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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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里，就牵涉到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央视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最近两年一直在变化，今年他们添加了“责任”一项。坚持什么样的标准，是各家媒体的自由，然而，评选绝非嘉奖，道德不应该成为笼统的标准，影响力才是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毕竟，年度人物的评选和“杰出青年”的评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年度人物”也不应该只是道德楷模。
来年，或者来年的来年，我期待着看到道德并不高尚但影响力巨大的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期待着媒体在报道当选年度人物的小人物时，不再一个劲地从他或她的身上发现道德的力量，期待着某个媒体在申述一个小人物当选理由时说：选择他，不代表我们赞赏他。
第三部分 新闻：从云端飞往民间 黄万里悲剧的宪政缺陷
当“搞”这个字眼大行其道的时候，“扒粪运动”正在中国闪烁出点点滴滴的燎原星火。“阴谋”、“黑洞”——中国媒体对商业领域内有影响的公司和公众人物的质疑和曝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猛烈。
“扒粪运动”始于1902年前后的美国。愤怒于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堕落，一批由记者和作家组成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扒粪者”的角色，英文叫Muchrakers，直译过来就是“黑幕揭发者”。他们利用传媒，无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卖淫。美国总统罗斯福怒斥“黑幕揭发者”，就像17世纪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手拿粪扒目不转睛，专注于*堕落卑劣丑陋的人和事，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随着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不断推进，“扒粪者”一词很快成了高贵的尊称，一枚光荣的勋章，为扒粪者欣然接受。
我不厌其烦地介绍扒粪，是想说，“扒粪者”和“扒粪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贬义词。尽管对扒粪的态度全球各有不同，但我认为，扒粪有理。如果没有书报检查制度，我们相信“盛世坏消息”是永远不会错的。董桥说，今日的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我不否认这位香港第一才子的说法，但我坚信记者的历史使命不是史官，媒体不应该负责记录完整的历史，它的使命，犹如一个“小心社会撞上冰山的瞭望者”，在于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一双警惕的眼睛。
我赞同扒粪，但我还是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扒粪”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的很多媒体并没有遵循扒粪者推动社会进步的宗旨，而滑向距离社会公器越来越远的轨道，即便那些秉承公共利益的宗旨在“做正确的事”的媒体，在方法论上也没有做到“正确地做事”。
或许公众最不能容忍的，是基于商业目的而扒粪。曾经，我们对官方主流媒体中的少数记者“黑吃黑”，深恶痛绝。而今，我们发现一些以市场化媒体自居的传媒，也开始奉行“绿林好汉”的逻辑。据信，不久前的一家媒体，在质疑一位富豪的时候，曾数次将写好的稿子，交给被质疑的大亨，希望换取1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我不知道，这样的行径与繁峙矿难中收取金元宝的新华社记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还有一种扒粪是为了争夺眼球。在眼球决定成败的今天，一些媒体试图闯入“禁区”的冲动，异常强烈。能不能在有粪的禁区内打好擦边球，有时候被视作眼球争夺战中的核心竞争力。为了闯入有粪的禁区并全身而退，铤而走险者开始在“政治正确”上下工夫。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报刊如何在类似“仰融事件”的报道中，高举着国家利益的大旗，置法律的精神于不顾，单方面为****仰融献计献策，对这样的扒粪，对这样的扒粪立场，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粪堆上插鲜花”。
我最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扒粪——基于道德判断的揭黑。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它在动机上要纯粹洁净得多。关乎富人的财富来源于“肮脏的原始积累”的判断，成了他们扒粪的源动力。发现疑点而后调查之，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天然属性，然而，我们切不可将疑点当作事实，用道德上的怀疑取代必要的调查采访。我们要采访当事人，而不仅仅是接近消息来源的“知情人”，我们要核实传闻，而不是捕捉传闻作为拉长文章的“料”。虽然连官方的司法机构也未必有能力将涉及权力和市场的大人物调查清楚，但要求媒体调查清楚之后再揭黑，并非苛求。
据说，今天很多媒体对揭黑的兴趣，来源于《财经》的经验。一般的说法是，《财经》因为“银广厦陷阱”等揭黑文章，同时赢得了“两个效益”。闻此说，我想到了“银广厦陷阱”那则报道中的一纸证明，一张由天津海关出具的证明，那薄薄的一页纸，是调查的力量，是证据的力量。那些准备大搞特搞的媒体，在大扒特扒之前需要想一想，我们能准备那样的证明吗？
套用法学上的一个说法，除了实体正义，我们还需要程序正义。在扒粪的时候，我们同样崇尚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我们不是为了扒粪而扒粪，作为媒体，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其他什么目的出发。我们需要对市场和权力保持永远的警惕，但我们不可以怀疑一切，更不可以在莫须有的情形下，捕风捉影，任意进行舆论鞭挞。毕竟，扒粪不是泼粪，泛道德角度上的理直气壮的原罪式质问，并不能替代基于事实的采访调查。
第三部分 新闻：从云端飞往民间 “零距离”：让新闻回归民间
近几年，“宪政”成了诸多媒体最为喜欢的一个“新词”。留意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民间舆论自况的报章，大多使用了这个100年前受中国报刊宠爱的“旧词”。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欣慰于这个体现媒体宪政自觉的好现象。如果没有“黄万里反思”现象的出现，我的这份良好的感觉，还会延续下去。
关注报纸读书版的人们，可能早就注意到，*山西省委党校赵诚先生的传记作品《长河孤旅——黄万里传》，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了罕见的波澜，也受到知识分子气质浓郁的媒体的追捧。实事求是地说，就文本价值而言，这本传记并没有多少让人惊讶的突破。身处媒体圈中，我晓得媒体的兴趣，不在于黄作为黄炎培二公子的出身，也不在于他是拿过美国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教授，给人震动的是他敢说真话的勇气，卓尔不群的独立精神。黄是位3年前谢世的先人。喜新厌旧的媒体热炒一位故人，委实因为这位故人的故事，还延续在今天的现实中。
2003年，渭河流域发生5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50年一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无论是陕西省，还是中国水利部，均有官员指称渭河水灾祸起三门峡水库。惨痛的灾祸让人想起当年的黄万里。据赵诚的传记，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黄一个人孤独地反对三门峡建坝，并因此步入坎坷。
我以为，媒体对黄万里的青睐，和最近两年来中国的水灾，以及大坝“跃进运动”息息相关。反思渭河水灾的报道尚未结束，年初香港《明报》爆料说，引起邻国不安、招来内地学术环保界非议的云南“怒江13级水坝工程”，被国务院总理*喝停。正是一个个关于建大坝的公开新闻和坊间传闻，加剧了民间立场的媒体怀念黄万里的心情。善于“叶落知秋”的媒体，借此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立场。
本来，媒体的努力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媒体对黄万里悲剧的反思，过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远离公共事务决策机制这个更为紧要的话题。两个多月过去了，媒体上以书评方式反复出现的反思主题就是黄万里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三门峡水患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机制，媒体一味地激辩士大夫精神，未免舍本逐末。
个人以为，我们对黄万里的反思应当着眼于科学*的决策机制，这是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内容。过去，我们的大坝工程看上去是科学家决策，实际上却成了政治家决策。遥想当年，毛泽东时代的三门峡水库之所以能够快速立项并上马，委实离不开“圣人出，黄河清”的封建思维。最近5年来，不少人在讴歌三峡工程的时候，依旧不约而同地从孙中山的理想和毛泽东的诗歌中，寻找“立论依据”。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东西。试想，为什么黄万里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反对派？为什么黄万里总是不停歇地给政要们“上书”？一个公民社会，是不需要“上书”这样的封建社会的行为方式的。
很遗憾，媒体的反思大多与公民社会、代议制无关。说得偏激一些，大家在反思中不停赞叹的士大夫精神，恰恰是我们不提倡的。数千年来，“文死谏，武死战”一直是有道义的臣子们信奉的为官准则。冒昧地说一句，我们对“死谏”这样的士大夫的精神的赞颂，潜意识中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臣民思维在作祟。
人在利害面前，多是趋利避害的。当年，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佛思案件一怒而著《我控诉》时，不同样是“千人诺诺，一士谔谔”吗？人性向来如此，高尚者只是少数，卑劣者也是少数，惟有内心存留正义但选择沉默者是大多数。左拉的愤怒最终在个案上赢得了胜利，不是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相对于今天固然落后但彼时却最为先进的宪政体制。
媒体想拿黄万里说事儿，不能一味地申述士大夫精神，嘲弄曲意承上者塑造的昆德拉式的“玩笑”。重要的是，要认清黄万里人生悲剧的宪政缺陷，恢复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尊严。
第三部分 新闻：从云端飞往民间 中国可能的变化（1）
我们认为，让电视新闻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回归民间，让电视媒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是“零距离”的一个重要贡献。毋庸讳言，就中国传媒生态的整体性而言，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大众传媒在新闻制作这个层面，依旧没有实现大众传播的美好期待。虽然在精英阶层具有影响力的传媒和节目正在快速成长，但它不可能摆脱在小众范围内传播的窘境。“零距离”持续攀升的惊人的收视率，在一个纸媒体当道的城市，为大众传媒的大众性画了一个无限接近的“圆”。他们在实践中开始的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技术创新，使“大众传媒是大众的传媒”成为可能。他们邀百名摄影师千名线人加盟节目，不仅从技术上拓展了新闻信息源，还从效果上提高了传媒人期待已久的公众参与度。他们在技术上让60分钟的卫星直播首次在新闻节目中成为“常态”，让国家大事和百姓遭际，以更为快捷的速度、更为新鲜的质地抵达普通民众，从而满足了大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真相的欲望，极大地实现了大众吁求已久的知情权。
我们认为，“零距离”以平视的目光，将媒介的底层关怀真正送给了底层民众。他们以民生电视新闻模式，张扬了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制作的是民生新闻。大量报道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是“零距离”最显著的标志。我们发现，官方活动和会议新闻经常被压缩在屏幕下方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出现。在一个以周为周期的随机抽取的时段内，170条新闻中，负面和批评新闻多达93条。他们像市民的孩子一样，进入了市民生活。他们在两年的坚持中，道尽了那个城市的底层愿望和困厄。他们对百姓投诉的诚实态度，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底层生活原生态。
我认为，“零距离”同时实现了传者和受众的政治关怀，并成为民众和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润滑剂。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除了南京，还有哪个城市的人们在晚上7点这个黄金时段，将眼球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这样的时政社会节目中，转移到当地的新闻节目上，从而使得强势话语权在握的中央电视台感到危机。我们今天还难以完全洞悉“零距离”的出现对公共服务媒体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他们的意义非凡。没有哪家公共电视台会怠慢时政新闻，也极少有哪个能走出“规则决定命运”的峡谷。我们发现，当大多数传媒机构在非批评即表扬的二元困境中嗟叹时，“零距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寻求到舆论监督和政治昌明并行不悖的出口，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半*化的桥梁，进而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长江大桥的收费站该不该拆？”“南京地铁列车应该是什么颜色？地铁票价多少才算合理？”“零距离”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他们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赋予全体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