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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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手头资金总共也就1500万元。而2000年5月，1500万元变成了4000万元，净赚2500万元。 2000年6月，钟离开绍兴前往杭州，普遍的说法是因为“跟着他做的人太多了，他买什么，股民跟着买什么，他在绍兴已经做不下去了”。钟去杭州后，绍兴的股民朋友出于对他的迷信，也拼凑巨额资金，随他在杭州同一证券公司开户炒股。 不料，此番迁移再无归途。 导致钟健民倒下的直接原因，是一笔来自柯桥镇一私营业主2000万元的融资款。2000年6月，当钟决定赴杭州发展时，为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在中间人介绍下，接受了这笔2000万元的借款。 2002年5月下旬，股市重新回落到两年前“5．19”行情时的点数附近，但转战杭州已整整两年的钟健民却再也回不去了，5月21日，钟终于“爆仓”，这不仅意味着他自己不名分文，而且欠下了众多不知情的股民的巨额债务。 当夜，绍兴股民代表驱车赶赴杭州，而此时，钟健民已两度自杀未遂。钟健民与绍兴的几个委托者彻夜畅谈，直到凌晨，才被不离左右的妻子带走。有许多股民打来电话，责骂并威胁，这样的电话断断续续持续了一整夜。有位知情人认为：“正是这样的电话，坚定了钟自杀的念头。” 5月25日，钟随妻子返嵊州。27日晨，钟给有事外出的妻子留言：“我要到杭州一趟，手机没电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此后钟再未归家。5月30日，钟被发现已死亡，尸体旁满是烟蒂。 中国股民第一个殉难者叫康柏华，上海人。1992年5月12日，康赔了6500元，想不开悬梁自尽。 当然，在股市中赚了大钱的也大有人在。最甚者抽身出国，在太平洋东岸买房置地，换籍换种。也有在股市呼风唤雨末了失手的，如吕梁，但结果是人间蒸发，生死不明。明确的自杀如康柏华、钟健民者，实在令人感叹。人命各有不同。 用友软件的王文京是好命。4月，关于王可分得红利3321万元的议论一浪高过一浪。 华电投资公司首席分析师张卫星日前指出，以用友软件为典型代表的一批公司高派现的做法，体现了随着民营企业所有者的到位，使股票市场畸形的贫富分配方式现象骤然放大突出，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在于我国股票市场一直存在着股权分裂的制度缺陷。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股权分裂的现实，造成流通股投资者在股票发行时只能高价认购。 张卫星说，对于大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因为所有者的缺位，这些公司的老总偏爱送转轻分红。不过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完全不同的是，用友软件等一批由自然人实际控股的上市公司因其所有者到位，所以利润分配的目的非常明确，投资就要回报，而大比例送现金对大股东来说是最实际和最实惠的。 张卫星算了一笔账：用友软件出资8000多万元资产的大股东，一年就分的红利4500万元，不到两年就能收回投资，其市赢率为2；而出资20个亿的流通股股东分得红利1500万元，需要133年才能收回投资，市赢率为133。这种贫富分配方式实在太悬殊。而由于这些公司充分利用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缺陷，因此这种做法很难说是违规的。 有论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分不分红，分多少红，而在于同为股东，他们手中的股票却是不同价、不同流通因而不同利！或问：当初既然明白不同价、不同流通的前提，为什么股民还要去买那些高溢价的股票呢？原因很简单，股民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投机，说白了就是为了赌博！而这个赌场当初的不成文规矩就是三分之二的股权不流通。难怪当政府企图改变规则把那些不流通的国有股抛向市场变现时，股民的反抗是如此激烈。 评论说：假如当初用友软件上市时就实行全流通，股民还会高价买那些股票吗？肯定不会！在同股同权同利的前提下，凭什么你买一股只需一元钱，而我买一股却要拿出几十元？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友软件的高派现，实际上跟政府以市场价抛售国有股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用友做得更狠：它不用征得市场的同意，就直接把钱给圈走了！用友的做法给了政府一个启示：在畸形的股权结构下，国有股套现其实根本不必经过市场，只要所有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全部实行高分红，作为大股东的政府也照样可以直接把钱圈走而落袋为安。 电影《列宁在1918》里，列宁对前来向自己挑战的富农说：你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这事复杂了。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股权分裂给一些人暴富的机会，而且是合理合法的。法是什么？在证券市场，特别在维护股民利益方面，法是软弱的。这种情况终于有所改变。 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份通知之所以不同寻常，在于它表明：最高法对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民事赔偿纠纷案件“暂不受理”的解冻。 该《通知》只有6条，目前人民法院暂只受理和审理“虚假陈述”案。“虚假陈述”案指，上市公司或券商等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或公布的信息中，做出违背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侵犯了投资者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还为此类案件的审理规定了前置程序，即目前该类案件必须经过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查处，法院方可受理。 作为律师界参与《证券法》立法调研的惟一代表，李淳对《通知》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说，在证券市场的初创阶段，完全依赖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不过，从《通知》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法院对当前证券案的受理与审理表现出审慎的开放姿态。 李淳认为，“因此，这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胜利，这是目前投资者只能无奈接受的胜利”。对于此类证券审理前置屏障的设置，事实上抬高了这类证券案的受理门槛，增加了诉讼成本，同时也加大了证监会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但这只能是一种过渡，因为司法权必须高于行政权，法律才有公信力。
2002大盘点第125节 两地法官各判各的案
2002大盘点第126节 大法官开庭审案
2002年 大法官开庭审案 3月，中国开始执行法官、检察官职称制度。 根据中国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规定，中国法官分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高级法官和法官四等，其中首席大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担任。首批大法官、大检察官分别有42人。这次还评定了高级法官3万多人，法官18万多人。 有论者认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包括规范法官和检察官队伍的建设，的确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需的。但是，从这一次公布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的名单中我们发现，这40多人全部都是各级法院、检察院的院长和庭长。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名单来看，似乎职称的高低与职务的高低是成正比的。 评论说，据我们了解，这些名单中，有些被授予大法官、大检察官职称的行政领导并非是专业地、长期地从事法律工作的，是因“工作需要”被调到法院、检察院担任领导职务的。这就对法官、检察官的职称评定的依据提出了问题。打一个比方：将来如果有一天，他们中的某些人又因“工作需要＂被调离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那么，他们原先所拥有的大法官、大检察官的职称是否还仍然有效？如果仍然有效，那么他们是否还拥有审判权和公诉权？如果失效，那么，这种随着职务走的职称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评论说，进一步讲，把法官、检察官定位四级的实际意义又是什么？一个大法官在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上是否比那些低级别的法官拥有更大、更多的权力？如果是的话，这种以级别确定法官权力大小的法理依据何在？它又会对法院的审判工作产生何种影响？比如，人们可不可以要求高级别的法官而拒绝低级别的法官审理他们的案子，因为既然前者的级别高，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水平高，因而更能保证审判的公正？ 评论最后说，依据我们的观察，在现代法治国家里，法官似乎并无级别之分，而只有管辖权限之分。有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有大法官这样的职称，也只是表明这些法官专审某一类案子而不审理另外的案子。依据法治原则，任何一个法官，他的审判都是独立的，他所做出的裁决也是有效的。难道一个高级别的法官，就有权干预一个低级别的法官的审判并推翻后者做出的裁决吗？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此论也许过激，实行法官、检察官职称制也许有人们所不知的深意。继职称制前后，法官还披起了黑色法袍和西服，法庭审理还采用了槌。这些都有助于增加法官的声威。但我们不可想象一位法官身着法袍，当街下跪。但有警察楞就下跪了。 2002年5月24日中午，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加油站转盘处发生拥堵，往来车辆和人群排出了五六百米的长龙。此时，东河区交警大队交警温永胜中午下班途径此地，职业习惯趋使他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靠近。他一边示意被堵车辆绕行，一边劝阻群众离开路口，同时还紧急联系中队，请求增派警员疏导。温永胜一人周旋在人潮之中，无法疏导拥塞的交通。面对越来越长的被堵车辆和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突然“扑通”一声，温永胜跪在了人群当中！ 他说：“大家不要再堵塞了，你们站在这里半小时，这里的交通至少要堵上两个半小时。”人群里不时传来谩骂声，还有人扔进饮料瓶，温永胜没有躲闪，跪在那儿有10分钟。这时一位长者对着人群喊：“男人膝下有黄金呐。他是一个警察，我们不要再让这位同志为难了！”随后人群开始骚动，道路渐渐被腾开。一直站在温永胜身边的妻子把他搀了起来，两人上了一辆车离开了。 事件发生后，温永胜没有对任何人提这件事情。一周后，当时目睹此事的东河区某领导在全区政法大会上重新过问此事，并说出温永胜的警号，这个为工作而下跪的包头交警才浮出水面。 包头民警曹克林对同事温永胜的做法非常钦佩：“作为一名交警，首先职责是疏导交通。从其行为结果看，温永胜的举动并没有给我们交警丢人。在危急时刻，温永胜给我们的衣食父母下跪，他的情操是高尚的。” 而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认为：包头交警下跪事件是一种个案，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它没有普遍的代表性。从理性上看，交警代表着法律的尊严，当法律权威无效的情况下，采取了下跪这种非常规的做法，这是计无可施，我本人对该交警尽职尽责的行为表示敬佩，但也不能普遍褒扬。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翔平认为：这个警察的情商很高，他恰当地利用了人们的情绪，让事情向积极的一面发展。也许有人认为一名执法者当街下跪丢了面子，但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这名执法者的平等意识和法律的尊严。什么是人的尊严、法律的尊严、国家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应该是通过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体现的。还有什么比人民大众的情感更高的尊严？ 警察向人民下跪可耻，那么向钱，向不合理的规定下跪就不可耻吗？ 4月12日上午9时许，家住在甘肃省保育院家属院76岁的李老太太，在横穿铁路时，被飞速驶来的火车撞断左腿，血流不止。只见这老太太躺在石台阶上，而兰铁公安处的几名民警则站在老太太身旁。9时40分，120急救中心医务人员赶到，但被警察挡住。医生提醒警察：“失血过多，耽搁这么长的时间，老太太性命难保。”但现场警察依然不允。 10时15分，铁路医院的医生赶到，将伤者拉往铁路医院救治。12时40分，老太太因“创伤失血性休克，循环呼吸衰竭”而死亡。省急救中心的张寿科医生说，老人如果内脏没有出血，单是骨折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事后，兰州铁路局提供了一份处理路外伤亡事故的文件——《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其中要求对路外伤亡人员的处理，要组织人员护送到就近医院急救，随后的括号里注明：就近医院以铁路医院为主。 到底是生命重要责任重要，还是病源重要钱重要？对照起来，温永胜的心是金子。 遵守法律，敬畏公理，这是每个官民都应有的平等意识。 46岁的朱恒宽现任河南省葛市市委书记，8月14日刚刚上任。在此之前，他在焦裕禄曾工作过的河南省兰考县任县长、县委书记达5年。就在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