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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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袁政府通知各报，凡“碍及国家治安或滋生乱事”的新闻电报，将按“万国电报通例”，一律扣发。各地报业公会纷纷致电抗议，一切都归于无效。　　　　
　　　　孙中山、黄兴这些民国的缔造者，在“二次革命”中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之路。袁世凯以武力奄有四海，新闻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迫害，仅6月22日、26日，内务部就几次发布限制报纸言论自由的通令，被杀害或迫害致死的报人至少有13人，到年底全国报纸总数只剩下139种，史称“癸丑报灾”。　　　　
　　　　在黎元洪控制下的武汉，1月14日，《群报》、《武汉民报》因为披露湖北司法当局丑闻，两报经理被拘捕。武汉报界联合会通电全国予以谴责，呼吁维护记者正当权益。6月24日，汉口《震旦民报》因出版画刊讽刺袁世凯、黎元洪，黎唆使法租界当局予以封闭，编辑野马、邓狂言、漫画作者何铁华等被捕，野马、何铁华被杀，邓狂言瘐死狱中。汉口《民国日报》遭查封，编辑周览、杨端六、曾毅、成希禹等被捕。7月6日，《民国日报》为此发表《宣言书》，抨击黎元洪。　　　　
　　　　6月27日，汉口《自由日报》遭查封，社长陈醒黄被捕，很快遇害。　　　　
　　　　8月11日，黎元洪下令查封汉口《讨报》，12日，《讨报》刊出评论《释讨》予以抗议，并发表《通告》宣布停刊。8月14日《讨报》派人进京，呈请两院弹劾黎无理查封。两院接受呈文，并通过议案，可惜只是一纸空文，黎置之不理。9月24日，原《洞庭波》主编、《民报》庶务、《帝国日报》、《民声报》总编辑宁调元遭黎元洪杀害，年仅31岁。10月6日，黎元洪串通租界迫令《中报》停刊。　　　　
　　　　在袁世凯的统治心脏北京，5月1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等因“言论激烈”被取缔。3日，北京电报局奉令检查各地报馆的新闻电稿，上海《民立报》连日四电都被截扣。6日，京师警察厅向内务部要求，对北京各报发出的号外传单实行预检，未经检查的一律没收。12日，《国风日报》因刊出《忠告政府与军警同胞》文，协理裴梓青、编辑郭究竟等被捕，多名记者被传讯。13日，《国风日报》特别出了白版四页，仅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头号大字刊出“启事”，表示抗议。国会议员王有兰根据约法向袁政府提出质问，要求三日内作出明确答复。9日，《国风日报》再出白版二页，并刊出《本报暂行停刊痛启》，宣告停刊。30日，军警搜查《国光新闻》社，被迫停刊3天。5月31日，军警搜查北京通讯社。7月初，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借款”内幕，北京《民立报》被封，张季鸾、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经多方营救，10月初张出狱，曹却死在狱中）。7月20日，《日日新闻》被封。22日，《民国报》、《民主日报》先后被迫停刊。7月31日，《中央新闻》被封禁。上海《民立报》被禁止在北京发行。8月1日，《正宗爱国报》被封，主笔丁宝臣被捕，8月19日被处决。期间，彭翼仲从新疆回到北京，复活《京话日报》，不久就触怒袁世凯而被封。此外被封的还有《亚东新闻》。9月9日，《国报》被封，经理黎国岳被捕。10月13日，追求超然、非党派的《超然报》也遭“停止出版”的命运，30日京师警察总监勒令立即停刊。31日，《超然报》致函北京报界同志会，发出“武人专制，法纪空存，言论之厄，一至于此”的感叹。　　　　
　　　　在浙江，5月24日，杭州《浙报》以“捏造谣言”、“煽惑军心”等罪名被停刊三周。6月12日，杭州《汉民日报》因刊载消息、评论涉及地方检察厅厅长许畏三，主笔邵飘萍被捕，许亲自讯问，邵飘萍从容作答，毫不畏怯。6月26日，浙江杭县地方审判厅驳回许畏三以检察长名义对邵飘萍提起的公诉。庭审实况、审判结果都曾在《申报》等上海各报刊出。　　　　
　　　　7月24日，浙江都督朱瑞一口气查封了《平民日报》、《浙报》、《浙江民报》、《浙声》、《天钟报》等五报。7月27日，《衢民新报》被衢县当局以“造谣”罪名迫令停刊。8月15日，温州《东瓯日报》被强行查封。8月17日，邵飘萍主办的杭州《汉民日报》被勒令停版。9月18日，《绍兴公报》被查封，主编王子余在终刊号发表《绝命纪念号》文，表示抗议。　　　　
　　　　在上海，4月30日，租界工部局发布公告，“禁止报纸言论过激”。8月4日，淞沪警察厅发布《禁绝乱党机关报纸》告示，禁止售卖《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等报纸。8月23日，《中华民报》总编辑邓家彦以“捏造新闻”、支持“二次革命”等罪名，被租界当局拘捕，经审讯，判处徒刑半年并罚款。9月4日，曾创造过一个时代的《民立报》终因禁售、经济不支而停刊。9月17日，《中华民报》因总编辑被押，经济困难，被迫停刊。11月6日，国民党主办的英文《民国西报》被租界当局迫令停刊。《民权报》勉力坚持到第二年1月也被迫停刊。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3年：报人胡石庵拒绝袁世凯授勋（2）

　　　　在广东，3月13日，广州《新醒报》因发表《陈景华外交之一斑》，警察厅长陈景华恼怒，勒令停刊。14日，广东报界公会致函广东警察厅，表示抗议，并提出质问。5月6日，《国华报》因报道李烈钧整军备战消息被勒令停刊两周，《国华报》在广州市内散发传单，进行抗辩。5月下旬，警察厅发布命令，取缔“造谣煽惑之新闻电报论说”。6月上旬，《粤声报》转载《武汉游客谈》，语涉李烈钧、胡汉民等“骑虎难下”等，胡汉民下令永远停版，后改为停版两周。7月19日，陈炯明宣布反袁独立，颁布戒严令、邮电取缔法、出版取缔法。独立党办的《华国报》因反对“二次革命”被封。同月，路透社驻广州记者黄宪昭，因发表“胡汉民、陈炯明联同反对袁世凯”的新闻，被当地警厅以“造谣惑众”罪名逮捕。8月18日，粤督龙济光迫令广州《平民报》“永远停版”，同月，广州《中国日报》、《民生报》、《中原报》等有国民党背景的报纸统统遭查封，刘师复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晦鸣录》周刊出了2期就被禁。9月12日，香山《纯报》被勒令停版。9月16日，汕头《大风报》被勒令停刊。9月21日，广州《震旦报》主笔康仲荦被龙济光扣押，随后惨遭杀害。同月，汕头《掞华报》被勒令“永远停版”，海口《琼岛日报》、梅县《培风日报》被勒令“停售”和“取缔”。仅10月13日这一天，龙济光就查封了广东各地《东莞日报》、《香山实报》、《民治报》、《公论报》、《粤声报》等报纸。11月6日，广州又有《中国日报》、《震旦报》、《国民报》、《粤东公报》、《民国报》、《民生报》等六家国民党报纸遭到封禁，《民国报》主笔被捕，其余主笔遭通缉。　　　　
　　　　《长沙日报》7月6日发表短评，批评袁世凯摧残言论自由。然而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虽然天下成了袁氏掌中之物，但他也有不能称心如意之时。当年春天，他给汉口《大汉报》经理胡石庵颁发四等嘉禾章，竟遭到这位“书生本色”的报人拒绝，胡石庵在复电中断然表示不愿与袁所加赏的——“马贼”、“流寇”、“奸商”、“贪吏”、“反对共和之巨奸”、“痛杀民军之凶徒”、“焚烧汉口之元凶”为伍。　　　　
　　　　11月30日，黄远生成为《申报》驻京记者，发表了第一篇北京通讯《岁暮遗闻》，经历了“癸丑报灾”的言论界处在一片暗淡、萧索之中。　　　　
　　　　［记事］　　　　
　　　　1月29日，开封《自由报》被河南都督张镇芳查封，记者被拘。8月，主编贾飞侠被杀。　　　　
　　　　3月6日，西安《国民新闻》因连续报道“指斥军人”的消息，被军方捣毁，10日在《民立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进行抗议。　　　　
　　　　5月3日，天津《新春秋报》因指斥袁为“杀人卖国贼”，经理被传讯、卖报的多人被拘。5月11日，《新春秋报》以“妨碍治安”被封。《赤县新闻》因批评袁政府，创刊不久即遭当局查封。　　　　
　　　　5月8日，济南《齐鲁民报》发表《为宋案敬告北方军界同胞》，5月14日遭罚款500元、停刊一周等处分，不久被强行查封。　　　　
　　　　7月1日，开封《民立报》遭查封，主笔罗飞声、编辑敖瘦蝉、刘寿青及访员章培余等被捕，敖瘦蝉、章培余很快被杀，罗飞声8月中旬被杀。　　　　
　　　　7月8日，《四川民报》、《人权报》、《四川正报》、《宪演报》等联名散发传单，指责川督胡景伊“蹂躏议会”、“贿买报馆”、“卖官殃民”等。8月6日，胡景伊以四报“造谣”、“煽乱”等罪名下令“立即封闭”。《四川民报》总编辑谭创之被捕，创办人之一李俊侠被杀。同日，重庆《新中华报》成都分销处被关闭。8月11日，成都《国民公报》、《四川日报》以“妄评政事”遭查封。　　　　
　　　　7月25日，《湖南公报》、湖南通讯社被当地政府查封。　　　　
　　　　8月4日，桂林《通俗报》被迫停止发行。　　　　
　　　　8月13日，吉林《新吉林报》被封禁。　　　　
　　　　8月20日，福建当局接国务院密电，查封《群报》、《福建民报》、《共和报》等“乱党报纸”，逮捕主笔陈群、黄展云等三人。　　　　
　　　　8月30日，无锡《锡报》被封禁。　　　　
　　　　8月，南宁《民风报》因同情“二次革命”遭查封。　　　　
　　　　9月10日，常州《公言报》被迫停刊。　　　　
　　　　10月，“二次革命”失败后，《长沙日报》、《国民日报》等相继被封。　　　　
　　　　11月13日，南宁《指南日报》总编辑何永福因其评论触怒当局，遭到逮捕，初判死刑，后改监禁。12月5日《申报》曾发表《广西之文字狱》。　　　　
　　　　11月15日，湘督汤芗铭罚令长沙《湖南公报》停刊15天。　　　　
　　　　11月27日，袁政府下令禁止汪精卫在巴黎办的《社会杂志》入境。　　　　
　　　　12月7日，袁政府通令禁止仰光《觉民日报》在国内公开发行。中旬，严禁发售旧金山华侨在上海发行的《中华民国公报》。　　　　
　　　　12月22日，《天民报》、《大同日报》被封。　　　　
　　　　12月26日，张勋查封常州《兰陵报》，并缉拿主笔。　　　　
　　　　同年，南昌《晨钟报》、《豫章报》被江西护军使李纯查封。　　　　
　　　　在新疆办报的革命党人冯特民被军阀杨增新杀害。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1）

　　　　笔底波澜　　　　
　　　　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　　　　
　　　　远在云南边陲的蔡锷进京，不过是袁世凯“槛虎于柙”的伎俩，偌大的中国仿佛成了袁氏一人的囊中之物。在经过“癸丑报灾”、无数报人人头落地之后，言论界已一蹶不振，舆论的压抑比晚清还甚，名记者黄远生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浩叹。　　　　
　　　　袁世凯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舆论一律，举国俯首。1月7日，他以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切实查禁国民党印刷品，“如有散布或售卖该乱党各种印刷文件”者，“从严查办”。3月2日出台的《治安警察法》规定，警察对包括报刊在内的印写物品，有“扰乱秩序之安宁”之嫌的，有权予以禁止、扣留。4月2日，袁世凯签署了《报纸条例》，共35条，包括：发行报纸须经警察官署认可，并交纳保证金100至300元；禁止报纸刊载“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攻讦个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等内容。总之，不准登载一切政府不喜欢的消息。即使国外报纸违反这些规定，也要没收报纸、处分发卖人。目的无非就是将所有言论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　　　　
　　　　《报纸条例》一经公布，即遭报界强烈反对。当天，北京英文《京报》发表评论，批评这一“专职苛酷”的报律等于“以监督报馆之权，完全委之警察”。一旦实行，“将中国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之权剥夺殆尽也”。汉口《国民新报》在评论中指出，《报纸条例》多数照抄日本新闻纸条例，“而去其宽平，加以苛重”。4月13日，袁政府就新报律处分过严问题发表谈话。4月14日，北京报界同志会推出三代表，向内务部提出质询，要求进一步解释。内务部长派警政司长作了三点答复。4月18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评论，称“律中多有可笑可怪之处”，“自革命之后，北京宣布之法令多矣，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约报律之结果，亦不外乎此也。”史量才掌握的《申报》也发表时评，明确指出：“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