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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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42人的惨剧。 9月14日投毒那天直到上午10点,仍有人看到陈正平在街上观望。在公安清查了周围店铺后,陈正平走到门面房房东那儿,平静地说:“听说陈宗武烧饼有毒,公安收了大饼摊。这几天也做不成生意,我回家去了,你给我个电话,水电费过几天给你。”房东事后回忆:“我当时心里很慌,没想到他倒比我还镇静。” 9月15日凌晨2时40分,由洛阳客运分公司担当的上海开往洛阳的1659次列车在徐州车站即将开车,列车乘警长崔万鸿接到紧急通知:投毒犯罪嫌疑人陈正平可能乘坐1659次列车逃逸。列车乘务人员组织拉网式排查。4时50分,12号硬卧车厢1号有一名男旅客侧着身子朝里酣然入睡,崔万鸿发现这人正是要查找的涉案人。不等他反应过来,崔万鸿一个虎扑将陈扑在铺位上。 陈正平已被处死。 类似原因的投毒案还有几起:4月2日江西九江发生连环投毒案,案犯认为社会上的人瞧不起自己,要别人知道他的厉害;广东韶关仁化的投毒案是案犯与丈夫吵架后要把事情搞大,就在校内的食堂投毒……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指出,社会的急剧变化,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危机,乃是在人的心灵上丧失了三种东西,那就是共识、秩序和意义。因为缺乏共识,产生许多误会和冲突,引发彼此的疏离和仇恨;由于缺乏秩序,显得无规范,无纪律,似乎伦理和组织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加上缺乏意义,使得生活没有目标,人生迷失了方向。人间失去了彼此的信任,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由紧张引起人心灵的封闭,而封闭的心灵受到了刺激,就会引发某些人对整个群体的仇恨,这也是系列投毒案更深层的原因。经济也许得到了巨大发展,可是人们之间的信任、理解和包容却相对滞后。 9月30日傍晚,在贵州省台江县南庄村,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在户外玩耍,等待着父母回家。这时,村民张这满出现在村口的小卖部前,小卖部的主人当时外出。张这满看着闹哄哄的小孩们,开始轻轻地点起人数来,:1、2、3、4…… 6时40分,张吐了点口水在手心上,用力搓了搓,扭头走回距小店有30步的家。6时50分,张这满提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斧子走出家门,径直走向玩耍的儿童。“扑、扑”两声闷响,张这满手提斧头,砍向两个蹲在地上的小孩的后颈。另两个吓得呆若木鸡,张这满前跨一步,又是几斧,两个小孩又倒在血泊之中…… 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张这满共砍死7个4~10岁的儿童,砍伤6位成年人。 张这满的动机是什么?人们几乎找不到。 在当地村民的眼中,张这满神志正常,只是个话语不多、不合群的青年;警方在庆功请功之余,表达出同样的困惑,他们也提出过无数的假设,但没人知道张杀人的理由。 张这满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从小就不爱说话,成绩也不行,念到四年级便没法再读下去了。1996年春节刚过,张这满曾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到广东打工。一年后,揣着七八百元钱的张这满回到了村中。村民说,从广东回来后,张这满的嘴更像是上了把锁。平时惟一干的农活,只是帮家里把牛赶上山而已。 张的哥哥与弟弟也很少说话,总是听到弟弟在抱怨,“他老说自己没得本事,搞不到钱,没人瞧得起……” 民警曾经试图在张这满长期居住的阁楼里发现线索,但除了一床棉被和一杆钓鱼竿外,一无所获。在大家的眼里,张这满与村里人从来没有过任何争执,他就像村头的一块石头,大家好像忘了这个人的存在。 事发后,当地政府给了受伤者为数不多的补偿金,死亡赔偿每人1200元,让张这满家属赔偿,但张的父母无钱赔偿。张家1头价值1300元的水牯牛、3头价值1000元的猪、4000斤价值2000元的稻谷及价值3000余元的建房木材均被死者家属掳去。对此,张家父母没有怨言。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认为:张这满的犯罪看似没有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中报复社会的动机。他有心理障碍,没有道德观念,没有罪恶感,情感冷漠,这是一种反社会的人格特征,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容易自杀,也可能在外界的剌激下变得狂躁。张这满同村里人到广东打工,说明起初他选择了一种超越自卑感的方式,不幸的是他失败了。受挫后,他的自卑感越来越强,对社会、对周边人的仇视越来越深,以致最后选择了杀人犯罪的方式来超越自卑。 有分析说,美国的贫富差别是很大的,而美国人之所以比较能忍受,是因为美国人相信,美国给个人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现成的果实,这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没有人在这个社会里有坐享其成的资格;之所以有这种信念,一大原因是他们有权力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这个权力是在选举中体现的,因此当自己在竞争中失败时,就不应该抱怨规则的不公;美国富人在这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中获胜后,将一部分财富捐回给社会,从而赢得尊重。
2002大盘点第115节 尹健庭教育怪论
2002年 尹健庭教育怪论 犯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其中也有教育的。教育不仅是教学生技能,更重要的是教怎样做人,怎样适应社会。这一点公立学校已形成传统,已有定议,但仍有一些教师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们的路就很不平坦。 49岁的尹健庭原是湖南省重点中学株洲市二中的语文老师,其撰写的教学论文《入学教育课》中,表达了以下观点:“读书干什么?考大学干什么?……读书增强了自己的本领 ,提高了自己的资本,将来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挣下大把的钱,从而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事业辉煌,甚至找一个漂亮的老婆,所以,我强调读书是为了自己。” 2001年,尹健庭的“怪论”在全国引起大哗后,当年8月31日,株洲市教育局下发文件不得聘其当教师。2002年1月,尹向株洲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株洲市教育局,要求其撤销限聘的处理意见。6月7日,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经审理认为:根据《教师法》有关规定,在尹健庭的教师资格证未被撤销之前,他应当享有受聘权。8月8日,法院下达了判决书,官司赢了。 尹健庭这样解释“读书是为挣大钱娶美女”:“我们当年250多名知青下放农村,我是惟一考上大学的,是凭实力考上的,不是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要推荐的话,我就没资格了。我爱人当时是女知青里面最漂亮的一个,100多男知青追她呀,可她最后就被我追到了。” 尹健庭被解职后在全国跑了很多地方,到青岛去过两次,北京两次,深圳两次,广州两次,杭州四次,金华三次,还去过义乌、天台、温州、桂林、湛江……北京一家网络公司,2001年12月份打了几次电话,邀请他去北京工作。老总问你要多少钱,尹说4000元,少一分就不干了。公司同意了,但在北京干了一个月,公司没有给具体的事情做,闲养着,尹心情就不舒畅,感觉好像在受怜悯恩赐。2002年春节前几天,尹回到株洲的家。 2002年8月,尹健庭受聘于广州某高考补习学校语文助讲,月薪初定4000元起。据说,尹的讲课像演讲。 尹健庭终于走进了市场经济,从公立学校走进民办学校。另一位语文老师,原青岛市二中的王泽钊也走了这么一条路。 十几年来,王泽钊基本上不用国家的统编教材,带过17届高三毕业生,所带班级的高考成绩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多年来编写的150万字自编教材,很快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王泽钊上课,不循常理之处甚多。人家上课都用人教版教材,他往往只在开学三周内就将教材有选择地讲完,余下的时间都讲自己为学生精选的文章。王泽钊的考试答案往往是开放性的,例如诗歌鉴赏,学生所答能自圆其说就成。他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语文课就是语文课,可在他这里,居然还细分出了阅读课、对话课、辩论课、表演课等好几种。 高三阶段,一轮轮的题海战让学生疲倦不堪,有学生用念诗来自嘲这种压抑的生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王泽钊说:“他们能想起文学的力量,用文学来抵御单调和乏味,我真是很感动,我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王认为传统的语文课本,“有价值的文章不多,更谈不上人文素养”,“有的干脆在说谎”。比如《荔枝蜜》的结尾说:“多可爱的小生灵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美的生活。”他对此大有疑问:“小蜜蜂是在为人类酿蜜吗?你去取它的蜜试试!” 此外,“现行的教学方式并不鼓励创造性思维”。他举一个例子,小学语文课中,有“雪化了是什么?”一题,有学生答“雪化了是春天”,被判零分,因为“雪化了是水”才是标准答案。“就这样,一个诗人被扼杀了,世界上也许多了一个庸人。” 王泽钊天马行空般的授课方式,当然引起了部分人的非议。王泽钊过去的一位校领导认为:他不依靠教材,很多学生在课后无法复习。 有趣的是,对王泽钊有非议的,往往不是校领导,而是语文教学组的同事。2000年学校搞竞争上岗,让各学科组自己投票,结果王泽钊差点下岗,最后被“降岗使用”。 王泽钊“觉得窝囊”,以“不适应学校环境”为理由,递交了辞职报告。目前,王泽钊正应聘于两家民办学校。 一个教师走了,天塌不下来,但对一群学生的影响,则是无可估量的。一日为师,终生父母,爹要出走,娘要嫁人。孩子怎么办?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2002大盘点第116节 公务员长薪农业税不免
2002年 公务员长薪 农业税不免 “五一”长假疯玩之后,北京、上海的文化节又兀自开锣拉幕了,中国的外国的艺术家各争其艳,美仑美奂。接下来还有世界杯,又有一个理由去喊去灌酒去韩日撒欢了。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于是有人考证,中国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轨道。说来就深了,但莫朝信不一定这样看。他的乡亲们也不认账。 莫朝信是贵州省荔波县的一个学生,布依族。1997年认识他时才上小学二年级,从那以后我每学期帮着他交学费。某一学期给他寄学费晚了,过后他来信说,家里正盖房子,没给他备着交学费的钱,他就日夜担心着,直到老师告诉他北京寄来了学费,方才踏实下来。千恩万谢。 咱修养差,不检讨自己,光骂他爹:盖房子晚上俩门仨窗的怕什么?孩子上学不比这重要?干嘛不先挪出点钱,让孩子着这么大急! 忽又想,不是9年义务教育应该免费吗?然后一叹,应该的事情多了。义务教育之后,莫朝信初中毕业以后怎么办,还能接着上学吗?过去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就上师范,《红旗谱》里严江涛就上的师范,免学费,有饭吃。现在不成了,在山西一个地区师范读大专,一个学期的学费就上了4000元,比北大本科还贵。越到下面越敢捞钱。 说这话有点过了,没有钱能干什么?比如义务教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中央政府只占2%,乡镇投入则高达68%,另外的30%由省市县三级分担。所以才有人在乡村的墙上刷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那是因为只要手头紧了,干部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请教师勒紧裤带。莫朝信们怎能不自己掏钱义务求学呢? 中央政府也不容易,哪哪都要花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培勇说,1996年编制九五计划时立下了两个财政目标,一是到2000年基本消除财政赤字,至少要控制在100亿以内,结果现在是在3000多亿;二是国债规模控制在3000个亿,不料现今到了18000亿,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借债。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大头,这两年税务干部们辛苦了,一路高歌狂进。2001年税收达15000亿元,增收2400亿,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 于是经济学家厉以宁很为国家高兴,信心大增: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政府加大投入,二是减税,如今投资是加快了,税却没有减,你把农业税免了就行了嘛,一年才300多亿元,政府哪少这点钱?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不像厉以宁那般乐观:目前国家一年的税收总额只占到GDP的15.6%。这个比例是很低的,所以没必要取消农业税。 有学者指出税务局长无权决定某个税种或税率的调整。 反正是缺钱,各家肯定得争,各说各的理,局外人很难插上话。 正此时,公务员再次加薪的事公布了。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