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犹太"生财之道:可怕的温州人-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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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要更加具体形象地认识这些生意经，这本书中的许多故事就是最好的教材。温州之行，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震撼之旅，我们希望对这本书的读者也是如此！






　　第一章　温州制造：挡不住的商业旋风


　　有一个段子在温州非常流行：火星人落到地球上被逮住了。东北人会问他有没有户口；北京人会问他与我们人类有没有血缘关系；上海人会把他用来搞外星人展览，卖门票；广东人会问他身上哪些器官可以吃；海南人会问是男是女，男的就杀掉，女的就做老婆；而温州人则会立即请他吃饭，打听火星上有没有生意可做，请他帮忙介绍。这就是温州人！



　　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也会做生意


　　在温州进行采访，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背着自家作坊生产的小商品，闯进内陆城市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进行“洗楼”式的推销。推销对象听不懂她的方言，她只有用手“说话”。结果每次都有较大收获。成功的秘诀就是她的左右手向推销对象展开的顺序：先展开右手，手心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再展开左手，手心上写着“买我的产品给你20％回扣”。这就是温州人！


　　20年前，一个16岁少年在家乡小镇街头做补鞋匠，20岁时与伙伴用2000元办了一个小作坊，开始加工小电器零件。他就是现年38岁的亿万大亨、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2001年，温州媒体搞过一次“温州人崇拜的20世纪名人”问卷调查，南存辉与鲁迅、雷锋一起当选。在另一个“温州百姓心目中的温州企业家”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题是问温州女性的：“你最想选哪个老板做你的丈夫？”南存辉名列第一。理由是：他气质儒雅，有书卷气。这就是温州人！


　　温州莆田、青田人通过各种渠道一村一村地移民意大利。第一批人出国站稳了脚，又将第二批人带出去，多年以后，他们都到国外去了。出国后不懂外语，困难很多，他们就特别团结。他们有自己定的一些规矩，如有温州人初到，他们就自发凑钱助其发展，等他成功后再还钱；他们互相不杀价，捆绑成团，外面的人“水泼不进”。他们靠假冒伪劣皮货起家，模仿正宗意大利皮货，价格压得很低，很快把意大利市场打垮，当地人十分害怕他们。现在，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他们又开始进军正宗高档的皮货市场，很快又占领了高达30％的市场份额。他们自称是“中国的犹太人”，尽管世界各国对他们进行封锁，但他们仍然无孔不入地挤进去，将自己经济的毛细血管与世界经济的毛细血管相连。今天，在全世界，他们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温州人！


　　“当老板，睡地板。”这不是表扬艰苦奋斗精神，而是老板卖了自己和家人赖以安身的房屋才换来了梦寐以求的厂子，自己才当上了老板。晚上下工后无家可归，当然只有睡地板了。这就是温州人！


　　农民包机；邀请克林顿做广告；发明机场建设费；有偿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是温州人！


　　1998年8月30日凌晨2点，杭州至乌鲁木齐快运专列延伸国际专线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首次有了国际快运铁路专线。这列名为“华东中铁快运X288次”的杭州至乌鲁木齐专列，延伸至俄罗斯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不久，这趟国际快运专列的始发站又由杭州直接延伸至温州。该国际快运专线是由温州至乌鲁木齐专线联合体（温州市东风运输公司、殴海西山托运部、市长运青松第六营业处的托运个体户联合组成）和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华东公司联合开辟，全程长达10000多公里。这条万里通道大大缩短了温州货运路程，促进了温州外贸经济的发展。由运输专业户承包国际快运专列是我国铁路运输营运的最新模式和重大改革。这就是温州人！


　　“走遍天下路，难过温州渡”


　　有这样一个故事。


　　温州四面是水，走出温州只有水路一条。“水路一条”，用温州话说就成了“死路一条”。没有航运，没有直通的陆路交通，东面是海，宽阔的瓯江又横亘于温州与内陆之间。温州人想在瓯江上架一座桥都快想疯了。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浙江省省长到温州考察，车队到达瓯江渡口等待趸船过江时，被堵在了对岸。工作人员电话打到温州市委，要市里赶紧派人去疏通。温州市委书记不紧不慢地说：“等一等。”一个小时后，又有下属来催，书记仍是稳坐不动。又过了一小时，又有人来催，书记还是不动。整整３个小时后，市委书记才亲率一班人马赶往渡口，把堵得心里直冒烟的省长一行接过瓯江。省长见到市委书记后第一句感叹就是：“走遍天下路，难过温州渡。”






　　当然，省上拨出部分资金与地方集资建桥的事也就此“搞定”。温州人如此大胆，上面官员明知就里也难以责难，因为温州人除了大胆，还非常狡黠。


　　包山、包地、包海、包油田、包国际快运……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承包的故事。胆大包天的温州人可以包天包地！


　　“胆大妄为”的集体创改


　　当今中国，有谁不知“包产到户”呢？但是，是谁最早提出和实行这种责任制形式并总结了完整的经验？到了温州，才得知此前安徽凤阳农民的“包产到户”并不是创举。“包产到户倡导者”事实上是李云河、戴洁天等人。是李云河他们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是李云河们使“包产到户”家喻户晓。


　　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农村集体化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有200多个公社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如此“胆大妄为”的集体行为，带头实施者竟是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等人。


　　不仅这样干，李云河等人还写了5000余字的专题报告，历数集体制公有化的种种缺陷，理直气壮地宣扬“包产到户”的好处。结果，这些冒险家随后纷纷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但是，温州民本经济的实践并没有因此中断，它们像地火蔓延，星星点点绵延不绝。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一文，使当时担任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眼前顿时一亮，早就盘旋于脑中的“按劳分粮”、“包产到户”想法再一次鲜明地跳了出来。


　　1956年5月，经上级批准，李云河、戴洁天、李桂茂在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包产到户”。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户经验总结》小册子面世。


　　但是，在农民喜庆声中迎来的1958年2月14日的永嘉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李云河的“多劳多得”、“包产到户”却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李云河、戴洁天等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


　　有一张大字报对李云河作了精辟概括：“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李云河成了“目无组织”的“堕落”共产党员。


　　安徽凤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国家承认后，李云河激动不已。1981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一则《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简报，终于唤来了李云河放开手脚的一天。


　　“包产到户”发展了经济改革方兴未艾的农村形势，推动了正在起步的城市经济改革。作为“包产到户”的倡导者李云河、戴洁天等，为中国农村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也为温州农村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八个人造城记


　　其实，任何奇迹的发生，首先源于冒险、智慧和勇气。温州奇迹，也是如此。“违法”建成中国第一农民城应是“包产到户”冒险失败27年之后温州人的再一次集体冒险。


　　温州苍南县的小渔村龙港靠海，可建设优良的港区。1983年为了促进港区发展，县里报浙江省批准设立龙港镇。但是省里县里都没有钱，龙港镇新城只存在于一位乡村画家画的水彩规划图里。不久，一个名字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这就是后来的农民城“城主”陈定模。


　　在温州，陈定模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这位不入品的芝麻绿豆官以他的智慧和坚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历史，而他的沉浮又生动地描绘出温州基层官员在某一时期的共同命运轨迹。


　　现在，陈定模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1984年夏天的情景。那是在6月，毛遂自荐的他带着7个干部和3000元办公经费到任时，眼前的龙港是一片野鸭乱飞衰草连天的蛮荒滩涂。当时，他四十出头，卷着一高一低的两只裤腿，站在一块沼泽地面前。目光所及，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两旁有数十间泥坯农舍，歪斜不齐，了无生机；再往前看，便是一大片滩涂。3天前，陈定模被任命为这个新规划的龙港镇的镇委书记，他身后站着的7位干部都是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






　　在这样的地方，凭着这8个人要造一座农民城，能成吗？十多年后，记者采访陈定模。旧地重游，老陈莞尔一笑，打开抽屉掏出一张图纸，皱巴巴的，有一处还被烟烧了个小洞。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龙港建城规划图》。


　　图是当年老陈亲手绘的，街道、楼房、市场、医院、学校和幼儿园，都已经在纸上各就各位。整个新城呈“井”字形，街巷纵横，一目了然。龙港要建城，仅造路、供水、排污等３项公共设施，就起码要500万元，陈定模全指望这张图纸。


　　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来，旁边就是陈定模绘就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８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


　　陈定模带着7个干部组成7个宣传队，带上两张“皮”（地皮、嘴皮）与一张纸（龙港镇规划设计图），分赴全县12个区镇。大海报、墙报、幻灯、广播喇叭不断搅着偌大的县城；他们搞了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他们在《温州日报》上大登广告……很快，一个“龙港热”形成了。只要交钱，立刻就可以成为城里人。顿时，多少代梦寐以求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如潮水般涌进龙港。到1984年8月底，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就达2000余户，一包包的钞票、一捆捆的希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推到了陈定模的面前。收盘一看，共1。2亿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梦幻般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紧接着，陈定模等人率先在全国突破土地制度限制，把土地使用权当作商品来经营，按照不同地段分为不同等级，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进行土地有偿出让。这位闯将似的汉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旧感慨万千：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像门诊医生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满怀疑窦又充满好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提问“进城后户口问题怎么解决”……最壮观的情景出现在交纳地价款时，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空城计”今天听来无疑是令人愉悦和赞叹的，而在当时当地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陈定模卖土地集资造城算不算是犯了天条？就在龙港对外开放后的第三个月，调查工作组就悄然而入，把猪皮的公文包胀鼓鼓地塞满材料后，又悄然而去。各种足以证明“毁田建房”的“证据”上报到市人大，某领导大笔一挥：严肃查处！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该领导与陈定模在某场合见面时，陈定模问及此事，他居然说忘了，想不起来了。


　　后来，陈定模总结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的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脑子”，一旦你迈开了步子，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容易，而意识形态的阻力又超乎你的想象。为了让龙港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只好自己找“尚方宝剑”：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终于，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