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犹太"生财之道:可怕的温州人-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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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如果有1000个这样的老太太，温州的经济总量会增加多少呀！温州，就是以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劝谏着它的市委书记。数以万计的家庭工场作坊、10万走南闯北的农民供销员、完全陌生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地下经济机制，让袁芳烈彻底改变了对温州经济的判断。来温州不到一年，他就决定召开温州市专业户、重点户“两户代表大会”。


　　没料到，这个代表大会的请柬发到许多“两户”手中时，竟被视为又是一个“严打”信号，许多接到邀请信的专业户重点户心情悲壮，以为此去就是“鸿门宴”。有人甚至准备好了坐牢的行囊，与妻儿挥泪而别。但是，到了开会的地方一看，傻了！全温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市民拥上街头夹道欢迎来自温州各地的“赚钱英雄”。前来赴会的“两户”们不仅没有被抓进监牢，反而戴上大红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两户大会”成了温州民营经济金鸡破晓的第一声长鸣！


　　从此，袁芳烈的屁股和温州人、温州民营经济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同时袁芳烈也在用这种方式表明：“八大王”抓错了。果然，经过公检法三家联合复查，发现“八大王”的经济活动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布“八大王”案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一位温州老人告诉记者，他佩服袁芳烈是因为他犯错误后敢于在任上自纠。平反“八大王”后，温州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20％以上，名震中外的“温州模式”初具雏形。20年后，人们这样评价袁芳烈：温州不会忘记——他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助产士和吹鼓手。


　　“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


　　接替袁芳烈的董朝才临上任，省里领导特别找他谈话。重点交待的是：“你要把温州的国有企业搞活搞好，把温州的做法改变过来！”1985年12月，新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出现在温州的国企、村镇和家庭作坊里。他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没有下车伊始就疾风暴雨式地来个下马威，而是开始深入调研。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一场场热血沸腾的座谈、一个个深刻反思的不眠之夜：“我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可我不能不正视现实，不能不认真考虑：为什么几十年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仅仅几年工夫就让人家民营给超过了？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秘密？”


　　在改变温州和被温州改变的较量中，董朝才不由自主地坐在了温州民营经济一方。难怪当时温州市民戏言，董朝才没把温州拉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反而被温州人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了。半年之后，董朝才发表了他的轰动一时、至今仍能算是经典文献的“温州考察报告”。他说，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


　　除了思想解放，董朝才的众多决策也非常超前。


　　1985年柳市发生一起经济案件。名为集体实为合伙的“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两个合伙人分了8万多元利润，第二年6月，二人被刑拘后以贪污罪判刑。此案在温州多达10万户“红帽子企业”中引发地震：“红帽子企业”利润到底该怎么算？当时滞后的法律条款留给人们的又是一个尴尬的空白。






　　难题摆到董朝才面前，他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法院立即宣告两个合伙经营者无罪——这一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新兴股份合作经济的合法地位！


　　董朝才还有一个功劳。1988年9月18日，经过董朝才再三争取，中央批准成立“温州经济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有了这柄“尚方宝剑”，表明温州改革什么都可以“试一试”：效果好就推广，效果不好就规范……换句话说，温州“自费改革”第一次受到了肯定。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被调离他用。虽然有点意外，却也在预料之中。董朝才上任之始就说过，为了真正为温州办一些实事，他随时准备豁出去。他说：“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是的，一个真正的改革家是绝不会被任何形式的利诱和威胁的“帽子”压倒的。


　　离开温州的头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董朝才和原温州服装商会会长刘松福撑着一把破伞来到鞋革小商品市场。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市场依然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董朝才动情地说：“老百姓兜里的钱多了一点，心里也踏实了。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呀！”


　　两个红头文件顶牛


　　萧规曹随，也需勇气。


　　继董朝才之后，一位面目慈祥的“保姆”不声不响地担负起哺育“温州模式”这个襁褓中婴儿的重任。他就是抗战时英勇牺牲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儿子刘锡荣，地道的温州人。


　　在坚持温州改革方面，刘锡荣不肯张扬，行事低调。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最讲平等性和法治化”在温州越来越明显。既然资本自身具有协调社会经济公平公开公正走向的神秘力量，那么政府就应该顺应这种力量。


　　随后，刘锡荣的一个“被迫之举”开创了中国民航建设的新的一页。刘锡荣在任上建成了中国首家集资机场，同时又“被迫”发明了现在已在全国机场增收的“机场建设费”。


　　地处浙南偏僻一隅、只有“死（水）路一条”的温州要想经济持续腾飞，必须有一座现代化的机场。这早已是温州几届领导班子的共识。但在国家计划内短期并无修建温州机场的方案。刘锡荣决定，除了温州及浙江省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外，机场建设资金缺口采取向民间集资的方式筹款！


　　精明的温州人立刻从中嗅出商机，大量的民间游资很快进入机场建设，而刘锡荣则给政府定下规矩：３年不盖宿舍楼，５年不买小轿车。


　　1990年7月4日，全国第一个以地方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并举行了首航仪式。


　　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但刘锡荣却头痛起来。按国家相关法规政策，机场要交由中国民航总局经营管理，而民航总局是不会用钱来“买”这个主要用民间资本建成的温州机场的。他们只消按政策“收过去”就行了。


　　刘锡荣急了！温州政府和温州民间花了那么多钱建这个机场，还给所有民间投资者作了承诺。可现在怎么就被“无端”地拿走了呢！地方政府又怎么向投资者交代呢？


　　好吧，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理由。刘锡荣被逼上了梁山。他想，人民机场人民建，使用者就应该付钱。否则谁还敢投资来建机场？！于是，市政府下文，“机场建设费”应运而生。


　　温州此举一出，全国各地群起效仿。民航总局却认为“机场建设费”属于乱收费，专门下红头文件予以制止。于是，在温州机场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观：一张盖着国家民航总局大印的红头文件贴在售票窗口旁，内容为《关于禁止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而另一张盖有温州市人民政府大印的红头文件则并排贴在旁边，内容为《关于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


　　两个红头文件顶上了牛。刘锡荣决定北上找民航总局领导谈判。


　　据说，在北京，刘锡荣据理力争，从温州机场增收机场建设费说到亟待改革的中国民航，从中国民航的连年亏损说到民航制约经济发展的利害关系。






　　这次谈判的最后结果是什么，一般人不知道。不过，不到半年，民航总局很快重新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宣布正式在全国各机场收取“机场建设费”，用于新机场的滚动开发建设。


　　温州人的“金钱杠杆平衡市场”理论再次获胜。


　　慧眼识“路”


　　温州的官方比大陆其他城市的官方，显得有点“异端”；到了温州的民间，那“异端”就更邪门了！“只要有利益，温州人就会去做。”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叫人目瞪口呆的是，当大家还不能确定哪儿有利益时，温州人的目光早就入地三尺或飘升天上，识破了商机，瞅准了金子所在，然后“衔枚疾行”，悄然而至，一夜之间把一切搞定！


　　当改革开放的钟声刚刚敲响时，不甘寂寞的温州人就从“自古水路一条”的温州跋山涉水来到上海闯滩。以后，山海环抱的温州地区便久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海是个广阔的天地，温州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温州每一个乡镇几乎都辟出了“直达上海班车”的候车站。104国道上，昼夜奔驰着大车、小车甚至拖拉机，一群群一批批温州人奔向上海。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正在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


　　在比田间机耕路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个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探队员一样正在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张望画画写写，用了整整５天。


　　随后，他们悄悄回到温州。


　　紧接着，一次大规模的集资行为在温州龙港农民中间开始了——“根据我们在上海浦东得到的信息和现场调查，浦东开发缺少一条贯通南北的干道，杨高路的拓宽改造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将来的杨高路必将繁华无疑，我们要抢在改造前租下一批店面房屋……”说这番话的，就是前往浦东刺探商情的陈氏两兄弟中的老二。在此以前，他曾有过在深圳深南东路抢先一步租下店面发大财的辉煌。


　　第二天一早，陈氏两兄弟提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里面装有65万人民币巨款——匆匆坐上了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当然，他们没忘记在家乡带上一本不知什么名称的集体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因为温州人谁都知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上海，谁都害怕与个体、私营经济打交道。


　　尘土飞扬的杨高路上，提着蛇皮袋的陈氏两兄弟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大门。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在浦东严桥乡陈氏兄弟看中的竟是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


　　自然，有上海人窃笑这两个人不开窍。可是，陈氏兄弟心里清楚得很，你们上海人才不开窍呢！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再看谁笑谁？


　　到1991年11月底，陈氏兄弟的65万元投资全部落实了。尽管他们的上海合作伙伴有村办企业、市属企业、部队大院之分，但是联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


　　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物的发展果然以得了个大头的温州人的意愿为转移：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造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


　　1992年12月7日，杨高路竣工仪式前夜，陈氏两兄弟在他们上海的居所乐呵呵地说：“65万元投资共营造了活动店面109间，现已出租98间。还有11间不是租不出去，而是我们不舍得租，因为行情还在看涨。目前每间租金年均8000元，65万元投资已经收回了。你算算，一共经营5年，我们能赚多少？信息真是金钱啊！”


　　该轮到上海人目瞪口呆了。


　　一个“第一”和一个“比喻”


　　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深具远见卓识，他的一个“第一”和一个“比喻”，在温州人和不少上海人中广为流传。






　　他的那个“第一”，是投资3亿元在浦东创办上海建桥学院。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建的民办大学。他的一个“比喻”，是关于上海人与温州人的比较：温州人的生存能力更强，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都像一棵野草一样，自己会找到阳光和雨露；而上海的环境和条件太好了，上海人更像温室里的花朵，美丽但不够坚强。


　　1999年10月25日由周星增牵头，几位朋友一起，联合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出资兴办上海建桥学院。2000年9月第一批1352名学生入学。在这第一年招生中，建桥学院创造了上海民办高校招生史上的好几个“之最”：报名人数最多；招生人数最多；招生范围最广；收费最高。


　　2001年4月，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