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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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 普天之下土地是谁的 赵匡胤肯定不是个好学生。或者他学问虽高，但宽容大发了。 祖训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赵先生不这么看，谁爱买多少地就买多少，爱开多少地就开多少（没有人管你是否破坏生态），爱卖给谁就卖给谁，就差喊“卖地自由，买地光荣”了。不仅如此，赵先生还把国家难以直接经营的官田估价出售给个人，还给优惠。闲着也是闲着。在赵先生建北宋的初期，官田只占全部耕地的10％左右。 中国小农竟如此开通也许不仅是因为赵先生的宽容性格。有一个说法叫“皇权不下县”，反正也管不了下面，爱谁谁吧，于是地主富农贫雇农自己管自己的事，许多专家便发明“自然经济”这个词，再损点就是小农经济。 细想中国农民并不小气，尤其和英国人比。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以往都被中国教师解释为恶霸行为：凭什么赶走原来的租户，而把土地租给能出更高租金的外来牧羊人？这事在当时的英国激起民变，300年争斗不断。而中国农民则开通得多，土地不仅可以租给外村人，卖给外村人也不鲜见。按这种逻辑，中国农村早该从自然经济进化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 言归正传。其实每个皇帝都想管事，时不时发点“劝农诏书”之类，好比现在的农村工作会议。尤其到了清朝，一会儿推广养蚕，一会提倡纺织，每年督着储粮，想起来就开放矿禁。谁还没点追求呀，谁还不想有点政绩呀。 但所有这些追求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土地制度。土地是谁的？随着人口益多，土地的所有权矛盾就愈发尖锐。 于是，历朝历代，土地就在自由买卖到兼并集中、打破旧格局再造新世界的循环中荡来荡去。在这个过程中，富人肯定占有强势，于是为争夺土地而发生富人的残暴行为就不足为怪了，逼急了再发生穷人的造反也就成为必然了。 ⊙农人平静地交出了土地 中国人多地少，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中国最好均分土地，方才能保持社会安定。所有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一点。但明白归明白，能不能做到就要看屁股怎么指挥脑袋了。共产党的理论早就断言，历代统治者都是代表富人利益的，因此不可能真正做到公平。 1942年，中国共产党人虽未在全国取得政权，但在其控制的解放区里便急急实践其理想。1942年1月，抗日形势所迫，中共的土地政策理想与现实达成妥协：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有抗日要求，为了联合他们一致抗日，在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和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故而应奖励富农生产并联合富农。 但很快，2月6日中共中央就指出：不斗地主是严重右倾，这样群众怎么能够真正发动起来？一些共产党人的家里是地主，也挨了斗，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也承受了痛苦。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迅疾改变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革命成功后，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把土地平分给了农民。很快，这个理想达到极致——把土地又从农民手里收回到合作社、人民公社，从理论到实践不喘气地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派热气腾腾。 接下来的事情就令人称奇了——被认为自私狭隘的中国小农，虽不是全体兴高采烈，但土地的集体化却进行得相当顺利。 美国历史学家Ｒ·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证实了这一点：到1956年底，95％以上的农户已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效地消灭了土地、耕畜和农具等的私有制。与苏联的集体化相比，农业的产权制度的改革进行得非常顺利。1932年，苏联的农业产量与私人耕作的最后一年即1928年相比，足足下降了五分之一，而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产值却上升了五分之一。 中国历史学家秦晖也证实了这一点，50年代中国集体化时，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行，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农民虽然并不喜欢集体化，但也并没有表现出捍卫小私有的意志。当年苏联为了把土地公有私耕的村社改造为公有公耕的集体农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的富农，为镇压农民反抗出动过成师的正规军和飞机大炮，而暴动农民在1930年就达70万人，农民在被迫进入集体农户时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而中国农民进入人民公社只花了短得多的时间，也未出现普遍的反抗。 ⊙土地两极分离古已有之 中国农人勤劳勇敢、服从指挥、不怕牺牲，但在1960年遭受了巨大打击。这时候，邓小平第一次试图部分恢复农民的土地权利，但他失败了。第二次邓小平成功了，是在1982年。当这种大包干风行全国时，粮食生产长期徘徊和农产品供给长期匮乏的局面一下子被打破了。这让农人自己都不明白：过去全体都要敲钟上地却吃不饱肚子，现在小伙子要么外出打工要么进厂干活儿，只剩些老弱妇女伺候田地，东西却多的卖不动，神了。 大包干只是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政府宣布15年不变，期满后又宣布30年不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形式与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关系有相通之处——农民都是取得有期限的使用权，而1949年之前土地所有权是地主的，之后是国家的。 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比例在近现代相当大。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指出，6％～8％的地主富农占地80％。1927年国民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文件表明，占人口14．5％的地主富农占地81％。陶立夫1934年指出，占总户数10％的地富占有土地53％。一家子有这许多地怎么种？只好两权分离。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ＷＴＯ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加入ＷＴＯ几乎指日可待。这时候，我们曾引为自豪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却显露出无奈，经济学家温铁军发愁了——中国户均只有0．41公顷规模的细小农户，如何在ＷＴＯ原则的约束下与平均数百公顷的外国大农场抗争？ 历史背景 【聚焦】台湾也搞土改 当前线战事吃紧、蒋介石琢磨着把台湾当退路的时候，他心里很明白：必须土改。 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有两大优势，一是从大陆带来大量财富，使赎买有了钱垫底；二是国民党与台湾当地显贵及地主势力没有过多的经济联系及政治渊源，要打要拍可以很灵活。 台湾土改走了三步棋。 早在1949年1月，当时解放军刚进北京，国民党南京政府还在构筑长江防线——国民党已在台湾着手土地减租，称为“三七五减租”。 《台湾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的内容是：佃农保留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由地主和佃农对分，各得37．5％。《条例》还对地主收回耕地作了限制，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必须续订租约，因自然灾害致歉收时，佃农可依法申请减租。对佃农的限制是，欠租达两年总额时，地主可以收回土地。 这里也有一个所有权与使用权之分离。 减租前台湾水田平均地租率为48．63％，减租后减少了11．13％。每一公顷水田，一年两熟收稻谷6000公斤，减租前须交地租2917．8公斤，减租后则只交2250公斤，少交667．8公斤。 减租使台湾296043户农户受益，占全部农户的44．5％。减租后土地价格下降，为进一步土改创造了条件。这是第一步棋。 第二步棋是把公有土地租给农户，之后更把土地卖给农户。地价按照耕地主要作物全年收成价值的2．5倍计算，为免受货币贬值影响，地价以实物计算，全部地价由农户10年内偿付，不负担利息。 公有土地地租远低于私有土地地租的37．5％，只有25％。农户只要连续交完10年地租，即取得耕地所有权。 公有土地的转移从1951年开始，到1961年完毕，165443户农民获得了96004公顷土地，每户获0．6公顷。 第三步棋就是对地主动手术了。与共产党没收土地不同，国民党采用赎买。1953年1月20日台湾《耕者有其田法》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每甲合0．97公顷），或旱田6甲，超过的土地一律转给现耕地农户，当局补偿地主被征收土地的地价，地价为征收耕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以实物土地债券7成、公营事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原属公营的台湾水泥公司、纸浆和造纸公司、工矿公司、农林发展公司等。农户在10年内付足地价。 这次手术，地主被征收的户数为166049户，占地主总户数的60％。得到土地的农户有194823户，占承租私有耕地农户的65％。台湾当局为征收而支出的全部企业股票总面值约合新台币65000万元。 土改之后，大量农民有了土地。1949年台湾总农户中，自耕农占36％，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39％。到1960年情况大变，自耕农占64％，半自耕农占21％，佃农则下降为15％。 耕人家的地和耕自己的地感觉就是不一样。自此，台湾农村政治结构大变。50年代后期，台湾乡镇代表中只有23％是地主，而69％是自耕农（其中更有40％是新自耕农），7％是工商业者。 地主干什么去了？据调查，地主所得的地价款约22％用于消费，42％用于投资，其余的持有土地债券。大量富农转变成了商人，大地主获得了大企业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了持有股票的资本家。大陆改革开放后，南方深圳一带农村有被征地的农民，征地款有的没有分掉，而是买了股票。这既支持了当时刚刚起步的证券市场，也使这些农人一夜巨富。 【人物】农民杨伟名号召撤离延安 每看《当前形势怀感》，哪怕只看到题目，都有一股颤栗感。写此文的人叫杨伟名，陕西户县城关镇农民，任七一大队会计。 1957年杨伟名第二次成了中共党员，几乎与此同时娶了河南女人刘淑贞。据说刘小事上有时糊涂，大事上却从不糊涂。她反对杨伟名写文章：农民么，种好地就行了，惹事生非干啥？ 杨伟名写的文章让今人汗颜。1961年杨写了《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单看题目，这些都是国家正部级以上干部才有发言权的。所以说刘淑贞大事上明白——咱丈夫，一个农民！ 让杨伟名走向尽头的是《当前形势怀感》。这回题目比较谦虚，毛泽东在1947年7月写过《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篇文章有另一个名字《一叶知秋》，同样令人颤栗。文长近万字，12小节。 在文中，杨伟名议论农村形势：“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社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 有哪一位部长会这样问：“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 杨伟名进言：“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放开，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如果杨伟名真是一位部长，坐在毛泽东边上，他是否还会有如此判断力？是否还有把判断力说出来的勇气？ 正是由于没有坐在毛泽东边上，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中发现了鸡蛋问题—— 据说毛泽东主席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订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两件小事谈起。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18斤，所辖生产队9个，每队平均2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1）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9斤。（2）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3）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4）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5）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6）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里找补价款。（7）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1市斤——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