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 第一辑-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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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确认了这个题目的价值，报题给编辑，编辑开始也认为，这更应该是一个民生的题目，如果我们做不到了望东方当年做新兴医院的力度，很难够得上头版分量。于是我便游说她说，长江医院的老板开始小打小闹，现在成了央视的“标王”。结果编辑为之一振，拍板让做。
找人
这个稿子前后做了三周，是我来周末一年半来做得最费劲的一个。
我先是联系了上海本地几家做孕妇不育事件的媒体记者，结果收获甚少，从他们的言谈中，我可以肯定长江医院背后做了工作。不过有同行还是给我分别提供了两起事件当事人的电话，“靠你们给我们出口恶气”。新闻晚报的一位同行曾这样告我。我没有细问，但可以由此想象，他们发稿时的困难和发稿后的麻烦。
孕妇不孕案的当事人叶浩魁开始不想接受我的采访，在我找他之前，因为担心事情闹大，长江医院刚刚赔了他们20万，双方“庭外合解”了。叶不想再生事端。我软磨硬泡，叶最终答应。
次日和陈晓兰医生赶到崇明，看了叶浩魁夫妇的病历，陈医生很快发现了新问题，因为叶浩魁妻子叶雨林的*镜片子显示的是“重度宫颈糜烂”，可是这张片子显示的宫颈是呈“吻合”状的。由此可以判断，它的主人曾经生育过——至少流过产。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叶雨林如果真的有生育能力，又何苦花巨资去看病？
陈医生当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回沪后向她一位医院妇产科的同学请教，结果对方一语道破：那张片子可能不是叶雨林的。原来，在上海的民营医院曾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将一位病重患者的检查结果存在电脑里，然后安在新来的病人身上，这样后者就会发现自己的病很严重，没有不治疗的理由了。
崇明之行还让我知道，其实叶浩魁最初并不想跟医院“私了”（他一直将庭外合解视作“私了”），也清楚这样做所面临的导致道义上的压力，但是没办法，法院和律师没有一个支持他继续打下去，而且明确告诉他，如果真判的话，不会比20万更多。在此之前我早就知道，在中国，有无数的医疗纠纷均通过这种私了的方式解决，这样的结果是助长了医院的坏风气，并使他们形成一个固定的观念：只要有钱，不管多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摆平。
蹲点
然而仅找到叶浩魁还不够，即便是加上另一起案例，长江医院似乎仍有辩解的理由，比如仍可以称是“巧合”或“误诊”。因此，能找到新的上当病人就显得相当重要。这样做的目的是证明：即使是在“孕妇不孕”案之后，长江的行为并没有收敛。
可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连着三天，我到长江医院“蹲点”，与那些不孕症患者接触。从一开始就不顺，先是在医院冒充患者与人聊天时被发现，被盘问几句后露出了马脚。因此只能在外面等，通常是在医院对面，这样隔一条马路，便不太会引起医院保安的注意。每当看到一对患者模样的人出来（从穿着和表情上很容易判断），我便快速绕过马路跟上去，在离医院较远的地方跟他们搭讪。但这个方法同样不灵，大部分患者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充满警惕，令我遭到无数白眼。我相信，这些患者的胆子若再大一点，就差不多该报警了。
事实上，在此前有人已经对他们进行过“洗脑”，称最近医院里有不少医托，看到长江医院的生意好，经常冒充记者拉病源，要大家提高警惕。在屡次碰壁之后，终于有一两个胆子较大的肯跟我讲话。但他们同样谨慎。正如稿子里提的，有的人给我复印他们的收费单据的时候，悄悄把名字划掉了。
前后接触了十多对患者，都不是很成功。最后，通过其他媒体的记者，我得到了一个泰州患者的电话。也就是文中开头提到的那位。由于他去了长江医院三次都没有治好病，因此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到泰州之后我才知道，这位患者去长江医院之前，其实已经去过多家医院，也包括所谓的“正规医院”。结果是欠了一屁股债，病却一直没有治好。他们从没想过要打官司，看到长江医院“孕妇不孕”的报道，只是无可奈何地笑笑——多年的求医经历，使他们已经被宰得麻木了。我想这可能是中国农村多数求医者的心态：只要病给我们治好，挨宰，我们认了。
挖根
采访中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挖长江医院投资人詹万龙的老底。这其实也是支撑这篇稿件的关键。为此我想尽了办法，但不得不承认，始终没有得到足够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也是长江医院的死穴。在我多方打探的时候，上海某报一跑医疗口记者明确告诉我，对詹万龙本人虽不了解，长江医院的那些猫腻他其实是清楚的，因为这伙人的路数其实都差不多。问题在于，他们相互之间结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网，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即使相互之间有矛盾，却也不会傻到相互拆台的地步。“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再多的话他们就会知道是我说的，这个圈子其实很小。”这位老兄说。
正如我文中所提的，在上海，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被福建莆田人控制的，主要来自秀屿镇的几个村，其中以陈氏、林氏、詹氏为主，大都是性病游医出身，没什么文化，也没学过医，靠特殊手段发了财后，又承包医院科室，继而发展到投资办医院。但是，不管做得多大，令人质疑的行为一直贯穿其中，只不过手段越来越隐蔽，路数越来越高明。比如，以前是靠电线杆广告，现在则上了央视。有的老板还成了当地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投资长江医院的詹氏，原来跟周末也有渊源。早在1999年，连清川、寿蓓蓓等老师就曾揭过莆田游医鼻足詹国团的老底。据说，稿件见报以后，前主编江艺平曾接到詹氏家族的电话，说要把南方周末的楼炸掉。江回应说：你们炸吧，我们的楼上了保险，你们炸了，我们正好可以拿到保险后盖一座新的。
我通过从网上查询发现，7年之后的詹国团，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福建省人大代表，另一个是新加坡一医疗投资集团的董事长。
除了能认定詹万龙与詹国团同是莆田人外，我没有拿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不过，有意思的是，长江医院的企划部经理詹国强——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跟詹国团却是同一个村。而且，从名字可以看出，还是同一辈份。詹国强在我逼问下承认，董事长詹万龙其实也是莆田人。
詹国强在长江医院中的地位，跟我一起去采访的司机许师傅一看就看出不一般。“你没看见，院长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出门后许师傅跟我讲。中国的民营医院有一个怪象，院长通常不是法定代表人，他只是投资方雇来替他赚钱的，当然，如果出了事，也可以拿出来顶，但真正的投资人却一直躲在幕后。
稿子发了后，有周末前辈看了很激动，说看到周末还能发这样的稿子感到振奋。但他们也都提出，稿子做得很不过瘾，一些关键问题都是浅尝辄止，还多了一些院方和卫生局的无聊口水。我对此只有苦笑，事实上，为了让这篇稿见报，编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广告
我觉得有必要特别说说广告的事。长江医院能火起来，八成应该归功于广告，特别是电视台的广告。这家医院注册资金5000万，一年收入不到5000万，可广告方面能花3000多万。现在看来，长江医院能摆平诸多媒体，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强的关系，而主要是广告因素，间接的或直接的。
其实也就是钱的因素。
长江医院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在他们刚刚夺得央视民营医院广告“标王”之后，央视却突然“搞”了他们一下。就在央视报道叶氏夫妇“不孕案”之前，长江并没有怎么把上海的媒体当回事，因为他们的市场是全国。上海人没人去长江看病，长江也不在乎他们。但是央视不同，这是一颗重磅炸弹，把长江医院一下炸得晕头转向。
搞笑的是，就在这期节目播出前后，同一频道仍播出了长江医院的广告。
在此之前，我早就领教了广告力量的强大。2003初进周末后，我写了“伤骨愈膜”的假膏药，结果事后那家公司马上在上海的文汇报上登了半版的声明，指称南方XX报的报道严重失实云云。另一起例子是去年6月，我又打了一个叫“静舒氧”的假玩意，结果这家公司在健康报和法制日报上登声明，指出我报道的十条“失实”。两个声明都说要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可到现在我也没看到他们的动静。后来，我知道，这其实也是他们对付媒体报道的一贯路数，这样的声明无疑全是花了钱的广告，主要目的是给经销商和医院壮胆。
尾巴
稿子发了之后，长江医院詹国强两次打来电话，邀我一起“坐坐”，而另一家与长江医院不相干的民营医院，也莫名其妙地托人找我“吃饭”。我都没去。有哥们说是“鸿门宴”，我想还不至于。
做这个稿子的一大成就感，是长江医院没有像以前做批评报道那样事后发来“律师函”，或者再在某报发一个“声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闲着。前一阵，我曾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自称是检察日报的，向我核实一下我稿子开头提的患者的姓名和身份（我用的化名），我检察日报有四个同学，当年毕业时我本来也要去的，结果三言两语下来，那人便挂了电话。现在判断，这人不知道和长江医院有什么关系。显然，他们是想找点稿子的把柄，组织“反击”。
类似的“反击”，做新兴医院的一家媒体就不幸遭遇到了。在新浪网的首页上，有一个“新兴妈妈回娘家”的链接，点开之后你便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原来大半内容是寒碜一个批评过新兴医院的媒体。最损的是一个“欧洲大奖游”的有奖竞猜：
去年某媒体刊登了对新兴医院严重失实的报道，给其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后来该媒体向新兴医院发了致歉函，请问该媒体的名字是：A．瞭望东方周刊；B。新京报。
所以无论怎么着，南方周末千万别给长江医院发致歉函。
（相关报道：《“送子神话”的背后》2006年3月2日）
成功（新闻板块，广州）
“你们终于来了。”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李主任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昨晚审讯快结束时，马加爵反复几次向审讯人员提出要见南方周末记者，要接受你们的独家采访，要说说自己的作案经过、心理历程和逃亡情况。”
说来凑巧，从2004年3月到2005年7月，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我碰到了两个著名的杀人犯：马加爵和阿星。
打开被束之高阁的“采访资料”，我才发现马加爵和最近采访的阿星身上有太多的相似点：他们都生长广西的小山村，一个来自广西宾州，一个广西天等县；他们都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个是还未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年仅20岁的打工仔；他们都因为一句话而杀人，一个因为同学说他打牌作弊，一个因为工厂主管骂了一句难听的话；他们都压抑太久，一个长期得不到身边同学尊重，自己很自卑，一个每天12小时在血汗工厂拼命，还时常要面对主管训斥和失业的威胁；他们都残暴地杀人，一个用大铁锤先后砸向四个同学的脑袋，并且饶有耐心地将尸体装入储物柜，平静地离开校园，一个抡起4把大刀，轮番砍向主管的脖子，并从主管的口袋中掏走了300多块钱……最为巧合的是，在到达人生旅途的终点站之前，他们都想见《南方周末》，见见《南方周末》的记者。
天涯海角追上马加爵
去年3月15日晚11点多，我正在海口宾馆紧张写另一篇稿，副主编毛哲打来电话说，得到一个消息，马加爵在海南三亚落网。因为我离三亚最近，所以让我第二天早上一定赶到三亚，进行采访。
我立即着手赶往马加爵落网之地。海口离三亚200多公里，全程高速要两个多小时。因为手上的稿子当期要用，我加快进度，到凌晨2点半终于搞掂。接着，我打电话给宾馆大堂经理，询问现在还有没有去三亚的车。经理发出一阵的怪笑，说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车！
想着早上赶到三亚的死限，我便和大堂经理纠缠起来，一定要他安排车。逼得没办法，大堂经理只好叫上一位有私家车的亲戚，让他送我去三亚。收拾行李、退房、定车，一番折腾，已经四点多，赶紧上路。
听说我是记者，开车的师傅问我是去采访马加爵吧？我大吃了一惊，司机师傅告诉我他是从中央台知道马加爵在三亚落网的。因为是凌晨，高速路上的车特别少，司机脚下的油门自然舒畅不少，我也在车上打起了瞌睡。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在车后座上睡着的我猛然惊醒，奇怪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