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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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从达尔文那里）领会了渐进式累积选择的重要性，在碰到“从统计上讲不可能”一类的争论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经常用来表现这场争论的猴子。为了让怀疑者弄明白，这一模拟实验理解起来最浅显。用一小段BASIC程序就能轻易办到，哈迪逊和我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我们俩做这个实验的时间居然也大致相同，是1984年或者1985年。说到细节，那些讨厌的猴子其实总在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是他的名剧，“To be or not to be”是这出剧里最著名的对白。我自己说不定也会选这句，只是当时我想到，哈姆雷特与波隆尼尔就天空上的云像什么展开的这段对话，用做开场白挺不错——所以我就选了它：“Methinks it is like a weasel。”
从本质上来说，随机的遗传突变以及后代身上父母基因的混合，带来了变异，而遗传变异的选择，则是通过寄主存活实现的，这就是进化背后的推动力。透过这一带有方向性的自我组织选择过程，形成了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说，进化是一种自我组织的突现现象。
我们物质经济的进化，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的，是在无数种产品的无数次转变中产生并选择的。曼哈顿村的几百亿产品，只不过代表着那些适于市场的变异体，所以，制造商在尝试准确预测市场偏好时，已经预先做了一次选择。一旦他们的选择结果进入市场，对最有用、最讨喜产品的累积选择也就开始了——市场消费者会用钱投票，决定哪种产品能存活下去：是以VHS录像带战胜了Betamax，DVD战胜了VHS，CD战胜了唱片，折叠手机战胜了砖头手机，电脑战胜了打字机，谷歌战胜了Altavista，SUV战胜了箱式旅行车，实体书战胜了电子书（暂时还是如此），互联网新闻战胜了电视台新闻（很快）。通过重复使用和再制造，被人购买的产品得以在未来“存活”和“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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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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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进化的施展空间，市场是经济的施展空间。诚如自然会选择最适合在特定环境中生存的变异，人也会选择某一市场中最适于满足自身独特需求和欲望的产品与服务。请注意，不管是进化还是经济，都没有什么自上而下的设计师监管整套系统。在生命领域，没有谁“选择”生物体的存或灭，不管他是怀着动物养殖工作者的慈悲心也好，还是像纳粹医生那样丧尽天良也罢。进化是无意识的，也是不可预知的——它不能提前预测未来生存需要什么样的改变。经济领域倒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的确需要一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规定和法律，建立起能保障自由公平贸易的结构。但对市场施加太多自上而下的干涉，会让贸易变得既不自由也不公正，而且过去的许多此类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市场非常复杂，有着极强的互动性和自我催化能力。1922年，路德维希？冯？密塞斯在《社会主义》（Socialism）一书中，清楚地解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核算”问题特别突出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价格调整频繁，并由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的人自下所决定。而在原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下，价格调整速度慢，由政府法令自上所决定。金钱是交换的手段，价格是人们用来指导选择的信息。密塞斯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依靠资本主义经济来决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做得既麻烦又缺乏效率。归根结底，要想找出买家愿意给多少，卖家愿意收多少，自由市场是唯一途径。
比方说，研究显示，人们在网上寻找抵达目的地最划算的机票时，票价每个小时要调整数千次。航空公司使用复杂的软件程序，根据特定航线的供求关系、当时的空座数以及“动态定价”涉及的其他变量来调整价格。假设有个机票价格委员会每天早晨开会，规定几十家不同的航空公司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飞到堪萨斯州的维契托要花多少钱，它不仅得考虑实时的供求指标、空座数，还要考虑几十万人的当日出港抵港时间、飞机类型、舱位等级、航空燃料成本、常飞乘客已经兑换的里程座位数、折扣，以及许多其他变量。这倒不是完全做不到——计划经济就这么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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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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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假设政府官僚想为每年出版并在多个网站（比如亚马逊、ebay）上出售的170 000多本不同图书找出正确的价格，必须考虑平装本和精装本的价格，大宗购买的批发折扣，再加上保本特价运费，当然还有航空公司如今常用的“差别定价”手法。然后，你再把这个过程如法炮制到数十万不同市场、行业和买卖上……很明显，自上而下的系统无论如何也比不过目前自下而上的复杂适应系统所带来的实时价格敏感度。把这个问题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认识到，试图控制整个经济的想法是何其愚蠢。唯有数百万买家卖家不断进行实时磋商，其他数百万买家卖家才能确定当代经济中数百亿种产品及服务的价格。
跟生物及生态系统一样，表面上看，经济似乎是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推断经济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个自上而下的设计师（政府）。但实际上，生物是依靠自然选择自下而上设计出来的，那么，同样道理，经济也是靠“看不见的手”自下而上设计出来的。
经济并非“唯利是图”
由于在人类历史的头9万年，我们是在几十或几百个人的小群落里以捕猎采集为生，所以，我们进化出来的心理状态，并不总适合推理当今世界的人类行为方式。如今看似不合理的行为，或许在一万年前合情又合理。没有进化的观点，“经济人”的假设就讲不通。以经济利益对心理公平为例。
行为经济学家使用一种叫做“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程序，大致流程如下：假设你有100块钱，要跟游戏伙伴分。不管你提议分多少，只要对方接受，你和他都比之前要富裕些。你会建议怎么分呢？一九开如何？如果你的游戏伙伴是个以金钱为重、关注自我利益的理性人（跟标准经济模型里的“经济人”一样），白赚10块钱，他肯定不会拒绝，对吧？不对，他会拒绝。研究显示，跟三七开相差太远的分配建议一般都会遭到拒绝。
为什么呢？因为不够公平。谁说的？“互惠利他”的道德情感说的。这种源自旧石器时代的情感，要求我们的潜在交易伙伴给予公平。唯有当我知道你会做一些大致相当的事情，“如果你给我抓背，我就帮你抓”才可行。追求公平的道德感根植于我们的大脑，所有的人和灵长类动物都有这种情感。西方国家就此主题做过上千次实验，只要受试者碰到过低的分配提议，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不公平感。此外，我们从非西方文化环境——包括一些迄今仍过着类似旧石器时代生活的原始部落——也收集了大量数据，尽管受试者的反应和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人大相径庭，仍对不公平表现出强烈厌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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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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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化现象，还可见于人类近亲的行为。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灵长类动物学家法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研究黑猩猩和僧帽猴时发现，倘若某只猩猩（或猴子）因为工作获得了爱吃的食物作为奖励，但没跟共同完成这项任务的伙伴分享，那么，它的伙伴将来就会拒绝跟它合作，以表达自己对这种不讲道义行为的不满。这一结果暗示，所有的灵长类动物，尤其是人类，都进化出了一种公平感，一种向当事人表明交易是否公平的道德情感。来自多个领域的大量证据显示，公平逐渐变成一种稳定的策略，用以维持我们祖先小群落里的社交和谐。是以合作得到强化，成为惯例；白占便宜的行为遭到惩罚，变成例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如今明显的非理性经济选择——比如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拒绝白拿10块钱——在过去是合理的。
认为进化完全由“自私基因”推动，生物莫不贪婪、以自我为中心、好竞争，这很荒诞；同样道理，认为经济只受自私意图的推动，人莫不贪婪、以自我为中心、好竞争，也很荒诞。事实上，我们既自私又无私，既合作又竞争，既和平又好战，既忠于社会又反社会。生命与经济中都存在互斗与互助。然而，大体上来看，我们本性里的善多过恶。每一起偶发的暴力行为都能登上晚间新闻，可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有心善行悄然而过。市场是讲道德的，当代经济就建立在我们的善良本性之上。倘若不是这样，市场资本主义早就自我毁灭了。
这并不是对经济盲目乐观的看法，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在自由市场环境下运作的企业必然一以贯之地讲道德。我们需要权力机构的相互制衡，也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因为只有这样，市场才能既自由，又公正。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第51篇里说得对，“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了。”
经济进化中的“善意”与“自私”
为什么有关复杂系统和人类本性的科学预测并证明，慷慨无私的善意萌发于混乱与自私呢？身为社会性灵长物种，进化使得我们在群体内部表现善意，在群体之间表现敌意。于是，对个人收益或家庭团结的自私欲望与我们对群体平等、社会团结共抗外敌的社会欲望之间，形成了一种极端紧张的关系。美德经济学的头一条原则，便是从遗传上反映了这一互利互惠精神：倘若有人给了我们什么，我们便觉得自己应当给予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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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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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群体内部的交流，还是群体之间的交流，我们对他人的感知——尤其是觉得他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带给我们极强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在乎自己的名誉和地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声望值成了信任自我组织的一种突现特征，在互联网上异军突起。eBay上卖家的信誉评价，亚马逊上读者对图书质量的排名评分，还有，MySpace、Facebook和LinkedIn等专门的社交网站把用户链接的数量和质量当成一种声望准绳……这些例子，都反映了人们在交流时对信任的需求。
我们希望被人看做是公平、诚实的交易者。此外，我们还很爱抱圈子，群体认同是我们自我意识的根本。遗憾的是，这种“圈内”、“圈外”的小圈子主义也有副产品——仇外。我们本能地讨厌“外人”，也很擅长根据一些最微不足道的标准把人分成圈内圈外——想想洛杉矶黑人帮派的争斗，或是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的种族纠纷，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纠纷，甚至什叶派教徒与逊尼派教徒之间的宗教矛盾。尽管我们制定法律、接受教育，想把这种古老的部落仪式从我们的文化里清除掉，但它们的心理基石仍然深深地埋藏在我们形成于旧石器时代的大脑里，只要一受刺激，立刻变成行动。有时候，是政治和战争活动的惨烈，把它们撩拨了起来；有时候，是经济和贸易活动的竞争，把它们怂恿了起来。
与此同时，我们从群落、部族、酋邦、国家一步步地进化而来，社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技术，尽力在自由与平等之间维持平衡。起先，我们是要在群落之间实现财富的平等分配；后来，等级财富出现，成为部族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随着群落与部族联合成酋邦与国家，捕猎…采集群体的平等主义原则（至少是这种主张）分崩离析。当财富成为权力的象征，美德的价值开始抗衡以个人收益为基础的竞争价值。
民间科学
1873年，圣公会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外号“谄媚山姆”）与进化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自称“达尔文的斗犬”）就进化论当面辩论的传奇事迹过去13年之后，威尔伯福斯堕马身亡。对于主教大人的这个悲惨下场，赫胥黎向物理学家约翰？丁铎尔（John Tyndall）说了句俏皮话，“就这么一回，现实和他的脑子终于接上了轨，结果很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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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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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地心引力这类基本力量和下坠这类常见现象，我们对自然世界如何运作的直觉——也即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