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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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言论史，就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的空间一直都是那么严峻，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以及那些连名字都已被湮没无闻的知识分子，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百年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从19世纪70代起，王韬、梁启超、鲁迅、胡适、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傅斯年……他们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笔底波澜》　总　序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史等。1999年以来，在《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书屋》、《随笔》、《老照片》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万字，广受读者欢迎，作品入选《大学人文读本》等多种选本及山东版高中语文教材。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　　　　
　　　　《百年寻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偶像的黄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　　　　
　　　　《发现廿八都》（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　　　　
　　　　《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等。


《笔底波澜》　总　序名家推荐

　　　　名家推荐　　　　
　　　　百年中国，多少悲壮剧，前人创造了历史；却又多少被遗忘。傅国涌勤奋博学，“百年寻梦”，“追寻传统”，“笔底波澜”，为后人找回财富，激人奋进。　　　　
　　　　——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钟沛璋　　　　
　　　　傅国涌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在我看来，在一代年轻的学人中，傅国涌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他的文章带着他特有的思想光彩，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新宇　　　　
　　　　傅国涌钩沉半个世纪前中国知识界、新闻界旧人旧事的文字，我在今天读来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这种感受的复杂真切远过于读《世说新语》。　　　　　
　　　　——《南方周末》编辑　　鄢烈山　　　　
　　　　傅国涌的文章有内容，有观点，视野开阔，文字晓畅。有些地方用墨不多却意味深长。　　　　
　　　　——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往事并不如烟》作者　　章诒和　　　　
　　　　傅国涌的文字之所以可信，在于他的理性、道义和人格力量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在一个弯弯曲曲的年代，傅国涌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崔卫平　　　　
　　　　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他使用史料的方式是轻柔自然的，没有学问家的卖弄和僵硬；语言也是简洁温暖的，以确切为限但绝不粗陋。　　　　
　　　　——评论家　　李静


《笔底波澜》　总　序精彩段落（1）

　　　　本书精彩段落选读　　　　
　　　　在清廷马鞭所及之处，依然是一团漆黑，没有多少说话的空间。1883年12月20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市内出现“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出告示禁止：“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意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情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假如不是10天后《循环日报》刊登了这一告示，这一历史文献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　　　　
　　　　1900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一是以十万两赏银缉拿“罪大恶极”的康有为、梁启超，无论死活，都“一体给赏”，不求发财的也可以破格升官，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见恨之入骨。二是禁止他们的言论，“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如有读者购阅他们的报纸，“一体严拿惩办”。同时严查销毁他们的著作，美其名曰“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康、梁著作统统遭到了焚版、禁售的命运。　　　　
　　　　1906年7月，清廷颁布商部、巡警部、学部联合制定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共6章41条，其中规定地方官员有权查封有关印刷品，逮捕有关人犯，包括“作毁谤之人”、“印刷毁谤之人”、“谤件出版所之主人”、“谤件出版所之经理人、发卖人、分送人”，都要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或10年以下监禁。《申报》为此发表大量评论，予以批评。10月16日，京师巡警总厅奉巡警部命令订立《报章应守规则》9条，包括“不得诋毁宫廷”、“不得妄议朝政”、“不得妨害治安”等等，要求京津各报一律遵行。　　　　
　　　　辛亥年的中国，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紫禁城并没有预感到王朝崩溃的命运将至，照样是颐指气使，以天下为自己囊中之物，不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1911年3月18日的《神州日报》发表的一幅漫画配了几句话：“志士看报纸竟如毛瑟枪一样”，“官场看报纸竟与眼中钉一样”。　　　　
　　　　言论自由虽然载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但并无确实的保障，从民国元年起就危机四伏，血花四溅。1912年12月15日，袁世凯公布《戒严法》，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地区的军事长官，有权“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说穿了，就是以戒严的名义随意剥夺约法规定的人民权利。　　　　
　　　　1912年8月30日，天津《民意报》因点名批评袁世凯，袁竟然串通法国驻天津领事，勒令其迁出租界，禁止在当地出版。袁世凯指责《民意报》“措辞乖谬”，“妨害公务”，“咎由自取”。9月23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向北京15家报纸发出传票，以报道参议院秘密会议讨论对外借款条件一事，追究责任，“勒令交出访员”。30日，《中央新闻》等报以北京报界同人名义致函地检厅，声明泄密不是报纸的责任，拒绝交出记者。　　　　
　　　　1918年10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新的《报纸条例》。条例虽然承认报纸抒发民意、传播消息，是传达舆论的机关，“不可不予以自由”。但与袁世凯时代的《报纸条例》相比，只是取消了交纳保押费作为报纸发行要件的规定，禁载事项换汤不换药，无非改动了个别名词，比如将“妨害治安”改成了“妨害公安”等，而且增加了不准“侮慢元首”一项。更严重的是，“警察官署认为有重大危害时，得以警察处分，停止其发行”。这就意味着警察随时都可以依据《报纸条例》侵害新闻自由。　　　　
　　　　1925年5月29日，山东军阀张宗昌以煽动纱厂罢工风潮的罪名杀害青岛《公民报》主笔、共产党人胡信之。9月25日《向导》发表的《山东通信》披露，张宗昌曾对济南的报社通讯社记者作了这样的训话：“今天我请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的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济南半数以上的报纸都被迫关门。　　　　
　　　　1926年7月14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第163期卷首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复刊号头版显著位置，郑重发表了张季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提出了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的“四不”言论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笔底波澜》　总　序精彩段落（2）

　　　　1929年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于1月10日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属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列。党天下的时代，“反动”帽子满天飞，不臣服在一党之下，就是“反动”。　　　　
　　　　1930年1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共6章44条，推行出版登记许可制度，对出版内容更有种种限制，所谓“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风俗者”等，无非是以一党之私，钳制天下悠悠之口。　　　　
　　　　1934年这一年是在史量才惨遭暗杀的悲泣声中落幕的，独立的舆论力量令独裁者望而生畏，《申报》走到了它的顶峰。徐铸成《报海旧闻》中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尽管蒋介石以卑鄙手段扼断了史量才生命的喉管，却没有阻止活着的人们继续争取言论自由。12月10日，离史量才被杀还不到一个月，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24家报纸、通讯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开放言论的三点要求：一、检查新闻纵不能取消，应遵照中央颁布标准，审慎实行；二、对新闻机关和新闻记者的处分纵有言论失控，请依出版法和普通刑法制裁，不必施诸非常手段；三、以前被停闭、拘禁或其他处分的新闻机关和记者，如不是以暴力及暴动为背景，请一律开复。　　　　
　　　　1935年11月12日，“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与张东荪、罗隆基、谢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办起了《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开新张》一文，直言“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这样“言论反动”的刊物自然免不了被查禁的命运。　　　　
　　　　1938年5月14日、22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查禁书报问题》和《抗战期中言论与出版的完全自由》。7月29日，又发表专论《反对查禁救亡书报》。共产党人正是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个公开的载体，高举民主大旗，大力呼唤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面目，倾倒了无数知识分子，赢得了万千人心。　　　　
　　　　1939年3月，甚至生活书店出版的《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也被中宣部以“不合版本要求”的理由查禁，原因是只收入了蒋介石主张抗日救国的言论，不利抗战的一篇未收。　　　　
　　　　1939年9月17日，参政会通过了邹韬奋等22位参政员联名提出的《改善审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消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谴责了审查书报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即使审查通过也得不到统一的保障。没有一个统一的检查机关，也无一定的标准，宪兵团、警察局、党部、县政府，乃至便衣密探都有搜查书报权，更有甚者是随意拘捕人，长期羁押，也不送法院审讯。在蒋介石忙于查禁书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