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可以怨 看钱钟书 -刘扬忠-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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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曾有愁事”。他的朋友另外一个大诗人叫范成大就取笑他，说他“闭门自造愁”，就是本来没有愁，关起门来自己造出愁来写出诗。那么这三个例子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的例子。第四个例子最精彩，但是偏偏是一个不出名的一个诗人的故事。钱先生很渊博了，直到现在我没有查到这个故事的来源。钱先生有很多笔记本，读了书就抄在上边，然后做演讲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就引上去。这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故事，但是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有个诗人叫李廷彦，他因为不出名就非常想出名，就写了一首一百韵的五言长篇的排律，呈送给他的上司请教。他的上司说我这个下属很有才气，一写就是一百韵。一百韵就是两百句，两百句的排律那是很长的，就很认真地读，读到其中的有一联，叫做“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读到这儿上司很感动了，一下站起来，深表同情，哎呀，想不到你的遭遇这么惨，哥哥和弟弟都死了，那赶快去吊丧，我都要去。他吓坏了，他赶快站起来给他的上司打躬作揖，他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是做假的，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我哥哥也还健在，弟弟也没死，我只是贪图对对子对得工整，对得亲切，才这么写的。上司就很失望了，我还以为你写的是真的。那么这个故事就可见有的人，为文造情，就来假的，这个故事传出去以后在当时就成为一个笑柄，有人还续了两句来挖苦这个李廷彦，“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哥哥也死，弟弟也死，两重丧。那么钱钟书引了这个故事以后，大发了一通感慨，具体他怎么发感慨，大家去看《七缀集》里边这篇文章就知道，就是借此来抨击了诗歌创作中的无忧而为忧者之词的现象。所以钱先生他坚持了这么一个原则，提出了这个原则，就是说虽然古今中外的诗歌，是以书写忧愁的感情的作品为最好，为最工。但是我们总不能为了写出好作品来而去假造感情。写真实和虚构和艺术想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写真实就不允许虚构，不允许驰骋诗人想像的翅膀呢？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有很明确的原则，有很通达的看法。记得六十年代的时候呢，我们文学研究所有过这么一件事，就是山西永济县，在黄河边上不远的地方，有个著名的名胜，就是唐朝时候的鹳雀楼，唐朝诗人王之涣，写了一首名篇《登鹳雀楼》，这首诗三岁小孩都能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十个字，关千古登临者之口，以后登鹳雀楼的人写出来的诗没有一个人写得有这么好的。就是这么一首诗，遭到了永济县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质疑，他写信到文学研究所来，问我们文学研究所的唐诗研究专家，我就是鹳雀楼这儿的人。我的学校就在鹳雀楼旁边，但是我对王之涣这首诗我一直读不懂。我怀疑他是在做假，为什么呢？他说从这个鹳雀楼向西边望，西边根本就没有山，东边才有。但是王之涣为什么说“白日依山尽”，“尽”就是太阳从西边落下去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写？结果这个信拿来在我们所里传开了，大家要解释一下好给他回信，结果有人提出这么一个很勉强的解释。他说西边没有东边有，这不是写的日落，是写日出，这就更勉强了。日出怎么“尽”啊，“尽”就是落下去了，连光线都没有了。说不服大家，只好说那只有钱先生能解答这个问题，问他，钱先生一看马上说，哎呀，这好解释呀！钱先生说诗人眼前无山，不等于他心中无山，他可以驰骋想像嘛。就像第二句“黄河入海流”，山西离海那么远，谁看见黄河入海了，但是钱先生说诗人可以想像，黄河就流进我想像中的那个东海了。所以可见，钱先生所谓主张写真实，他是有原则的，他指的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和你内心的感情的那种真实性，而不是排斥艺术想像、艺术虚构。你拿他那个小说《围城》你也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围城》所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些人，但是它本质上是真实的。你读了《围城》以后，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在那些地方生活过的人，在中国那个环境生活过的人，你读了你就知道，确实这就是我们生活环境里边的人。不管方鸿渐也好，唐晓芙也好，就是那个环境当中，可能产生的人，那些事也就是那个环境中应该产生的事。从生活的本质来讲，它是真实的，但是从具体的事件、人物和形象来讲，它又是虚构的，虚构不等于虚假。这个和《诗可以怨》规定的那种不要装假，不要无病呻吟是一致的。所以钱钟书在文学批评的原则上，他是深深地懂得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文学创作的原则的，而且他在他的批评文字里边，一直是坚持这些原则的。　
　　有人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不单单是他一个人提出来，很多钱钟书著作的读者，钱钟书的崇拜者爱好者都有这个印象，就是说他的文章，他的著作由于大量地引用外文，大量地引用古典，所以一般人确实不大看得懂，更谈不上消化和接受他的观点和他的理论。就提出他的这些东西几乎成了象牙之塔里的学问，一般人欣赏不了，怎么能够对当代的文化建设起作用呢？其实这种看法，我认为不一定对，因为它包含着对钱钟书治学风格的误解，其实你真正读懂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作品以后，你会有这个感觉，他并不是故作高深，并没有成心地卖弄学问，卖弄他的渊博。他只是为了说清楚问题而旁征博引。其实你具体读他的一些篇章一些段落的时候，尤其是读《诗可以怨》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就是说他为了让普通的群众，普通的读者能够接受能够领会他的观点，他还经常引用文学史上流传得比较广，一般群众都知晓的一些作品和一些文学史上的事件。比如《诗可以怨》里边，一开头他就声明，我今天所引用的都是一些最平常的例，例就是例证，就是一些单个的故事。都是一般群众，他认为是知道的，比方他说《诗可以怨》就是说好的作品都是穷愁潦倒，生活不顺畅的时候写出来的。他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举的那些例子其实都是一般的老百姓差不多都知道，比方司马迁就举过，他就拿司马迁举过的这些例子来举，都是大家知道的。比方说举到周文王囚禁于羑里，就写出了《周易》，但是这个《周易》是不是周文王写的，这个咱们不说。原来是有这个传说。孔子遭难就写出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就写出了《离骚》。左丘明瞎了眼睛，写出了《国语》，这些都是在困恶穷苦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写出好作品来的例子，都是常见的例子。谁说钱先生故作高深呢？谁说他是引用偏僻的典故，不是的。还有这个文章里边，还引用了其他的一些故事，都是中国民间老百姓家喻户晓的。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你翻开那个大部头的几大本的《管锥编》来看，你就知道，你很惊叹，钱钟书对通俗文艺情趣之浓，那是让人佩服的。他有好几十处就引用明清的通俗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说唐》，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从古到今非常喜欢看的这些书，大段大段地引用这些小说里边的故事来说明问题，来进行文学批评的。甚至他对民间文艺对于口头文学了解之深，在他高深的学术著作里边引这些东西，这个现象也不少。你看他引用的无锡的民歌童谣，比方说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还有什么藏头野鸡，缩头乌龟，这些都是无锡的民谚民谣。那么他引用这些，实际上我认为是为了使自己的著作能够走进普通的民众，他做出的这个努力，实际效果怎么样呢？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是随着我们国家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全民性的提高，随着钱学深入开展，钱钟书先生的这些高品位的高水平的精神劳动的成果，我相信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钱钟书这个人，连通他的作品会逐渐地走向民间，走向普通的民众之中。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