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 第一辑-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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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穿行就有了方向和动力。我想我要熟悉这座城市，熟悉这里的人、街道，熟悉它的风土、历史和文化。
因为在身体困倦的时候，我成功地抵御了睡眠，结果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来睡眠，在夜长昼短的斯德哥尔摩我只知道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因为没有睡意，因为很多事情需要做实。
在诺贝尔纪念周要想见到获奖者并不难。诺贝尔基金会安排了获奖者在纪念周的系列活动。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会有获奖者的讲座，讲座之后会有新闻发布会。在诺贝尔博物馆也会有获奖者和公众见面的机会，在瑞典学院的会议厅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演讲的地方。
听众以他们的热情、耐心的聆听、教养和理解力显示了对诺贝尔获奖者的尊敬。到达斯德哥尔摩的第三天我冒雨坐火车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奖得主在紧邻大学的皇家科学院做讲座，坐在挤满新闻记者的演讲厅里，看获奖者与听众的交流。讲座之后是午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狭长的会议中心，在一字排开的长桌上，摆满了杯盘佳肴和美酒，午宴对学生和公众开放，在这里获奖者可以和听众获得很好的交流。
颁奖的时刻是获奖者面对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获奖者显示其风度和见识的时刻。获奖者会恰当地表达自己。
哈罗德？品特因为健康的原因是缺席的，但是他还是充分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瑞典学院专程赶赴英国在品特的休养之地，录制了他的讲话。我在瑞典学院的演讲大厅通过视频看到了品特的演讲。他坐在轮椅之上，盖着毛毯，身体看上去很虚弱，他的手指和嘴唇在颤动，但是他的眼光和他的言辞是锐利的，他犀利地批评美国的国家主义，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侵略行径。他的演讲获得了长久的掌声。
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长斯图尔？阿兰是我在北京就认识的，因为跟瑞典驻华大使馆的交往，也因为对诺贝尔奖的关注，大使馆安排我对前来北京参加斯特林堡纪念的斯图尔？阿兰和马悦然的专访。到斯德哥尔摩后，斯图尔？阿兰和马悦然分别安排我参观瑞典学院，在那里看到了这个被世界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是如何工作的。
诺贝尔也不全是光环。在斯德哥尔摩有媒体爆出现任秘书长涉嫌房地产炒作的丑闻。也有瑞典学院派别争斗的传说。瑞典学院年轻一代与老年一代的分歧和代沟。年轻一代处于强势，年老一代逐渐被边缘化的说法一直流行。我的想法是评委也是人，也会有自己的好恶。
我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马悦然与台湾《联合时报》驻欧洲记者傅正明笔战正酣，所涉话题不外是瑞典学院的派系争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有一则趣闻是说，有一记者，每年在诺奖结果公布的时候，他就会在席间大喊一声：评得好！不管获奖者是谁，他都会大喝一声，庄严的诺贝尔因为该记者的举动就有了闹场的色彩。秘书长请该记者吃饭，跟该记者谈判，希望他能不喊。记者答应不喊了。但是又有别的记者在秘书长宣布得主名字时，大喊：选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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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是不会喊的。对于这个有一百年历史有世界性声誉的奖，我觉得理解比挑剔重要。客观表达、中正呈现比哗众取宠重要。
等我真正熟悉并身在其中的时候，我可能会喊。
但现在我要倾听、观察、理解和呈现，对我和我所服务的报纸来说，这是重要的。
（相关报道：“诺贝尔奖专题”报道2005年12月8日、22日25版，15日25…28版，获2005年12月南方周末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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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峰（新闻板块，上海）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总会给你留一扇窗。我的这扇窗子就是任志强年轻的秘书。
一
决定做任志强是个艰难的过程。
盯上任志强是在2005年11月。最初的关注一半出于职业的敏感，一半出于房地产市场受害人的心态——一个普通的房地产商接连不断地放炮，而且每个炮都是天响。我就非常好奇，他是只什么鸟，敢这样叫？
我非常想会会这只鸟，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这样叫。
说服编辑李小鸣花了两个月时间。一开始小鸣很犹豫，任虽然是一个非常性格的人，但见诸媒体的报道并不少见，小鸣一直下不了决心是否做，以及如何做。但我们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先把这个人加入“黑名单”，保持高度关注。
然后就开始收集任的资料，大约4万多字的相关媒体报道，接着我们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从所有见报的材料来看，媒体的报道几乎全部集中在任志强的观点争议上，无非是任志强放了一个炮，媒体对这个“炮”进行报道，媒体对专家、学者、市民以及房产商对这个“炮”的看法进行报道，却未见有对任志强这个人进行报道的。——在06年3月成稿前的一天，经济部顾策老师聊起任志强这个选题就说，“之前的所有报道都是只见观点不见人”，我们的分析可谓略同。
2006年1月，决定做任志强，关注点就放在这个人上。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家庭出生？什么成长经历？什么政治背景？什么学术研究？什么行事风格？什么什么什么……
小鸣和我的想法最后在一个点上形成共识：抛开任关于房地产言论的争议不谈，这一块已经被谈得够多了，我们就谈上面的这些“什么”，所有的“什么”集中到一块，也许就能解释出为什么任志强总是抛出惹人争议的言论。
二
约任志强是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农历新年前，任志强的秘书说他开完北京市政协会议后有空，可以安排采访。于是我赶往北京，等着他开完会安排采访。第一天秘书说他忙，今天不行；第二天秘书说他还是忙，又不行；第三天秘书说他年前太忙了，没法安排采访了，只能等年后再说。
我几近愤怒，于是直接给任志强打了一个手机。他捏着声音在电话那头说话，听起来的确是在开会。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展开阐述采访理由，他就毫无商量余地地让我“给秘书发采访提纲”，然后挂断了电话。
第一次采访虽然被放了只肥鸽子，但有两点收获。一是在经济部张春蔚同学的介绍下，采访到了一些房地产媒体的记者，包括与任志强过从甚密的一家房地产杂志老总，听他们从侧面谈论和评价了任志强；二是与任志强的秘书——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建立了密切联系，密切到……搞到了她的msn，只要她一上线，我就开始追着她给我安排采访，不管是清晨还是黄昏，不管是上班还是周末。记者是不怕麻烦……别人的。
任志强是个非常喜欢定规矩又要一定遵守规矩的人，在这方面坚持到偏执。他说要采访提纲，就一定要看到采访提纲才肯告诉你是不是接受采访。
我们的第一份采访提纲过去之后不久，秘书就传来消息，说任不太想谈关于个人的情况。——后来我从另一个媒体的朋友那儿得知，她也曾经提出过采访任的个人情况，同样遭到任的拒绝。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总会给你留一扇窗。我的这扇窗子就是任志强的秘书。我曾在凌晨两点的msn上夸奖她的msn头像拍得pp，说得她芳心大悦，所以后来她甚至反过来帮我出主意，告诉我要发怎样的采访提纲任才会感兴趣。
正在这时任志强又放炮了，并且这次是和小潘（潘石屹）公开论战，甚至在各自的博客上小鸣在看了这份采访提纲后有些疑问，说涉及到任房地产观点的问题是不是太多了，偏离了我们的采访方向？
我告诉小鸣，这只是切入的问题提纲，只要任志强答应了采访，问什么我们可以灵活处理。
果然，任的秘书在看了这份采访提纲之后就表示，“任总应该可以接受采访。”当天就把采访时间敲定。
三
采访任志强的过程，像是在打心理战。
任的秘书事先问我，需要多少采访时间，因为“任总很忙”。我说那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具体情况到时候再看。能不能约到采访看的是前期准备，能不能做好采访就得看现场发挥了。
第一眼见到任志强，感觉他就是要拒你于千里之外。如我在文中提到的，他双眉紧锁，既不站起相迎，也不握手致意，而是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歪着头去看电脑。我说你要不要把东西写完我们再聊，他说不用，我一边写你一边问。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谈话状态。采访对象是一种封闭状态，不能一下子甩出你想要的问题。
于是我开始找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我先让他谈谈与小潘论战的事，这是最近发生的，他应该会有话要说。果然一说到房地产理论上，他的话就多了起来，又是引经又是据典，但说话的时候依然歪着头，目光穿过电脑屏幕射向远方，就是不和我对视交流。
这仍然不是开放式的谈话状态。于是我开始尝试和他谈过去的事，从他插队的经历开始谈起。这是一种冒险：如果他不愿意谈个人情况，很可能会对这个问题直接回绝，那只能再尝试下一条途径；但也可能这个媒体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会让他兴奋起来，愿意敞开心扉。
结果这一招出奇地好用。一谈起在延安插队的生活，他的表情立刻变得生动起来，像是记忆的闸门被打开，完全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中。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他开始正视着我说话，并且配合着各种手势表意，我们的谈话进入全面开放的阶段，所有想问的问题，都得到他的正面回答。
这一天的采访，从最初约定的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延伸到实际三个小时的谈话，从他插队生活，到参军过程，到复员下海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采访效果比想象要好。
之后让任志强秘书安排公司其他人的采访，几乎一路绿灯。
四
后来有同事评价这篇稿子“读起来文通字顺”，事实上，写作的过程也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
其实与写作相比，采访的过程更加重要；与采访相比，前期的准备更加重要。
如海鹏所说，这些都是常识。但有的时候，常识比所谓技巧更加重要。
五
有朋友看到报道后问我，任志强有没有答应便宜卖给你两套房子？我说，我使用他们公司全部的资源，就是采访时喝了两杯水。还是没加茶叶的。
只不过采访结束的时候，他主动起身，我们握手作别。
（相关报道：《“地产总理”任志强》2006年3月9日）发文进行PK。我们大兴奋，多么好的一个由头啊，万事俱备，只欠采访到人了。
于是在秘书的帮助下，我又写了一份非常挑衅的采访提纲，这次遵循了三个原则：一，尽量表示我们对他的观点非常感兴趣，想听他的高论；第二，我们想知道他为什么发此高论，在这些高论被乱骂之后，他又是什么反应；第三，他和小潘的关系以及论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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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神话”的背后》的背后
柴会群（新闻板块，上海）
前主编曾接到詹氏家族的电话，说要把南方周末的楼炸掉。主编回应说：你们炸吧，我们的楼上了保险，你们炸了，我们正好可以拿到保险后盖一座新的。
缘起
做长江医院这个题，始于老家的一个电话。大概是年前不久的样子，表哥打来电话说，他小姨子生不了孩子，听说上海有家长江医院，专治不孕不育的，很有名，让我打听一下。全家打算年后过来看病。
在此之前，我也曾耳闻过长江医院，但印象不深，更不知道它的广告在全国——特别是农村——已经铺天盖地，几乎每个地方台卫星频道都能看到。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
城里很难理解农村一个家庭没有小孩的痛苦，与城市的“丁克化”不同，一个农村媳妇，如果不能生育，几乎意味着这个家庭失去了希望，她很可能永远在娘家抬不起头来，她的丈夫也可能因此在家庭中失去应有地位。你可以称之为封建落后，但这却是现实，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种现实，为无数个长江医院创造了商机。
听了表哥的嘱咐，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立即发现了一条让我惊讶不已的消息，这家医院竟把一个怀了孕的打工妇女诊断为原发性不育，四五天花了三万多元。我在网上看到两条类似的新闻，初以为是不同的转载，但细看一下，才发现是两起不同的事件，时间仅差十几天。这意味着院方的解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他们称这是医生的“误诊”所致。
我又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也是周末的老朋友）陈晓兰医生，她说知道，长江医院成立时还曾想把她请过去，但这家医院的“名声”使得上海本地人很少去。
于是我确认了这个题目的价值，报题给编辑，编辑开始也认为，这更应该是一个民生的题目，如果我们做不到了望东方当年做新兴医院的力度，很难够得上头版分量。于是我便游说她说，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