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白话版小说-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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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又变换频繁的外交方针难以取舍的情况下，一成不变的军事战略就成了他的不二选择。吕蒙的战略虽然违反了他前任鲁肃的外交方针，但却继承了前辈们的军事意图，这是能得到孙权首肯的内因。
从外部环境看，东吴向外进攻的路线无非是两条，西面的荆州和东面的淮南。孙刘联盟后，既然无法对荆州动手孙权就自然地采取了以下的军事部署：自己亲率主力攻打东边的淮南，并一直以周瑜鲁肃吕蒙等最得力的大将坐镇西面的荆州。然而，出乎孙权的意料，曹魏在淮南合肥一带的防线一直坚固，逍遥津上张辽的“放肆”更是彻底打断了孙权的“胡思乱想”。东线攻打北魏无望的情况下，只有回到老路上来瞄准荆楚。因此，偷袭关羽夺取荆州这一战对东吴的得失可以分析，但究其动机，绝非一时之头脑发热见利忘义。
从表面上看，北方的曹操在付出了于禁几万人马后一无所获，反而让东吴的孙权坐收渔利轻易将江陵夺取，无奈地吞下了一杯苦酒。然而，这杯酒的后劲十足，越品越甘美。首先，襄樊硝烟散尽不久后就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完全补偿了曹操的损失：第二年的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七月，孟达因与刘封不和而叛蜀投魏，徐晃夏侯尚等人出兵击败刘封，上庸等地再次回到曹魏的手里。其次，最重要的是曹操终于做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事情：拆散孙刘联盟，并直接导致双方火并一场。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刘备“蜀主窥吴向三峡”，一年后便兵败“崩年亦在永安宫”。战术上蜀魏是鹬蚌东吴是渔翁，战略上则是弱小的吴蜀自充鹬蚌，两边都元气大伤时才回头是岸。然而，晚了，从此苦海无边，双方谁也再不能从曹魏这个本来就强壮的渔翁手里沾到任何便宜。下一次三国大的领土得失，就是邓艾钟会羊祜杜预了。写到这里，不由得回想起十九年前的一位天才军师的预言是多么准确：“六国萤萤，为赢弱姬！”注1 这并非危言耸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二战时中国被压缩在西南一隅时，不得不依赖通向印度缅甸的公路取得外援。然而，代价惊人：每向中国运送一吨物资，路上要消耗掉18吨！铁路出现前陆地运输成本之高昂，出乎大家的意料。
注2三国志周瑜传：“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戚操，北方可图也。” 鲁肃传：“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甘宁传：“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兒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於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脩，怠於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22）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正月，关羽授首吕蒙病逝之后一个月，带着一身疲惫返回洛阳的曹操还来不及品味救援襄樊离间孙刘斩杀关羽的胜利，就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去世。虽然名正言顺的三国时代起于他身后的曹丕，但毫无疑问，这位戎马一生的魏武帝才是三国时代的奠基人。鉴于曹操对三国的重要影响，这里对他的生平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论。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早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注1），他的车夫（司机）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狠是太狠了）。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诛杀董伏等人，客观上有避免重蹈覆辙之意，并非单纯的以牙还牙。
曹操虽然大权在握，但一直尊重汉献帝权威，甚至自己的生死也交在献帝手里。曹操晋见献帝，都按照当时三公见皇帝的惯例，左右有虎赉手持利刃相随。建安十九年，曹操诛杀伏完的同一年，献帝曾对曹操说：“您如果认为我值得辅佐就请辅佐，不能的话也随你。”那时献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曹操杀死，曹操听到这样的言语后大吃一惊，汗如雨下（此后曹操真的不敢上朝了）。当然，曹操回去后一句话也可以反过来杀掉献帝，但是献帝没有下令杀曹操，曹操也没有因此对献帝有什么不恭。由此可见，献帝对曹操还是比较信任的，至少认为 1，他，或者说这个天下还需要曹操；2 曹操不会加害他。不明白为什么类似的话，刘备对诸葛说出来，就是赤胆忠心，而献帝对曹操说出来，就是欺君罔上。曹操说过的“设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观地说，应该称曹操是东汉王朝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他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过了最后的岁月并顺利地继承了其“遗产”。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个人认为，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的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社会主义？），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温相又打算如何应对？嘻嘻）。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注2）。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呜呼，我为公瑾一大哭！）。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合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宰相刘罗锅中旧官服一集的创意，是否来源于此？）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