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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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冈鸨�45条几乎抄袭日本新闻条例全文，“不审国情，不究现势，文不对题，药不对症”。《申报》直斥报律为“剥夺言论自由的官符”，“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而不可议政耶”。
无论在报律公布前，还是报律公布后，朝廷钳制言论的手段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有了报律这个新工具，禁报、捕人之类更加“合法化”，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
因为连载长篇《清国之革命党》（后改《革命党史》），以及从7月29日起刊出《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倡言“归政”、“迁都”、“开国会”等，《江汉日报》被清廷视之为眼中钉。8月13日，军机处致电湖广总督，指控《江汉日报》“词意狂悖，殊足以扰乱大局，妨害公安”，要求按新公布的报律惩处。第二天，《江汉日报》以“鼓吹革命”的罪名被封禁，共出149期，前后还不足5个月。8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出《江汉日报》被封的消息。8月17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汉口报界之悲观》，对《江汉日报》被封表示抗议。
10月19日，日本内务部指控《民报》每期刊登在封底的《本社简章》及《革命之心理》等文，“败坏风俗，扰乱秩序”，“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下令将10月10日刚出版的《民报》第24期全部扣押，并禁止今后刊出类似文字。当日，日本警视总监转达的禁令送到《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太炎手中。
此举遭到不少留日学生的抗议，有14人联名以“中华国民”名义向日本内务部递交抗议书。21日，章太炎封还禁令，并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表示抗议。23日，章太炎再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予以抗议。26日，章太炎第三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言辞越来越激烈。对此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之间有分歧。黄、宋认为日本政府对《民报》的禁令，并非永远禁止，如交涉得当，尚可争取日方撤回对《本社简章》的禁令，他们对章太炎图一时之快、不留余地的做法不满。章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11月24日，远在檀香山《自由新报》发表章太炎《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文，声援《民报》。
11月2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民报》案开庭对章太炎进行公开审理，日语流畅的宋教仁出庭担任被告翻译。因“苏报案”而名动天下的章太炎再次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家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他的辩护让裁判长无言以对。第二天继续开庭，章太炎的日本律师花井皂藏等为他作了无罪辩护。12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以《民报》违反《新闻纸案例》作出这样的判决：所刊《革命之心理》文，判罚50元；所刊《本社简章》，判罚50元；编辑及发行人、发行所未作呈报，判罚15元。此案虽以判罚115元而告终，但导致了《民报》的休刊。
［记事］
2月20日，汉口《汉报》被强行查封。
2月，清廷电令驻法公使，要求法国外交部封禁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报（张继、吴稚晖等主编，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倾向），遭到法国的拒绝。10月25日，清廷下令严禁“语多悖逆，昌言革命”的《新世纪》在国内发行。
3月，《申报》创始人美查在他的英国故土去世。3月29日《申报》在刊出这一消息时称他为“报馆开幕伟人”。
6月12日，《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在成都狱中被残杀，身中数十刀，成为继沈荩之后晚清中国第二个言论自由的殉道者。
6月17日，汉口《中西日报》因为报道当地整顿官务有关消息，被罚令停刊7天。
8月10日，上海《中外日报》已日薄西山，汪康年将全部产权转让给苏松太兵备道蔡乃煌。《中外日报》从私人创办的民报变成官办报纸。
8月25日，迫于清廷的压力，以倡导宪政为宗旨、温和的政闻社自行解散，在上海出版的《政论》月刊自动停刊。
10月23日，清廷军机处电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加搜禁，毋任传播”在檀香山出版的《自由新报》，罪名是“昌言革命”、“犯上作乱”。
这一年，广州10家报纸联合组成了广州报界公会。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1）
笔底波澜
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
这几乎是于右任在言论史上独领风骚的年头。5月15日，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手创《民呼日报》，日出对开两张，两面印刷，“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报纸还未出版，订数就有几千份，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发行量。《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夫报馆者，固平民之代表也。平民者，又与贵族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生活在晚清中国的于右任们眼里，报纸天然就具有监督政府的责任。
于右任墨迹：“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从校对做起的范鸿仙、徐血儿，“是民呼以后各报的社评写作家，他们的文章，都有激昂高亢之音”，“崇论宏议，渐受世人欢迎”。鉴于《苏报》、《国民日日报》等仓促被封的教训，《民呼日报》“对于汉满种族问题，未敢公然言之。至于批评时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败，则较《神州日报》尤为激烈，以故渐为各省当局所嫉视”。
《民呼日报》致力于揭发各省的吏治腐败，对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状况和大小官吏匿灾不报、横征暴敛的恶行，尤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抨击。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等则恨得咬牙切齿，7月30日，向公共租界当局控告《民呼日报》借甘肃旱灾筹赈、有侵吞赈款嫌疑。8月2日，于右任和陈非卿被拘留，《民呼日报》“外埠邮寄之执照”同时被停止。对《民呼日报》怀恨在心的已故上海道蔡钧家属、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新军协统陈德龙等也纷纷指控他“毁坏名誉”。
8月4日，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后，于右任被继续收押。8月6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民呼日报》发表《筹赈公所与民呼报之命运》文，7日，刊出启事《正告读民呼日报者》，对清廷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拘本报
《民呼日报》发表社论《恐怖时代之余望》
主笔而禁锢之”，“竟夺本报之发行权，甚至就卖报者手中夺取本报，焚于上海县城门口”等暴行，表示愤慨。大声疾呼“今日世界，犹是一恶浊世界”，并“正告”读者，不要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8月14日，《民呼日报》在被迫停刊前夕发表了《民呼日报辞世之言》，与读者沉痛告别，“虽然长别者，民呼日报之名义耳。不死者，民呼日报之灵魂也”。“于君狱中书至，持论正直，至有宁死不停报馆以负阅报诸君之语……有于君而后有民呼报，则于君者，即民呼报之灵魂而已。于君不死，即民呼报之灵魂不死，他日必有千百民呼发生于世界……”
虽然出世92天就被封杀，《民呼日报》“销行已逾万纸”。8月24日，远在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发表评论《看看民呼日报辞世之哀声》，对此表示不平。
《民呼日报》停刊后，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
9月8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经过15次研讯，尽管查明既无侵吞赈款之事，赈款更与《民呼日报》无关，于右任在被关押了一个月零七天后还是被判决“逐出租界”，租界接受清廷请求，同时撤销《民呼日报》发行权，不许再行出版。
《时报》、《神州日报》、《东方杂志》及各西方报纸纷纷批评清吏非法压迫舆论，斥责会审公廨判决失当，言词激昂。9月9日，上海《时报》发表评论：“此实摧折言论萌芽之大刀阔斧耳。人心何在？天理何在？今后之言论权更何在？”其他各报的评论也大致相同。在舆论的密切关注下，于右任在各报登载了《民呼日报》的最后一次广告：“呜呼，本报自停歇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吁日报社经理，快事亦痛事也”。
离《民呼日报》停刊不到两个月，离会审公廨的宣判不过20来天，10月3日，《民吁日报》就诞生了。人还是《民呼日报》的人，机器设备也是《民呼日报》的，只是注册地点换在法租界，名称换了一个字，所谓“民不敢声，唯有吁耳”。一者“吁”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二者“吁”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三者清吏曾以挖双眼相威胁，“呼”挖去两眼不还可以“吁”吗？
《民吁日报》创办人还是于右任，因为他刚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所以由朱少屏为发行人，范鸿仙为社长，景耀月为总编辑（于右任在该报创办不久，就到日本为报纸募集经费去了）。于右任在《发刊宣言书》中提出：“小之可以觇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言论报国之心溢于言表。此文和景耀月执笔的出世辞，“文辞典雅，大为士林传诵”。“民吁”与“民呼”一脉相承，没几天就风行一时。
《民吁日报》创刊不久，就连篇累牍地报道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从创刊第18天（10月21日）发表《日工殴打学生之风潮》起，到11月19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民吁日报》就发表了62篇有关报道和评论。日本前首相伊藤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志士刺死后，《民吁日报》连续追踪报道。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向苏松太道蔡乃煌施加压力，指控“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11月19日，蔡会同租界当局野蛮地查封了该报，对范鸿仙实行拘讯，经多次非法会审，日本方面列举《民吁日报》发表的62则报道为“排日之证据”，以原告身份作裁判官，“开数十年未有之特别公堂”。
《民吁日报》仅仅48天就遭到被封杀的命运，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天就有人贴出揭帖，表示抗议。此后，连续几天都有人在报馆门口贴出“吊词”，拈香燃烛，痛哭哀悼。11月22日《时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11月23日，《大公报》在闲评中说：“去《民呼》被封禁时，为时不过两月余。夫呼之为言，曰大声疾呼，其扰人清睡，封之犹可言也。至于吁，仅吁嘘喘息而已。哀哉，吾民吁亦不准吁耶！”
各界人士异常愤激，纷纷开会反对，要求清吏将该报启封，以重公道。江南四省学界刘仁航、李方漠等800人联名致电外务部、民政部及苏松太道，“上海民吁报因日领要挟，未讯先封，既失主权，复背报律，舆论哗然”，要求“先行启封，秉公核办。该报是否有罪？应按报律为出入”，以“保国权”、“伸舆论”。江北旅沪学界高骧等200人联名致电民政部，要求恢复出版《民吁日报》。
12月11日，蔡乃煌致电外务部、民政部尚书及两江总督，其中说到“日来各学界及东洋香港，纷纷来电函，要求启封。大旨不外借炸药、手枪及毁坏名誉以为胁制，其气焰之大，党羽之多，已可概见”。
12月29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于深究完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由该被告切实具结领取可也。”最后一条——具保机器永远不许作印刷报纸之用，使于右任等不能故伎重演，换一个报名就恢复出版（所以《民立报》要等到13个月后才能创刊）。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2）
上海的中外报纸对此极为愤慨，纷纷评论会审公廨判决失当，《字林西报》、《英文捷报》的态度尤其激昂，批评这一判决违法悖理，“置租界章程于不顾”。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等也发表了评论。
从“民呼”到“民吁”，于右任锲而不舍，一年办两报，虽然昙花一现，却光芒四射，有声有色地书写了“竖三民”时代的前两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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