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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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国际流通货币体制据说是为了避免重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通货的混乱而建立的。实际上是美国战后世界通货政策的产物。第二次大战后，美国的确成了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经济大国，无疑现在也是如此。然而世界的通货既然为主要通货美元所支撑，处于美元的巨大影响之下，美元的疲软当然要引起世界通货体制本身的混乱。一个国家的经济动向这样左右世界经济全局，这种状态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作为经济价值基准的通货量本身发生波动，就绝不能指望有稳定的经济活动。这一问题绝不是暂时的，而是现行国际通货体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暂时似乎解决而今后还要不断发生的
问题。因此为了真正克服通货危机，我认为必须对国际通货本身加以根本改革，您看是否如此？
汤因比今天世界各国国民在经济上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因此各国没有世界规模的积极而大量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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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的。有些国家如日本、英国、西德等，人们就是靠国际贸易生活的。然而如果没有世界共通的价值标准，也就不可能有这些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各国国民也是根据它来相互缔结通商合同的。有了这一共通基准，才能履行合同的收支结算。
这个世界共通的价值基准，始终要求有稳定的购买力。对从事贸易的人来说，如果看不到稳定的前最，是没办法工作的。他们根据现行的共同价值基准进行计算，必须保证签订的合同在规定
的贸易结束以前，不能因意外的价值变动而成为废纸。
迄今还没有所谓“世界通货”。世界在政治上仍为许多个别的地方主权国家所分割。这些地方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通货，这已成为它们的一种特权。这种通货可以根据各个国家政府和国民所
采取的措施，自由上下浮动其价值。
但是如果通商贸易手段只有各个国家的通货，国际贸易大概也就不可能成立。为了国际通商，一些相当于“世界通货”的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历来充当各国间通货价值媒介的传统的共同基准
是黄金。然而为此目的而利用黄金，至少有两大缺点。首先，从经济上的本质价值来说，作为技术上使用的黄金，其价值太小了。黄金之所以视为珍贵物，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稀有。高度评价黄金始终不过是一种迷信，是不合理的。其次，由于黄金是稀有的，所以在发挥其国际通货的作用上，也是供不应求的。偶然在十九世纪，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新金矿，黄金供应有些增加，才跟当时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数量的增大，步词趋向一致，但这不过是偶然的幸运而已。
因此产业革命以后，在国际贸易上，要使用某一特定国的通货（这种通货以黄金为本位，其价值是真正稳定的，不仅如此，还要使人们相信它是真正稳定的），并且用这种通货来作为黄金的补充。
如果不这样作——事实上不大量代替黄金的话——只用黄金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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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手段，已经是十分不够了。十九世纪英镑起过这种作用。今天美元几乎全部取而代之了。但是现在美元也和英镑一样，要以全世界为对手发挥这一作用，已经暴露出它是无能为力的。总之，今天还没有世界共同的价值基准。现在世界上主要的通货以美元为轴心在变动着。由于没有共同价值基准，今天的国际贸易已陷于麻痹状态。
因此在制定新的“世界通货”时，要与黄金不同，应以具有稳定的高度本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一些东西作基准。否则无论如何是不会有稳定性的。对这种稳定性的信任，是任何通货缔结通商合同的必要条件，可是这种信用也还是产生不出来。
比黄金具有高度实用价值的物资有很多。但是不管什么物资，只要不被人们的活动所利用，就不会产生任何价值。例如石油在人类发现采掘法、精炼法和作出使用石油的发动机之前，是没有
任何价值的。总之，直接创造价值的还是社会生产效率。这里有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这就是“技术”、“劳动”与“合作”，这里最重要的是“合作”。因为任何重要的经济计划，都必须是有一定数量的人参加的共同事业。如果需要参加的人之间闹不团结——例如围绕共同生产的收益分配问题发生争吵——恐怕生产劳动就要停滞，技术也要失去用武之地。最好的实例就是所谓发达各国最近经常发生的，由于劳资纠纷而产生的生产怠工。
说到底，是否人的经济生产效率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的源泉呢？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这是对的话，作为世界共同的经济交流手段，应该把人类的生产效率作为基准。但是二者怎样结合起
来呢——。世界共同贸易手段不可缺少的条件，如刚才所说，是价值稳定和对这一稳定性的信任。虽说生产效率是真正的价值源泉，但也不能否认它也有和黄金、美元、英镑同样的弱点。因为生产效率本身和历来共同价值基准一样，也是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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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因国家、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像人的情绪一样变化无常。今天应用于工艺和商业管理方面的“技术”，明天如果世界上的“少数技术专家”一旦对经济失去关心，而把注意力转到哲学和艺术方面去的话，立刻就会感到“技术”不足。如果工人不重视最大限度地获敢工资，而希望最好是少做工作，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业余时间，这样也会感到“劳动”不足。如果进而参加生产的人，不是相互协作，而是相互斗争，生产效率本身将遭到破坏。
由于这些理由或其中部分理由而使人类生产降低的话，以此为基准的“世界通货”数量也不能不按比例减少下来。这样，我虽然相信人类的生产效率是唯一的真实的价值源泉！但它很明显又
极不稳定。如果把这种生产效率作为“世界通货”的基准，并同时使这个世界经济交流手段具备“稳定性”这一必要条件，这究竟是否可能呢？我想这应该交给世界金融专家去解决。对这个问题，我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但不能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因为我在这方面连最起码的专门知识都没有。
池田这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假如规定世界共通的通货制度，只把通货单一化，而没有单一的世界经济体制，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理想的办法是，把经济体制从现在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单位转化为复合国家的单位。除此以外，就不会冉有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又使通货稳定的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趋势是理想的。
我想扩大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欧洲的统一，而作为最终目标的政治统一的前提，首先希望经济实现统一。如果能实现这一步，不久就可能建立经济共同体的通货体制和经济共同体的中央银行。这样，至少在西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对现行主要国际通货美元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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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其他经济地区也能实现像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作法，但这是极其困难的。拿亚洲，尤其是远东地区来说，第一是各国的经济体制各式各样，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第二是
各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相差极大，生活水平也相差很远。因此，就现状来说，在这一地区几乎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极据上述情况，当前世界经济还是不得不依靠以美元为中心的通货体制。即或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欲望人人都是共同的。今后必须继续不断努力实现经济方面的地区统一，进而
实现世界统一。
2．东亚的任务
池田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美国和中国的对立就成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民众的最大威胁。朝鲜战争也好，印支战乱也好，虽然一般都是以民族解放战争的名义发生的，但这些战争
都迅速升级，发展成为美中对抗或者对抗的边缘，这是众所周知的。
一九七二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以此为转机，美中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没有因此完全和解，达到友好关系。而只是以前没有公开正式对话的两个国家，开始有了公开正式接触的场
所和途径。
就是说，朝鲜战争也好，印支战争也好，中国一直居于背后，始终支援北方势力，从不公开露面，很少出席国际会议，也可以说是没有能够出面的场所。
美中和解的直接动机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已经发展到连美国也不敢忽视的程度。在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力量的背后，当然越南战争的失败也有很大影响。美国从亚洲撤走陆军，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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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和中国直接交涉。今后美国为了维持亚洲地区的稳定，也需要和中国不断地对话。
所以，虽说是美中和解，但似乎和现在的美苏关系有些类似。
我想倒可以说，美中和解并没有越出在拥有宠大核武器的前提下，建立在力量均衡基础上的“和平”领域，处在美中峡谷中间的亚洲各国基本上还没有消除不安。
汤因比美苏问紧张局势的缓和迄今不过是表面现象。美中间的缓和比较起来有些实质性的东西。但走向和平的前景还不确实。然而，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从两极体制变为多极体制，超级
大国会不得不以空前积极的态度去确立友好的建设性关系。因为今后每个超级大国各自都必须努力避免同别的超级大国结成的同盟相对抗。
池田诚然如此。从全世界看，这种推测是站得住脚的。
仅就夹在美中或美苏之间的亚洲各国来说，我想亚洲各国大概有必要自主地采取中立主义立场，形成一个缓冲地带。要这样做，不管怎样日本拥有为政治自立所不可缺少的经济力量，它应当带头。
日本还有责任协助亚洲其他国家各自去确立自己国家的自主性。
就日中关系来说，两国有着一千余年长期的文化和社会的交流。中间陷于敌对关系，仅仅是从日中（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从历史上看，像日本那样作为独立国和中国深入交流的
国家是没有的。日本怎么看中国，这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有相当的影响。亚洲就不必待言了，为了世界各国和中国协调下去，日本这样，如果实现以日中为中心的亚洲团结，当然会对世界政治有很大影响。关于中苏关系，现在还看不到好转的征兆。为了牵制日中之间的接近，苏联将要谋求与日本接近，是可以充分预料的。不管怎样，以日中为中心的亚洲团结，一定会对世界和平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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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贡献。这是日本的一般看法。
汤因比因为今天日本的确是世界经济大国之一，所以在外交上谋求和核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也是负有重要任务的。
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
因此对日本来说，更是好消息。但是这么一来，美国却使日本处于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时的。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强迫日本支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国愤怒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一次美国却突然把日本抛在后边，自己抢先耸人听闻地表示出对中国和解，而让日本继续背着反对中国的臭名。
虽然这么说，日本追随转变方向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并没有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严重障碍。因为中国方面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国也
一定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相信一九四五年战败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的立场上自主地与中国合作，日本才有前途。
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我也确信，日本和中国历史性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最重要的。日本通过引入“中国版”的佛教，日本民族开始自发的“中国化”运动，是公元六世纪，比英国国民引入“罗马版”的基督教，谋求自主的文化建设，大体早一个世纪。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
日本民族的确成功地把中国文明改变成自己独特的东西了。即或如此，一点也不能降低中国文明在这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访问奈良和京都的西方人，对中国和日本过去十四个世纪中在文化上的相互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赖肖尔译成英语的九世纪日本僧侣圆仁写的日记体中国巡札，西方人看了对此也有强烈的感觉。
日本和美苏已经有良好关系。同时消除了以前阻碍日中友好关系的来自美国的障碍，同中国建立了和解。并且由于长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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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可以设想日中关系今后要比美中关系、中苏关系，都要更加密切。从这些事实来看，日本今后在外交方面，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