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萨缪尔森经典着作:经济学[1]-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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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营救者们无疑有正向的价值创造，但是他们并不具备灯塔所有的公共品特征。因为很多被抢救的货物都是被保险了的，而在航海（保险）中显然存在着很大的道德风险。营救者和遇难船长之间的默契和交易通常都以货主或保险公司的损失为前提。而只有在美国政府出资在佛罗里达海峡沿岸建设了灯塔之后，船只失事的数量才开始下降，营救者们也才逐步地淡出了商界。
灯塔今天已经不再是公共品的争议焦点，而主要的只是旅游者们的好奇之物。灯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以卫星为基础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所取代。GPS也是一个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共品。灯塔的历史提醒我们，那些由于公共品未能被有效地提供而产生的问题，并非已经完全地消失。
经济学 第一遍 基本概念 第2章 第2章 现代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14）
税收政府必须寻找收入来源，以提供公共品和实施收入再分配计划。这些收入来自于税收，即对个人和公司的收入、工资、消费品销售额和其他项目所征收的税款。各级政府（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征集税收以维持它们自身的开支。
税收听起来好像是另一种“价格”。在此，它是我们为公共品所支付的价格。但税收与价格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税收并不是自愿支付的。美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服从税法，都有义务支付公共品的一部分成本。当然，作为公民，通过*过程，我们当然是既选择了公共品，又选择了为它而负担的税收成本。但是，私人品的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不适用于税收和公共品之间的联系。我购买汉堡包，仅仅是因为我当时需要它；但我却必须支付我应当缴纳的所有的税金，以支持国防和公共教育，即使我对这些东西一点也不关心。
公平
以上关于垄断和外部性等市场不灵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缺陷（不完全竞争）方面，这种缺陷可以通过明智的干预办法来加以矫正。为此不妨先假定，经济运行完全符合效率原则，也即始终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而从不移至界内，总是能够选定适量的公共品和私人品，等等。但即使在这种市场体系完美运行的条件下，市场仍然有可能导致一种缺憾。
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
为什么对于为谁生产的问题，市场机制有可能提供一种不可接受的结果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收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努力程度、教育、继承权、要素价格和运气。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可能会同公平的结果相悖。另一个原因，不妨回头想一下，物品追随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最大满足。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也许正是穷人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需的东西。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市场不灵吗？不，根本不是。因为市场机制正在做它应做的工作，即把物品交给那些有货币选票的人。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公平。
市场体系中的收入分配，往往由家庭出身的偶然性所造成。《福布斯》杂志每年都会列出美国财富排名前400位的富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的财富系继承而来，又有多少人以所继承的财富作为跳板进而攫取了更多的财富？人们是否认为这些都天经地义？一个人仅仅因为继承了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或因其家庭所拥有的油井，就应该成为亿万富翁吗？在自由放任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事情就曾经是这样。
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增长都如同涨潮一般，浮载起所有的船只，无论是穷人的还是富人的收入都会有所提高。但是近20年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及低技能、低教育水平劳工工资下降的现实，已经逆转了传统的潮流。伴随对市场的重新强调而来的，是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更多的贫困儿童以及许多城市中心地带的贫困化。
收入不公平在政治上或道德上也许不能为人们接受。一个国家没有必要将竞争市场的结果作为既定的和不可改变的事实接受下来；人们可以考查收入分配并判断它是否公平。如果一个*社会不喜欢自由放任市场体系下的货币选票的分配，它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收入的分配。
经济学 第一遍 基本概念 第2章 第2章 现代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15）
不妨假设，选民决定要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用哪几种方法呢？首先，它可以采用累进税，相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对富人按更高的税率征税。它可以对财富和巨额遗产课以重税，以砸碎世袭特权的链条。联邦所得税和遗产税就是这种带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累进税制的实例。
其次，由于低税率并不能帮助那些根本没有收入的人，因此政府可以进行转移支付，即向私人支付货币等。今天，转移支付的对象包括老人、残疾人和拖儿带女的人，还有为失业者提供的失业保险。这套转移支付制度编织了一张“安全网”，保护不幸者免受困苦。最后，政府有时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也给予补贴，向他们提供食品券、医疗补贴和低价住房。尽管在美国，这类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还是比较小。
不过最近20年来这种计划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由于中产阶级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要支持那些无家可归者或身体健全却不工作的人？经济学家对于公平问题的争论有何高见呢？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
经济学能够分析不同收入再分配方案的成本与收益。经济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分析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方案（如税收和食品券）是否会导致社会浪费（如人们的劳动时间减少，或购买毒品而不是食品）。他们还研究了究竟是发放现金还是发放食品能够更有效地减少贫困。经济学不能回答多少贫困是可接受的或多少才是公平的，但它能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
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它就不时地受到通货膨胀（价格上升）和经济衰退（高失业率）的周期性困扰。例如，二战后美国已经发生了9次衰退，其中有几次衰退曾经造成上百万人失业。这些波动被称为商业周期。
今天，由于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的思想贡献，我们知道了如何控制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通过审慎地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就能够影响产出、就业和通货膨胀的水平。政府的财政政策就是税收权力和预算支出权力。货币政策涉及到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进而影响到资本品的投资和其他利率敏感性的支出。通过这两种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政府能够影响总支出水平、增长率与产出水平、就业率与失业率、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成功地运用了凯恩斯革命的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0年内，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市场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政府开始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生产率提高等长期目标的实现。（经济增长表示国民总产出的增长，而生产率代表每单位投入的产出或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降低了税率以刺激储蓄和生产。许多经济学家强调公众通过缩小预算赤字来增加公共储蓄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增加国民储蓄或投资的一种有用的办法。
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预算支出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和信贷条件）。自从20世纪3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以来，政府已经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大幅度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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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概括了当今政府所起的经济作用。该表说明了政府在提高效率、促进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追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方面的重要职能。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混合经济，即市场决定大多数私人部门产品的价格与产量，而政府运用税收、支出和货币管理计划来调控总体经济的运行。
福利国家的曙光？
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声称美国是“生活在氧气帐下的资本主义”，并正在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成功产生了异化和自我怀疑，削弱了自身的效率和创新精神。但是他错了。接踵而来的半个世纪中，北美和西欧各国政府干预经济日益深入，同期经济运行也空前顺利。
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人们怀疑政府干预职能的思潮有所抬头。政府的批评者们指出，政府管得过多过严，干预和侵扰个人的生活；政府创造了垄断；政府不灵和市场不灵同样普遍；高税收扭曲了资源配置；社会保障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让劳工活得太累；环境管制挫伤了企业的进取精神；政府稳定经济的企图要么失败，要么会加剧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已经抑制了投资。总之，在一些人看来，政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成了问题本身。
经济自由的守护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
经济学家是人，难免也会受舆论和潮流的左右。由于美英政府在组织“二战时经济”方面看上去政策对路业绩显著，至少，最终是战胜了德国和日本。又由于在战胜“大萧条”时期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因而在自由世界的专业经济学家中，经济自由主义（也称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但是有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质疑政府过度干预的优势方面从来未曾有过动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来自维也纳、伦敦和芝加哥；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则来自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他们都因为自己的经济学创新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他们的成就已经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们顶礼膜拜。
哈耶克最有名的论著检验了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的有效性。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出现过一场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能否被有效组织的大辩论。奥斯卡·兰格和艾比·勒纳认为：社会主义企业也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定价模式，从而可以赶超市场经济而有没有资本垄断的趋势。哈耶克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成本和生产可能性都是未知的。只有存在私人自由企业制度的激励，分散在千百万经济人中的信息才有可能被有效地收集和利用。如果没有“胡萝卜利润”和“破产的大棒”，那就不会出现任何制度创新。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将重点放在分散且不对称的信息上面，主要应当归功于哈耶克的远见卓识。
哈耶克最畅销的著作，也是他最吸引广大公众的著作，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在这部著作里，他警告说，通向极权残暴和经济无效的道路，是由于对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制度进行温和干预的种种善意所铺设而成的。
弗里德曼的统计分析研究涉及面很广。在对短期收入的升降做出了调整以后，他验证了富人的和穷人的长期储蓄率的差别很小。这项研究导致了消费的永久性收入理论（本书宏观经济学部分将介绍）。弗里德曼还同安娜·施瓦茨（Aｎｎａ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合写了《美利坚货币史：1876～1960》（19６3年）。该书发动了一场货币主义的革命，激发了宏观经济学家对货币供给如何影响总支出、价格和产出问题的探索热情。弗里德曼还让经济学家们相信：货币政策对于整体经济活动肯定是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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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后半期，美国、西欧、亚洲，前苏联和中国，到处都涌现出从中央指令这个极端走向市场竞争另一极端的重大制度回归潮。无论是作为这场回归的设计师还是作为一个发言人，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比弗里德曼更具影响力。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提出：为什么理性思考者会对最小化的工资、外科医生执照和诸如海洛因、可卡因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