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精英-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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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名字会在成员之间传承，从一个会员传到另一个会员；有些名字取材于神话和文学——如雷神、雷麦斯叔父、哈姆雷特等；有些名字是根据新会员的特点取的，如玛戈这个名字一般会留给最有性经验的新会员。（获得玛戈这个名字的人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奥林匹克游泳选手唐？斯科兰德，可能还有老布什总统）。有些新会员有机会自己选择名字，据罗宾斯披露，当小布什总统得到这个机会时，他却说自己还“没有想到”，于是这位耶鲁的晚辈被人叫做“临时的”。
《纽约观察家》的撰稿人罗恩？罗森鲍姆说：“骷髅会不是普通的联谊会，入会仪式仅仅是开始，之后还有一系列仪式贯穿会员的一生。这些仪式有助于巩固强大的骷髅会老会员网络——它是美国政府网络核心中的核心。历史上，那些为提高美国的世界声誉做了许多工作的人们——塔夫脱家族、卢斯家族、史汀生家族、哈里曼家族、巴克利家族、庞蒂家族和布什家族——都在骷髅会的坟墓中提高了家族的名声。”
针对骷髅会的阴谋理论包括，指责他们资助希特勒、渗透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美国媒体（包括拥有法拉？斯特劳斯和吉洛克斯出版社）、策划古巴猪湾入侵、刺杀肯尼迪、掌控美国。
《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对骷髅会的势力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秘密社团就像是飞机内的头等舱。你在进去之前难免会有无限遐想，然而，一旦你身处其中，会发现其实有点儿枯燥乏味。
所以，关于骷髅会的阴谋理论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想要加入这些组织，你必须对沉闷乏味有高度的耐心，因为你得坐在那里一个劲地聊呀，聊呀，聊呀。你不是在管理世界，你只是在吹牛。布鲁克斯对骷髅会的怀疑和我收集到的了解内情的人所讲的情况紧密吻合。说到底，针对骷髅会的阴谋理论大部分是一堆空话。
《超级精英》 第三部分 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2）
议程设置
在超级精英拥有的各种权力中，最清晰、最重要的一项权力是：为世人设置议程的能力。超级精英未必总能作最后决定，总能使用武力，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分歧。但是，只要是在自己的组织里，总裁、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指挥官就有权决定事物的轻重缓急，主导重要资产的分配，为下属分配权限。达沃斯这类会议虽然很少能得到具体的成果（施瓦布肯定否认这一点），但能在参加会议的精英中培养共识——或者利用精英的时代精神——从而给他们控制的公司和政府制定议程，进而影响其他追随者、竞争者和效仿者的议程安排。
施瓦布和维克托？哈波斯塔德曾说，这些组织希望达到的最好结果，即他们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事是：帮助领袖形成和制定议程。以达沃斯为例，如果你是该论坛的重要赞助商，就能协助论坛创造一个探讨全球议题的议程。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人员全年都在和这些所谓的战略伙伴协商，以保证赞助商重视的事都包括在论坛计划里面。这就是提供赞助的好处。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戴维？桑格说，他认为“议程设置”是大报和主流媒体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负责挑选头条新闻，安排版面，通过报道和社论为公众设定议题。典型的例子是伊拉克。在克林顿时代，伊拉克是个次要议题，因为各大媒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白宫的上层领导人。当政府领导人决定重新把伊拉克当作威胁提出来时，媒体紧跟——巴格达重新回到报纸头版。
同样，大型私募股权公司也以类似手法设定市场价格，因为只有几家公司能做大型的全球交易，而且彼此会互相通气。他们可以否认这一点。这种做法未必就是违法。（虽然可能是，金融监管者也在密切关注这一点。）但是，这种设定将会越来越常见，因为那些大型私募股权公司也在加强投资、合作、分担风险。一些大型的企业界盛会，如艾伦公司的太阳谷会议、技术娱乐暨设计会议（TED）等，也将对热点议题进行设定，对各大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议程设置的形式很多。它可能存在于政府—市场体系中，反映超级精英支持有利市场决策的普遍倾向。例如，金融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的议程几乎都是有关财政纪律的政策，而对社会问题，对那些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重大改革的政治可持续性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问题不在于核心思想的对错，而在于没有做到平衡。华盛顿共识也是同样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的优点很多，但是改革不够广泛和平衡。它没有全力促进穷国更快地积聚和开发资源，以创造新的全球化利益相关者，也没有优先为穷国提供所需的培训和获得资本的途径，从而在智利和巴西等国播下了不平等的种子，使民粹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死灰复燃。超级精英设定的议程如果让当权者迅速得到更多利益，让普通人望尘莫及时，就应该提高警觉了。
超级精英不是通过命令掌控一切，也不是通过阴谋或者阴谋小集团行使权力。他们自有分寸，通过一些强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团体施加影响。大型石油公司是否影响了能源政策，使世界继续依赖它的产品？大型汽车制造商是否故意拖延重要的技术突破，不愿生产更环保的汽车？大银行是否推出政策，迫使债务国能够偿还债务却不充分考虑可能造成的社会或政治动荡？最大的军火承包商是否在推行一套永久战争观念，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军火消费国——美国的国防开支是紧随其后的国家的近10倍？宗教是否过度地影响了国家和国际政治，使得人们甚至想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市场革命”已过去25年，我们是否能接受它忽略那些既无能力又无门路进行市场竞争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显然，权力曲线已经影响了这些情况的方方面面，超级精英的联结都有因可循。
《超级精英》 第三部分 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3）
非正式的治理机制
必须承认，超级精英之间开会不仅只是设置议程，还能作出有效的决定。当体制薄弱和机能失调的国际组织留下缺口，或者司法管辖和执法机制之间出现真空地带时，超级精英的决策就尤为重要。
2003年，美国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引发了各界广泛的批评，原因不难理解。美国政府选择性地应用国际法和公平原则对待战俘的决定同样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这种极度负面的全球反应是完全合理的，在任何社会里，对一个恃强凌弱的暴徒都会有这种反应。美国争辩说，这是鉴于现实的威胁，不能指望功能瘫痪、反应迟钝的联合国采取行动。这个理由虽说公正，但是，当最强大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甚至可能违背国际社会的利益时，不满情绪和紧张关系必然出现。
然而，当少数几家私募股权公司操纵市场价格，或者少数几家金融机构和少数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新市场的管理，甚至公众的利益由几家大公司和富人管理时，人们的不满却显然要少得多。虽说这种现象与美国入侵伊拉克非常相似，但这些行为的后果却会影响更多的人。
有一种观念认为，全球经济中的许多大决定是由“市场”作出的，如前文提到的汽油价格问题。但是，市场只是影响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一，有些因素是由商界和政界精英控制的。深入地思考以下问题：不省油的汽车，折磨女性一辈子的高跟鞋，连低级动物都觉得难看的电视节目和“美国式*”都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吗？还是销售这些东西的人、管理这些销售的官员、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三者亲密合作，操纵着市场运作呢？如果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因为他们的股东用利润衡量他们的业绩）来选择厂址，它们是否会给政府发出要求低劳动成本、低税收、低运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信息呢？在全球市场里，如果一切都是真正平等的，对于非技术性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来说，投资商显然占上风。企业传递的信息就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也许是平的，也许会越来越平，但是企业市场却不是平的。
的确，许多非正式的全球治理机制——不管是大国政府的小委员会还是大国政府和私人组织之间的公私合作机构——都在填补空缺，促进增长，使全球获利。但是，当全体的利益只由少数人的行为来决定，或者少数人从体制中得到的资源和途径使大多数人望尘莫及时，问题就出现了。欧盟不能把制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力都交给英国、德国和法国，只因它们是欧盟大国。美国也不应该让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罗得岛州或南卡罗来纳州身上。
商界和政界高层发展亲密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双方的合作，达成全球性的目标。但是，目标如果是由少数人开会决定的，将会产生扭曲的结果。政治领导人一旦离职，去为某家大型国防企业工作，他的政府公职将由另一位政界友人替代，如此一来，哪一方的观点将得到采纳？反对意见还有表达的空间吗？大金融机构的领导通过电话会议处理国际金融危机，这种方法也许很有效。但是，关键问题依然存在：会议将代表哪一方的意见？谁有权参加？谁又无权参加？
精英与无权无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