广泛报道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的消息，牵动了千万人心，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4日，北京学生首先走上街头，聚集天安门前，火烧赵家楼，30多名学生被捕，一场学生运动改写了中国历史。包括邵飘萍的《京报》及《益世报》、《国民公报》在内都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第二天，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等在报道有关消息时，还刊出了“北京学生全体通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誓掷地有声。5月6日的《晨报》社论就是《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同时发表了各界人士保释被捕学生的函电，为学生请命，一时发行量大增，从近万份上升到两万份左右。从这一天起，远在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