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幻象-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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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显然属于欧洲式的而非美国的逻辑，主张科学应该享有不受民主程序挟制的特殊的豁免权，也就是〃科学自治。向科学研究提供时间和金钱不应当有附加条件，也不必向外行人说明研究的方向或者可能获得的结果〃。那样一种主张一直是大陆科学文化的基石之一，美国科学家自然羡慕不已。
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就企图在大西洋的这一侧建立起欧洲那样的科学模式，梦想着有朝一日科学甚至不会受到捐助人的左右能够自己决定该做什么，而保持自主权。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来自理性方面，另一个来自政府的改革），在这片新教徒模型的有用知识哲学占上风的土地上，那种梦想才差一点有可能得以实现。
这头一个有利原因，是人们当时对法西斯主义公然宣称科学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侍女极度反感。所谓〃人种优生工程〃、〃德国物理学〃以及其他一些希奇古怪的研究计划激怒了美国知识分子，让他们忍无可忍。〃人种优生工程〃是约瑟夫·门格尔（Josef Mengele）及其同伙的一项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要弄清楚纯血统的日耳曼人不同于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在解剖学上的绝对差异，把前者遴选出来。〃德国物理学〃则不过是对〃犹太物理学〃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场粗暴的围剿。美国的知识分子光凭直觉便知道纳粹科学的那些做法，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精神道德上，都十分有害。但是，美国知识分子怎样才能驳倒纳粹分子宣称科学证实了纳粹思想的谬论呢？
一种做法，或许可以就一些经验细节问题展开批判，具体指出某个假说不成立，或者揭露某项实验的虚假性。进行这样的批判，不用说，必须具备相当的科学专业水准。但是，对纳粹科学持积极批判态度的那些人，大多数是科学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缺乏向纳粹科学挑战的必要学识和资历。美国的许多科学家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对为科学的科学的解释，极而言之，是要求科学家不过问政治。此外，也许还有一个麻烦，最近几十年，德国的〃人种优生论〃在英国和美国的优生学家中还找到了不少同情者。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想要把德国的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从科学中清除干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种做法产生于一种政治道义感。因为纳粹科学显然是纳粹政治思想的不加批判的延伸，所以，根本的问题应该是纳粹国家所确定的科学与政府之间的那种广泛的关系。如果证明了民主的价值要比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价值更能够帮助科学，亦即民主文化要比法西斯文化更能够促进科学的发展，那么，纳粹分子关于〃人种优生论〃和〃德国物理学〃的种种论点便会不攻自破。这种做法要奏效，就必须对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作出较为宽泛的定义。
影响最大的一种从政治道义感出发的观点，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来的。他在1938年和1942年先后发表两篇论述〃科学与民主社会结构〃的文章，论述了一种分为四个部分的〃科学的规范化结构〃。默顿分析说，科学结构的合理性取决于四项内在价值：普适性、知识所有权共有、无偏见和系统的怀疑主义。这其中，尤以普适性与纳粹思想格格不入。按照默顿的定义，普适性要求科学面向一切人，当然包括犹太人，而不应分人种、宗教或者血统。而且，在默顿的论述中，他提出的其他三项价值也全都不利于法西斯主义。他的无偏见要求，在科学与思想意识之间筑起了一堵隔离墙。知识所有权共有，驳斥了国家对科学知识的垄断。系统的怀疑主义，则反对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内部提倡的那种盲从。
默顿的四项价值规范化理论一提出，社会上就产生了一股要求遵守这些价值标准的强大压力。作为默顿理论的成果，大多数科学家在他们的实际活动中都信守了这些价值。这样一来，非科学家也就不难看出科学是一种有着重大内在精神价值的人类活动，而且它的规范化结构是与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绝对不相容的。通过单独把科学的功绩开列出来加以褒扬，这个理论特别强调了科学活动应该在精神上是自主的。默顿在论述科学是一种非常善良公正的活动的同时，也把它说成是不同于其他精神系统的一种精神系统，因为再没有别人的精神系统也同时具有这四种规范化价值。
那么，社会与科学的正常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按照默顿的观点，社会的正确方针应是支持科学家的工作却不干涉他们内部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界自身由于它那独特的规范化结构而具有足够的精神权威，可以管理它自己的事务。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也就是非科学家，全都不具备裁判科学事务的权威，因为他们处在科学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默顿通过论证指出：一个民主社会才会支持科学却不干涉它的工作；一个法西斯国家则必然会利用科学来扩张它的政治思想意识。更进一步，这种观点还认为，任何政府，即使是民主政府，企图让科学家对科学之外的价值承担说明的责任，那都是非民主的行为。
当然，我并没有把这种理论连同它的优缺点全都只归功于罗伯特·默顿一人的意思，那种理论绝不会像智慧女神雅典娜那样突然一下就带着智慧从主神宙斯的额头跳了出来。德国法西斯主义刚一冒头，在警觉的左翼人士中早就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不过，默顿用文字把那种情感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得比别人更加透彻。他的精神自主理论，自那以后，便成为关于科学的社会学主流理论。有一个例子是后来出版的一本书《科学家的社会角色》（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在该书中对科学在欧洲文明的兴起进行了历史的对比分析。本戴维认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有两个必要条件：社会相信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从而承认科学家在其中扮演的是一种合法的角色；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是非集中的，从而保证科学家拥有他或她所需要的全部学术自由。以此为根据，本戴维对最大限度提高科学家声望却不怎么要求他们直接解释自己工作意义的做法，备加称颂，而对反对这样做的人，则尽情嘲弄。他的著作是对默顿论点的详细扩充，其中也包括了非科学家只需要尊重科学，而不必理解它的那种观点。体现了这种自主理论而影响力还要大得多的因素，是美国战后采取的科学政策。它是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两届总统的科学顾问范纳瓦·布什（VannevarBush）提出的建议而制定的。在1945年的那份题为《科学，无垠的边疆》（Science； the EndlessFrantier）的报告中，布什通过论证建议，联邦政府应当承担起支持科学研究的主要责任。在当时，那个建议意味着要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来扩大政府对科学的支持，而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后来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布什还建议，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科学家应当享有最大的自由。就像是对默顿的响应，布什写道：科学在一条广泛的战线上取得进步，有赖于自由行动的精英们的自由活动，他们需要钻研自己所选定的课题，靠他们的好奇心去探索未知的事物………对公立和私立的院校、大学以及研究所中基础研究的支持，必须把制定工作方针，确定人员以及决定研究的方法和范围那样一些内部事务留给那些机构自己去处理。这一点极其重要。
同政府的其他决策比较起来，布什提出的计划是没有先例的，计划中根本不提接受款项的人应当向纳税人和选民作出说明的义务。杜鲁门总统曾经有过担心：一个自主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人民的控制，这显然是缺乏对民主程序的信任〃。尽管如此，布什建议的方案还是被采纳了，而且在那以后的约40年间，它一直是美国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所坚持的一贯作风。在曼哈顿计划中，这种自主模式已经成形；在1946年的原子能法案中，它备受珍视；在所谓〃行政契约〃（administrative contract）的安排中，它更是加以制度化了。基础科学在那时备受优待，享有最大的自由和灵活性，排除了来自无事找事的官僚、政治争斗以及其他外来的一切干扰。当时美国政府的科学政策真是与罗伯特·默顿的理论丝丝入扣。科学精神自主权的逊位
这种精神自主模型无法克服一个很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即一个民主社会有可能也像对待其他问题那样同等地对待一个科学问题：要求它服从一个民主决策的程序。就一个科学问题进行普遍投票，按照这种自主模型，那是非常荒谬的。两位历史学家乔治·丹尼尔斯（George Daniels）和内森·伦哥尔德（Nathan Reingold）曾经提醒过人们，这种自主模型从长期来看是不现实的，很可能会导致麻烦。丹尼尔斯指出，那是〃对规则的非民主例外〃。他认为，只要科学通过政府依靠来自民众的财政支持，那么，〃它就必须寻找出一些与周围的社会保持接触的手段〃。伦哥尔德则警告说：〃希望和以为可以不受到历史兴衰的影响， 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不管欢迎不欢迎，一个民主社会有时总会对某些科学问题主动产生兴趣，哪怕后果是一团糟。
丹尼尔斯和伦哥尔德的预言不幸言中，就在不久以前得到了应验。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参议员威廉·普洛克斯默尔（William Proxmire）提出的所谓〃金羊毛奖〃（Golden Fleece Award）〃Fleece〃一词原意为〃羊毛〃，亦转意为〃诈骗〃，此处用其双关含义。此〃奖项〃的用意，请看紧接的下文。译者注，一直是国会中批评政府资助科学研究通常采用的一种手法。普洛克斯默尔的做法，是挑选出某一个在小范围内颇得到重视的科学资助项目，然后设法证明它其实是夸夸其谈，或者不过是对明白无误的现象进行的无谓调查，以此来讥讽该项科学资助。这种做法，其实是常识哲学的赤裸裸的表白：如果非科学家不赏识那项研究，那么，那项研究就肯定没有价值，由此可见，有关的科学家必定在欺骗纳税人。 不过，今天回想起来，普洛克斯默尔的批评还要算是温和的，因为他只说了某位科学家的研究是愚蠢的，还没有说他是在犯罪，而且，他也只是抓出个别资助项目把它们曝光，倒没有笼统说整个科学都是一团糟。
可是，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有众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比普洛克斯默尔更加吹毛求疵，开始对科学家和研究部门进行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调查，国会对科学的精神自主权的那点尊重，便荡然无存。例如有一场被闹得沸沸扬扬的以特勒扎·依马尼西卡里（Tereza ImanishiKari）和戴维·鲍迪莫尔（David Baltimore）为一方，而以马哥特·奥吐尔（Margot O'Toole）为另一方的官司，起初不过是对于一项研究引入外来基因对抗体有何影响的实验的数据在解释上双方发生了分歧，那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可是，在丁格尔发起的调查的鼓动下，那场争执一再升级，最后竟导致一起对依马尼西卡里和鲍迪莫尔二人的大肆宣扬的指控，称他们犯下了严重的对公众欺诈罪。在那场冲突结束以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鲍迪莫尔曾公开受到彻底的羞辱。在国家卫生研究所调查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怀疑他并未发现艾滋病病毒的事件中，同样也有理由相信，调查人员受到了来自丁格尔及其手下人的压力。他们就像在鲍迪莫尔案件中一样，对付起盖洛来特别地苛刻严厉。当丁格尔怀疑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所长伯纳迪思·希利（Bernadine Healy）在阻碍对盖洛的调查时，他竟然算起无关的旧帐来，指责希利在以前的一项调查中也曾处理不当。不仅如此，丁格尔对斯坦福大学管理费用支出的调查，还是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决定辞去该校校长职务的主要原因。此事引起一片惊慌，许多学校害怕出现管理费丑闻，突然间都决定重新核算它们的间接成本。公正地说，丁格尔并非单独与科学家过不去。他对银行管理人员和保险业，对有线电视公司，对五角大楼的采购人员，全都不留情面。尽管如此，对于科学的精神信誉来说，这后果也是太可怕了。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科学家被当众羞辱，被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