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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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实地采访，客观记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印痕，并结合各地的历史禀赋和偶然历史因素，还原导致这些区域现有经济模式形成的真实背景。我们相信，这同时就是进一步分析该种模式的现实效率和未来竞争力的基础。　　　　
　　　　1。误读　　　　
　　　　一个月的持续走访和追问，我们发现了一些简单而又普遍的误读。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把温州模式等同于浙江模式——尽管民营化是浙江的经典经验，但以个私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并不能涵盖多元的浙江，如今浙江活力最强盛的宁波、绍兴等地早期恰恰属于苏南模式，后起的台州则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导。　　　　
　　　　比如宁波，它的苏南路径直到１９９３年前后才被打破。这一方面有邓小平南巡的背景，另一方面则与苏浙两省当年多少带有狭隘的地区观有关。“温州模式浙江化，苏南模式江苏化”的政策，原本带着吴越文化对立争宠的烙印。但历史就这样改变了——１９９５年开始苏南模式由盛而衰，而宁波幸运地提前完成了自己的转轨——尽管它未必洞见到苏南模式日后的衰退。大量的类似事实让人感到，一个地区的整体走向或许决定于相对宏大的背景，但具体的路径却往往会因为一个人、一件事的偶然因素而改变。为此，一个区域走过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被完全复制的。这个论点同时也成为我们分析新温州现象的理论基点。可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既然如此，浙江经验的借鉴意义到底在哪里？　　　　
　　　　2。启示　　　　
　　　　温州模式发展到了今天，定义已不确指，但至少有三个主要内核是得到普遍认同的。第一是讨论较多的产权结构民营化，第二是民富，第三是无为而治的政府施政哲学。并且，这和整个浙江经验共通。从第二点来讲，当年苏南与温州两种模式走向的最大分化是：在苏南，随着乡镇企业实力愈大和强者愈强的规律，其主体是从农民到农民中的精英，再到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浙南，商贸和实业的从事主体是从农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农民，再到几乎所有农民。前者走到最后，风险都堆到了政府头上，而后者不但藏富于民，还把风险平摊到了整个社会。　　　　
　　　　这轮新温州现象的讨论缘于外界对温州ＧＤＰ增速放缓的关注。可如果由此断定温州模式的消亡，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至少忽视“民富”这一内核——２００３年温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６０３５元，远高于上海、北京，其中仅消费性人均支出就达１２６１９元，比全国平均水平６５１１元高出９３．８％。　　　　
　　　　由此，新温州现象可以提炼为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的分化，也就是另一些人说的产业温州与财富温州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ＧＤＰ与ＧＮＰ的一种对峙。　　　　
　　　　温州本土产业大多集中在低小散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代际锁定，这使得温州由产业溢出的大量资本只能平面化地流向其他成本低洼地区，以维系以往的利润率。这种“资本外流”，或许短期内不利于地方ＧＤＰ，但同时却是温州人经济昌盛的根基，是民间创富的一种自发的路径选择。对此，温州应清醒认识，在一个人均只拥有０．３亩土地的山区，其经济在一定阶段陷入瓶颈几乎是必然的。温州本处于中国的“盲肠地带”，其常态应该是不活跃的，只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远离中央管制，才非常态地活跃起来。当然，温州还应该看到，本地的资本外流既是自发的，也是无奈的。比如，目前在温州急待加强的基础设施建设，民营资本的进入比例还只有１６％。如何推进地方产业升级，提升集群厚度，打通更多的投资渠道，以拓展本地投资空间……这些问题到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主体——地方政府——这也就牵涉到温州模式的第三点“无为政府”。　　　　
　　　　其实，当年温州政府的无为哲学之所以受到很高礼遇，主要是比较于前期中国各地方政府普遍、严重的越位而言的。随着中国政府整体改革的不断推进，简单的“无为”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原来体制外的产业发展政府只需默认，而现在政府需要明确表态。”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认为，在浙江下一轮的发展中，制度创新的接力棒正由民间递向政府。而浙江经济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更是指出，温州下层番薯经济的活跃与上层思想结构的脱节，在另一个侧面，可说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悖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温州问题既是浙江问题，也是明天的中国问题。作为民间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浙江能否在政府自身的效能革命上再次先行实现突破，值得人们期待。　　　　
　　　　（记者王云帆）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0节　杭州湾变局

　　　　逐鹿杭州湾：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　　　　
　　　　杭州湾是浙江与江苏争锋的主要砝码，这个砝码将打破长三角目前的平衡局面，使长三角重心南移。　　　　
　　　　在杭州的牵引下，杭州湾经济发展明显提速。环杭州湾地区，将逐渐从一个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转变成以制造业为支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平台。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一份长达８７页的《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２３个城市排名》全英文报告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寄出，其目的地则是这次排名第一的城市——杭州。　　　　
　　　　杭州之所以得分最高，得益于杭州的基础设施、非正规收费、推进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表现。在政府效能与廉洁程度上，杭州的表现是２３个城市中最佳的。　　　　
　　　　１２月份，在由台湾电子同业公会公布的《２００３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浙江萧山综合得分又是最高，而昆山则由2003年的第一降至第七。有专家认为台资在大陆投资的态势是“昨天东莞、今天昆山、明天萧山”。　　　　
　　　　杭州之所以有如此突飞猛进的进步，来自于前几年杭州发展战略的转移。２００１年２月，经国务院批准，杭州市扩大市区行政区域，撤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置萧山、余杭区。区划调整后杭州市区的面积从６８３平方公里扩大到３０６８平方公里，人口达到３７２．５５万，标志着杭州由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杭州市市长茅临生认为这是一种继承和发展，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使杭州的发展有了新的空间。其表现为：　　　　
　　　　1．　　　　
　　　　与上海同城　　　　
　　　　走向钱塘江时代最主要的要素与举措是接轨上海。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随着萧山、余杭撤市设区，杭州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区域性大城市。其资本充裕，民营经济发达，政策优势明显。作为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八的杭州市，作出了“形成与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区域共同发展格局”的决策。　　　　
　　　　交通共建是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的基础。浙江省政府决定将沪杭高速公路拓宽至八车道，再加上正在准备的沪杭高速铁路等高速轨道交通，杭州到上海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现在从杭州到上海需要１小时４０分，但如果这个时间能够缩短到４０分钟，杭州和上海就是“同城”的概念。　　　　
　　　　作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枢纽，杭州同时也是承接上海向南翼辐射的桥头堡。最终形成上海与杭州的同城效应。茅临生说，同城效应，就相当于上海人多了个西湖，杭州人多了个外滩。　　　　
　　　　“我们现在应该这样讲，大树底下好乘凉。杭州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要做到利益双赢，我们大家是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今中国在经济上要取得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定要触动行政区域某些体制方面的问题。杭州今天的方针是：“政府作领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来运作。”　　　　
　　　　2．　　　　
　　　　杭州民外合璧：两轮驱动　　　　
　　　　“民外合璧不仅是杭州招商引资模式的创新，更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杭州的一位经济学家这么认为。而杭州政府也将民外合璧作为杭州经济再次飞跃的推手。　　　　
　　　　杭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活力最充沛的地区之一，非国有企业占全市的９０％，个体私营经济占全市ＧＤＰ总量的４２％，个体私营和股份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全部工业总产值将近８０％。民营经济体制清晰、经营灵活、产权归属明晰，与外企共同的地方很多，所以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主力军作用，以推动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实现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内源性经济与外源性经济“两轮驱动”，从而使杭州经济快马加鞭，成为杭州的一大战略。　　　　
　　　　在杭州政府的推动下，“万向”、“传化”、“富通”、“西子电梯”等一批民营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嫁接”改造，迅速扩大了企业的规模实力，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升了产品的档次，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实现了“二次创业”。目前，已有８２个国家和地区在杭州市直接投资，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有３７家在杭州投资落户，杭州的引资量业已逼近宁波。２００３年杭州引资量约为５０亿美元，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通过内外合璧，杭州的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与这些跨国企业精英接触的优越条件，民企嫁接外资可谓是水到渠成。正如市委书记王国平对杭州民营企业与外企发展的评价：通过以民引外而加速的杭州经济发展，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机。　　　　
　　　　3．　　　　
　　　　杭州引领杭州湾　　　　
　　　　近几年，以上海为中心体的一体两翼的均衡格局有所变更。上海对周边辐射、带动作用日强，但深浅却始终有所不同，受益最大的就是苏南。随着上海实力增强，辐射半径逐步扩大，镇江、扬州亦开始受益，辐射路径大有北上之势，但反观与上海比邻而居的浙江嘉兴、湖州、宁波等地，前几年，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静悄悄”的。对此态势，浙江焉能高卧。　　　　
　　　　不过，杭州湾大桥的建造，以及杭州投资环境的提高，外资的大量涌入，将使长三角的天平向南倾斜。杭州湾大桥将对长三角南翼地区的整体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并非虚妄。大桥的建造，必将加深上海与浙江两地的互动关系，从长远看，可能引发上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布局结构调整。　　　　
　　　　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认为，在浙江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过程中，兴建大桥缩短了与上海的时空距离，有利于浙江以更低的成本取得上海优势，从而达到借力支撑，更快地发展浙江经济。　　　　
　　　　此外，浙江发展战略的改变、杭州投资环境的优越以及跨海大桥等因素将改变目前外资落户的布局，即有可能使台资、外资投资重心由苏南向南迁移。而目前的一些迹象似乎也显现出这样的态势。２００２年７月，浙江省确立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而后，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地招商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　　　　
　　　　过去几年，浦东开发，浙江是第一位的资金来源地，投资规模在５００亿元以上，但更多的呈单边运动，由浙江尤其是浙东向上海流动。大桥建成后，两地互动将成新趋势，更多企业会将研发放在上海，而将生产、仓储放在浙江。有意思的是大桥开始建造后，传说杉杉已有迁回宁波之意。资本外流减少，将使浙江有足够的资本提升产业结构，发展高科技、重化工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　　　　
　　　　位于浙江嵊泗列岛的上海大小洋山港的建造，浙江整合宁波港与舟山港等浙江省内沿海港口资源，无疑会加速上海与浙东地区的港口一体化的进程。整合后的宁波港与舟山港，通过跨海大桥与上海的芦潮港相通，而芦潮港通过在建的东海大桥与大小洋山港相连。舟山港、宁波港、杭州湾跨海大桥、芦潮港、东海跨海大桥、大小洋山港（国际航运中心）将组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港口群。而这个港口群的形成，必将使长三角的经济布局的重心南移。　　　　
　　　　跨海大桥的建成将使福建、江西两地到上海的时间减少两小时，有利于增强长三角对福建与江西的引力。如果福建与江西通过跨海大桥更加积极参与到长三角发展中，将有利于浙江经济的发展，将使福建与江西的资金流、物流流到浙江或流经浙江，这当然有利于杭州湾经济的发展。　　　　
　　　　在杭州的牵引下，杭州湾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