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应该读点经济学-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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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里的几个学生想共同购买一个电视，但是有人愿意，有人却不愿意，如果将购买电视的成本平均分配，有人就会提出反对意见，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或许还有人明明想看，但又不愿意出钱，究竟该怎么办呢？
经济学家也曾经设计过一个巧妙的机制，人们通常称作克拉克机制。
假定在一个大学宿舍，宿舍中住了两名学生，大家决定合伙购买一部电视，电视价值2000元。显然两个人对电视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们假设学生Ａ仅仅愿支付600元，而学生B则愿意支付1500元（或许他更愿意看电视，也可能他更有钱）。假定，两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代表了电视对他的效用，那么评价之和2100超过了2000，因此最终效用大于成本，应该购买电视。
将问题再复杂一些，现在房间里有三个人，他们购买的目标是一部3000元的电视。显然，三个人平均分担成本3000，每人必须支付1000，不过，如果这时A、B两个人仅愿意支付500元，而C愿意支付2500元，那么显然说明，A、B会反对购买电视的建议，因为他们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效用，但总的决定是购买电视，因为C的效用更大。
克拉克机制巧妙之处就在于，它能避免人们说假话。
克拉克机制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某一主体所报告的偏好改变了全体的最终选择，则它必须缴纳一笔金钱，其数额相当于它给其他主体带来的损失。在这样的机制下，你可以说谎，不过那对你没好处，还不如说真话对自己更有利。
具体购买电视的过程很简单，首先让大家都了解克拉克机制的过程，让两个人先报告自己的效用，然后让第三个人报告，三个人报告的各自的效用减去每人必须负担的成本1000，得到每人的净效用，即每人从购买电视得到的净收益，然后把三个净收益加起来，如果是正值，表明从整体来看是有收益的，那么就购买；如果是负数，即说明总成本还抵不上净收益，就决定不购买。
当然，如果有人说了假话，那么必然对他不利。
Ａ和B都属于不太愿意看电视的，我们以A为例，在B、C都说实话的情况下，如果他真实报告了自己的效用500，减去成本后A的净效用为500－1000=－500，此时，假定B、C都说真话，从而净效用之和为－500＋1500=1000，显然Ａ的加入不改变最终的结果，仍然购买电视机。但是，假如A为了表达不购买电视机的意愿而有意说谎，比如说谎报其效用为－1000，这样则其净效用为－2000，此时总效应为－2000＋1000=－1000，从而结果变成不购买电视，对Ａ有利。Ａ此时显然损害了Ｂ与Ｃ，因为他改变了B、C两人的决定，因此要对A收取1000元的克拉克税，此时他说真话时只损失－500，而说假话则要支付克拉克税，损失为－1000。
对于C，如果A、B都说了真话，此时总效应为－1000，说明两人是不愿意买的，而C的效应为2500，总的效应改变了原有的结果，因此C将支付A、B1000元克拉克税，假定C为了稳妥起见，称其效用为3000，那么他仍然要支付A、B两人的克拉克税1000元，从而最终需要支付2000元，而所得仍为真实效用2500…2000=500元，并没有增加，因此C也没有说谎的意义。
克拉克机制的思想是缘于人们一种古老的想法，当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造成损害时，就应该给被伤害的人一定得补偿，然而这种想法是不是最好呢？别急，精彩的内容还在后面。
悲情的经济学
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公有地的悲剧”是指没有人对公共资源负责而导致无效率。本质上说，“公有地的悲剧”也是一种囚徒困境，因为对于每个人而言，努力的捕捞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对于全体渔民而言，只有当大家都遵守规则时，集体才能获益。
产权经济学的确立让人们认识到共有地悲剧的原因，经济学家从科斯的论文中找到了避免共有地悲剧的办法：如果产权被明晰的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谁拥有产权无关。尽管津巴布韦保护大象的方法有些残忍，但那里的大象的确增多了，而且更多的人从灌溉权的拍卖中使获得了利益，产权制度的改变的确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资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逐步认识到自然资源产权的重要性。通过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保障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建立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新秩序。
第十四章 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
本章导读：
美国加州有个地方叫多伦斯，这里到处都是平房和棕榈树，为了减少污染，这里甚至连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每天却能够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当地人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
人类污染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问题越发严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奎河就是个下水道，水黑得跟你的包一样。
——安徽宿州市杨庄乡村民
嘉年华的大嗓门
环球嘉年华源于古埃及的庆祝活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巡回式移动游乐场，游人们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声中享受着惊险刺激的大型游戏。
然而2004年，北京环球嘉年华的“大嗓门”却让周围居民夜不能寐。石景山区城建职工住宅院里的刘继春说，嘉年华每天发出的强劲音乐令他们一家心惊肉跳，夜晚游客的尖声惊叫更让他难以入睡。
显然，嘉年华的做法妨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这38户近200名经历了“心惊肉跳”的居民实在无法忍耐嘉年华的噪声，终于联合起来，开始同环球嘉年华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谈判。
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区政府、环保局、信访办、老山街道居委会、雕塑公园、居民代表以及嘉年华都参加了这项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的结果是：按照《国家赔偿法》，嘉年华给每户每月60元补助，两个半月共计150元的适度补偿。嘉年华带来的污染能够明显地感到，因此人们也能够提出赔偿的要求，尽管150元并不足以补偿睡眠，但至少会让嘉年华将这些社会成本考虑在内。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嘉年华给周围居民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被称作“外部性”，它表示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20世纪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30岁时年轻的庇古接任他的老师马歇尔出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不仅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成为一代大师，而且开创了研究市场失灵问题的先河。
20世纪初的一天，列车在绿草如茵的英格兰大地上飞驰，车上坐着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他发现列车在田间经过，机车喷出的火花飞到麦穗上，给农民造成了损失，但铁路公司并不用向农民赔偿，于是他开始了思考，最后将这种市场经济无力解决的问题称为“外部性问题”。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当然，外部性也有好有坏，比如，养蜂人的蜜蜂为苹果花进行授粉，而果园主以花蜜的形式向养蜂人的蜜蜂提供了食物，人们称之为好的外部性，再比如，公园旁的居民能够获得免费的“景观”就是好的外部性，而公路旁的居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痛苦，这就是坏的外部性。
有时外部性还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阿尔钦同游日本。他们在高速列车上想起了庇古当年的感慨，于是好奇地询问列车员，铁路附近的农田是否受到列车的损害而减产，列车员的回答着实令人吃了一惊，恰恰相反，飞速驶过的列车把吃稻谷的飞鸟吓走了，农民反而收益，当然铁路公司也不能向农民收“赶鸟费”。可是，好的外部性问题常常被人淡忘，人们记住的常常是那些不好的。
在庇古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产权的概念，只是从习惯的角度出发认为，造成某种损害的一方应受指责，要么通过有效手段减少影响，要么赔偿损失。比如，假定有一工厂排放的烟尘污染了周围5户居民晾晒的衣服，每户由此受损。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法：
方案一：工厂花150元给工厂烟囱安装除尘器；
方案二：给每一户买1台值50元的烘干机，5户共需250元。
如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工厂或居民都会自动采取150元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样最节省，但如果除尘器的价格是1000元，那么企业就会选择方案二，而嘉年华一定也曾经考虑过这两个补偿方案，肯定是因为消除噪声设备十分昂贵才会选择给居民进行补偿的。
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对那些影响公共环境的污染活动要进行适当的“处罚”，比如向这些企业征收一定的“税”，以此对社会进行补偿，人们把这种税称为“庇古税”。
人们总是对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比如，游乐场的大嗓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居民们提出了赔偿的请求，可公路旁的居民们大多选择自己安装隔音玻璃，却很少对“公路”提出索赔，再深一步，每辆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才是“公路外部性”的元凶，那么他们是不是该补偿那些公路旁的居民呢？
为什么不收“景观税”？
一位房产经纪人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最初这里有两栋楼，其他条件完全一样，房价因此也完全一样，都是5000元/平米，彼得拥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紧接着，一栋楼的旁边新修了一条公路，显然，嘈杂的车流影响了居民们的生活，彼得决定卖掉房子。由于靠近公路彼得不得不降价卖出，汤姆最终只以4000元/平米的价格买下了房子。不久以后，随着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原来的公路被重新规划成了公园，房价迅速上涨，彼得又准备重新搬回来，这次他不得不按照6000元/平米的价格从汤姆手中买回房子。房子还是同样的房子，仅仅是周围环境的改变，彼得损失了20万，而汤姆却能净赚20万。
人们总是对那些坏的外部性进行收税，但是如果政府决定在小区楼下建一座公园，那么也应该对能看到公园的居民收取“观赏税”，因为公园的修建增加了他们的景观，甚至提高了他们的资产价值，但是，彼得的损失谁来补偿呢？
为什么公路、机场带来的损失很少有人计较，而政府也不会对花园边的房子收“景观税”呢？
像机场、公路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企业，通常其权利都是由政府颁发的，机场的建造是法律准许的。飞机起降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
似乎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情形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市，有人向机场提出了起诉，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记录这样一个例子：克西先生在亚特兰大市买了地并盖了一幢房子，几年以后，该市在靠近克西的地产处建造了机场，克西抱怨说，“在机场建造前，他的房地产是宁静之地，适合住家，但建机场后，灰尘、噪声、飞机的低空飞行使得他的土地不宜居住了”。
然而法官则认为亚特兰大市已明确得到建造机场的授权，航运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业，并且是影响公共利益的企业，因此使用机场的人都享有市政当局授权的保护和豁免。因为法官参考了过去的案例，在“乔治亚铁路和银行公司诉马德克斯”案中曾经的一段话让我们知道了真正的答案：
“所建的铁路终点站的调车场是经法定机构授权的，如果建造和使用方法得当，就不能判定它构成妨害。因此，从火车头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给调车场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而且，适当的使用和经营该车场也不是妨害，只不过是所授特许权的必然伴随物。”
我亲爱的朋友，现在明白了吧，当时的法律认为，为了公众的便利，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必须忍受机场所产生的噪声与灰尘。事实上，长久以来，人们对噪声、烟尘这样的污染都是惯性思维所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