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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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其他夫妇有更多理由相信会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为什么我们的婚姻会失败呢？次要的原因可能是缺乏一定的生理上的和谐。当时我们太年轻且没有阅历，所以不能认清我们的婚姻形势。但我相信，主要的麻烦是由我性格中的缺点引起的。那些缺点使我不能正确地对待海兹尔性格上的毛病。我妻子的显著长处是精力充沛，有各种实践能力。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她的长处也带来了缺点。她总认为干任何事都比别人强，于是很自然地在各种事上都由她做主。这就养成她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习惯，包括对自己的丈夫。我忍受不了这种状况。虽然我愿意让步而不愿彼此争吵，但我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而且从心里不满受别人的支配。
如果我23岁时就懂得现在这么多，我们的婚姻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从一开始我就会拒绝言听计从，对待一切事务都会坚持我的愿望与海兹尔的应有同等重要性，甚至会有意提出异议，提醒她不能总是一意孤行。我本应该更加认真地研究一下她常常使自己对而使我错的技巧和方法。我应该想出一些有效的对策。但恰恰相反，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以为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认真应付。我想我真正重视的是在金融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以及我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稳步提高。这可能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生活在梦想中的年轻人。
我们的婚姻注定要失败——不，在海兹尔或我觉察两人完全不对劲之前，已经基本失败了。1926年夏天，我们住在迪尔舒适的假日饭店里，每星期三我在很有气派的迪尔乡村俱乐部和伯特·帕克打高尔夫球，他是当地麦克唐纳公司（McDonnell andpany）的经理，我和他有生意上的往来。生活的许多方面看来都很舒适、豪华、有趣和有益。有个周末我的哥哥维克多探望我们时评价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十分美满。我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接着说道：“也许会物极必反，福兮祸之所倚嘛！”这个预言被事实验证并不出乎意料。我结了婚，养了三个孩子，用培根的话来说，我已经“抵押给运气”，而我比想像中更容易受到伤害。
次年3月上旬，我们从佛罗里达度假返回时，发现牛顿染上耳病。我们请西奈山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弗赖斯内尔博士来看病。他诊断是乳突炎，必须动手术。手术过后牛顿得了脑膜炎，1927年4月20日死去。如果到5月12日，他就将满9岁了。
许多与牛顿的疾病和死亡有关的沉痛故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但我没有勇气一一追叙——如果读者原谅的话，我由衷地感激。如果要我追忆的话，我的心情跟那出令人伤心和怜悯的悲剧的主人公一样：代达罗斯在石头上刻下了关于他钟爱的儿子伊卡鲁斯的飞行和坠海之死。维吉尔的诗句深切地表达了我的情感。数年后，我看到奥尔德斯·赫胥黎的《针锋相对》一书中关于小孩之死的描述时，我就想起我们的牛顿，禁不住抽泣。唉！天下如此多的父母遭受到与我们一样的痛苦。但是想到青霉素已能治好脑膜炎、白喉和其他夺去孩子生命因而刺伤父母之心的疾病，那是多么大的慰藉啊！
牛顿葬在西切斯特山公墓的一块坟地上，作为自由犹太教会堂成员，我不久前才获得这块地，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使用它。小石碑上刻着：“最可爱、最勇敢、最钟爱的孩子。”他的确是这样，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我母亲在欧洲探访她的许多亲戚。海兹尔拍了一些我母亲动身赴欧时欢乐的照片，最后一张上还有活着的牛顿。我们想不让母亲知晓牛顿生病的消息。最终她怀疑发生了什么不幸而恳求我们告诉她真相。我独自挑起这不幸的重担，尽可能将哀痛掩饰起来。我尽量用能够引用的哲学来减轻这一不幸消息对母亲的沉重打击。母亲在回信中凄楚地安慰我们，隔着大洋，我仿佛看见她跟我一样潸然泪下。
由于悲伤我和海兹尔的心贴得更紧了，但这种感觉也更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有多么深的隔膜。葬礼后不久，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我们计划一起开始全新的生活。海兹尔觉得应该同我谈谈她一直隐藏在内心的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她认为我是一个冷冰冰、责任心不强的丈夫，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很少关心她。她需要更多的温存和理解，因此她和我们的家庭医生建立了友谊，并从中得到了弥补。她还解释说那仅仅是亲密的友谊，没有别的。我没有过多地盘问，而是接受她的坦诚直言。我许诺从那以后要做一个好丈夫，海兹尔也承诺不再那么专横。
我们都迫切地希望再生一个小孩——梦想另外一个牛顿能使我们失去的牛顿转世。因此海兹尔很快怀孕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唉！要想弥合夫妻之间根深蒂固的隔阂，仅靠一次巨大悲痛的经历和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很快又恢复到原先的老样子。到了秋天，海兹尔不顾有孕在身，声明要和她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波林到俄罗斯去旅行。很自然，我由于忙于挣钱而无法同行。
这样我独自一个人过了整整两个月，经历了10年之久的夫妻间的忠贞不渝后，在我33岁的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外情发生了。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写我的外遇经历，也不仿效卢梭《忏悔录》中的那种坦诚。但我也不学伟大的情人夏多布里昂那种虚伪的沉默，在《墓畔回忆录》将近3000页的文字中没有披露任何一点他的风流韵事。如果没有编者的脚注的帮助，这些独特自传的读者肯定会天真地寻思：在夏多布里昂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他怎么会跟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我建议要坦率一些，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我的性生活是颠倒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年轻的小伙子抽烟、赌博和寻花问柳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在婚姻安定下来并承担家庭责任以前纵情玩乐。但在我年轻时，我没有这方面的嗜好。我不喝酒，不抽烟，不嚼烟草，不赌博，不骂人，也不说下流话。即使明斯克的体态丰满、风骚撩人的性感女郎无数次向我眉目传情，我也没有去看过脱衣舞表演。在我的青春期，虽然朋友们常谈论有关妓院的风流韵事，但我从没有产生过逛妓院的念头。从我没有深究的一些理由来说，我认为自己跟其他年轻人不同——无疑在能力和性格上都比他们优越。（我是一个多么自命不凡的家伙！）最终，我懂得我与别人一样有性本能和性冲动，但是好像我的职责把它压抑和忽视了。我绝不能说自己获得了完满的成功。我一直被手淫困扰，不时地我会看诸如皮埃尔·卢维的《阿佛洛狄忒》或佩特罗尼乌斯的《金驴记》。但相对来说，我很少看色情书刊。
在我23岁结婚前，我写的一篇《和女人睡觉》读起来好像霍林希德关于“爱尔兰的蛇”的叙述。爱尔兰仍有许多人持有新郎新娘应保持贞操的观点。从理论上说，我现在对此事的看法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我的实践并没有多大不同。
让我用审慎的笔调来描述我的第一次婚外情。那位小姐——且叫她珍妮吧——跟我差不多大，算不上漂亮，以说话爽快、声调很尖而闻名。15年来她一直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她没有结婚，并且一贯对男人不大感兴趣。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比较亲密的普通朋友。一天晚上，海兹尔远在俄罗斯，我把珍妮从音乐会带回了家。我记得这样一句话：“婚外情是由一分吸引、四分机会造成的。”
我们的婚外情碰到了无数障碍，其中主要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只能偶尔短暂地相会。但是在1933年或1934年，她对我说，她感到太累了，所以她决定到墨西哥去很长一段时间以便结束我们的关系。我们友好地分了手。
从叙述婚外恋转到欢呼一个小孩的诞生，这似乎有点无情或轻浮，歌德不是说过人心会一瞬间由善变恶，也会由恶变善的吗？我们第二个牛顿生于1928年4月10日，离第一个牛顿去世周年纪念还有10天。他的诞生给我和海兹尔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上苍似乎大发慈悲，又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男孩。我记得一清早我就焦急地守候在医院里，等待至关重要的消息。孩子诞生的消息传来后，我心灵以外的某种力量似乎促使我想出了一首欢庆胜利的诗歌，这首诗歌我在几分钟里就写成了：
复元
他已经回来
从黑漆漆、空洞洞
没有一颗星星发亮的夜晚。
他已经回来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心肝宝贝
他没有消失
他已经回来。
他已经回来
虽然坟墓曾要他
静静地躺在那里。
他已经回来：
因为在我们任性的认识中
繁荣的年代又重新出现
他已经回来。
因为春天里他离去的时候
一脚把麻木的死亡踢开，
他已经回来；
因为慈爱比什么都宝贵
我们的心在欢唱：
他已经回来！
第二个牛顿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大大的棕色眼睛，乌黑卷曲的头发。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他那样得到这么多的热情和关怀。但是多年来担任我家医生的梅·威尔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寻找治疗儿童风湿性心脏病的方法）给我们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个婴儿的胸腺似乎有毛病，将来可能发生严重的疾患。他的担忧使我们特别小心避免他生病。（我们已从河滨大道公寓搬走，因为我们觉得那里冬天的寒风可能是第一个牛顿患耳疾的原因。）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在头几年之后，第二个男孩没有带给我们什么幸福，相反只带来无数忧愁和悲伤。事实上他和我们在一起并不生活得很自在，他是极其难以相处的人。不久我们就明显地发现他有严重关节炎，还可能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常常为此自责，因为我们给这个孩子取了和第一个牛顿同样的名字，并且从一开始就竭力把他当成第一个孩子的再世。这一点是否使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混乱感？他是否不满自己不得不处于要和我家已死去的完美的孩子进行比较的地位？我们对他的身体的倍加呵护是不是削弱了他的个性？我深信这些推测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牛顿生下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幸和我们的不幸。
为了充分发挥我的思维能力，也为了摆脱我的悲哀，我找到另外一项工作。以前有一段时期我一直考虑写一本关于证券分析的教科书。我感到现有的教科书内容已经陈旧过时，不再普遍适用，尤其是这些教材很少关注普通股的新的重要意义或公司会计结算中的诡计和陷阱。我决定在把我的想法诉诸文字之前，先就这个题目设计出一门大学课程来。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分校校长詹姆斯·埃格伯特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很赞赏我的想法，并把这门课程——名叫“证券分析”——排在1927年秋季开讲。对于学生的反响，人人都感到惊讶。这门课有150多名学生注册听讲，教室完全爆满。回想起来，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20世纪20年代股票牛市正大行其道，公众都渴望获得信息、指导，以及——尤其是——良好的收益。其他学校没有一门由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主讲的类似课程。注册结束时，要听课的人很多，所以届时只能派人在大门口站岗，以防有人把门挤破。尽管我告诫学生，我所提到的股票只是出于阐述解释的需要，决不要把它们当成我向你们推荐购买的品种，然而我探讨过的一些市值低估的股票后来确实价格大大上涨——虽然很可能是整个市场猛涨引起其攀升的。几个这样的例子足以使我的课程在学生中获得了“十拿九稳的赚钱者”的名声。1928年秋天，注册听课的人数比上一年还要多，许多人坚持要求获准再次听课，期望我在讲课举例时向他们介绍一批新的有利可图的股票。
就这样，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了，并且将持续40多年，其中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生涯和讲过的许多课程，以及在其他学校作过的讲座。1927年秋，有位学者名叫戴维·多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助教，后来成为我在教学中的助手，“华尔街的圣经”——《证券分析》一书的合作者，一些重要的金融业务的合伙人以及忠贞不渝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