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展望-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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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面都经历着激剧的改变。在这样的改变中，西方世界从它的中古走向近代。在这个时代，欧洲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邦的兴起，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工业改进。这些事变，对于西方本身以及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深入而广远的。尤其是工业改进所产生出来的力量，从十七世纪开始自西欧核心出发，像上帝的手似的重新塑造世界。这种重新塑造世界的进行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正在加速度地展进。

　　　　我们将上面所述同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景象与西方文化的发展对照，便多少会看出西方文化之所以作着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发展是由于许多重要条件之不同所致的。文艺复兴以后，在哲学上，法国出了一位尚怀疑的大师代嘉德（RenéDescartes1596—1650）；英国出了一位重经验的研究方法的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及“破执”的休谟（DavidHume1711—1776）。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对近代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更多：理性的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是其中最杰出的；伏尔泰（JeanFrancoisMarieArouetVoltaire1694—1778）是法国十八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大文豪；就思想的相当通达和对时代的影响而论，伏尔泰是法兰西的梁启超。艾撒克？柏林（IsaiahBerlin）说：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7）

　　　　……伏尔泰要扫除一切黑暗的奥秘和荒诞的神怪故事。这些东西是从怠惰、盲目和处心积虑制造的机诈里产生的。这一切奥秘和神怪故事都是藉神学、形上学及其他各种各色而隐蔽起来的独断教条或迷信之名而出现的。长期以来，无所顾忌的恶汉利用这些东西来愚弄千千万万愚夫愚妇。这些人是被那些恶汉所谋杀、奴役、压迫和剥削的。…

　　　　在科学上，从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到牛顿（IsaacNewton1642—1727），从牛顿到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真是巨人辈出。达勒顿（JohnDalton1766—1844）继德摩克利图（Democritus—）建立原子理论。法拉第（MichaelFaraday1791—1867）从事奠定近代电学基础。马克司威勒（JamesClerkMaxwell1831—1879对于电磁学的贡献无人可以忽略。在生物学方面，出了一位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他花了二十年的时光来搜集资料和做实验。普鲁士的博物学家洪波特（BaronVonHumboldt1769—1859）的开创精神和求知精神，感动了欧洲各国。一八三一年英国放出比格勒（Beagle）号出发，观测智利、秘鲁海洋和太平洋上某些岛屿。达尔文就是乘这条船参加这次远征的正式博物学家。这次远征的伟大收获，就是一八五九年出版的TheOriginofSpecies（《物种起原》）。工业改进大致始于十七世纪，大著于英国十八世纪下半叶，尤显于十九世纪。工业改进之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有非前人所能梦想的。随着工业改进而来的，为资本制度之兴起，经济自由之勃兴，民主政治之成长，英国城市之形成，打破梅特涅（Meternich）所代表的保守势力，自由主义随中产阶层之兴起而高涨，普鲁东（Proudhon）和布郎（LouisBlanc）等人的社会革命思想随工业改进所产生的社会弊害而传播。除此以外，列国在海外寻求市场，竞争寻求殖民地。而工业改进之直接的结果之一为“船坚炮利”。“船坚炮利”是一种最“兑现”的物理力量。英法等国就拿这种力量作向外扩张的后盾。

　　　　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向“落后地区”扩展其文化。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叶，西方文化扩张得更广远。诗人齐柏玲（RudyardKipling）高唱“白人的责任”。所谓“白人的责任”，就是白种人有责任“教导”有色人种：要他们采取西方的制度，采取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且学习西方的技术。这就造成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接触。欧洲人自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即已从事远洋殖民和贸易事业。这种事业到了十九世纪随着以轮船为工具的交通之扩张而扩张。殖民的先头部队通常是旅客、商人与传教士。随之而来的是影响圈的建立和扩大，以及经济与政治势力的逐渐加强。法国从一八三○年开始在非洲殖民。英国工业改进的结果，造成人口过剩，于是向美国及加拿大移民。但是，英国人向美国和加拿大移民不久，路途日蹙，于是目标指向叙利亚、印度和中国等地。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即有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可是他们人数既少而且不太受欢迎。天朝将门户紧闭，不让“夷人”深入内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渐渐扩张，决定改善与中国贸易的关系。但是，天朝没有这个兴趣。何况英国人贩卖进来的货品之中有的不太卫生。两国之间的交涉愈弄愈伤感情。于是，演变成一八四○年的中英战争。结果是中大败，割地赔款了事。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8）

　　　　从这个事件开始，陶英贝（ArnoldJosephToynbee）所说的“挑战与反应”方式，＇22＇一百几十年来正式在西方与中国之间上演。自此以后，在列国的“船坚炮利”之下，中国的损失可重大了。我们现在只列举荦荦大者。

　　　　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赔款洋银二千一百万圆；除割让香港以外，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商货物进出口税秉公议定；以后两国往来文书概用平等款式。在这个条约里，中国的关税自主在事实上丧失了。可是，当时的人对于这方面的重大损失懵然不知。他们最伤心的事是以上国之尊降而与“夷人”平等称谓。

　　　　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开放长江流域；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允许外国公使驻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题儿第一遭。当时大臣以为国都让“夷酋”留驻，有失天朝尊严，而且易遭夷人探刺朝廷意旨，藉机有所要挟。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结果订立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了交换已经批准了的天津条约以外，割让九龙，并且开放天津为商埠。后者是华北门户的打开。

　　　　一八七九年日本并吞琉球。一八八一年伊犁收回，但偿俄九百万卢布。

　　　　一###五年中日战争，中国新建海军被灭，结果订立马关条约：日割台湾；开放内地四口通商；拆离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一###七年德国藉口曹州教案，占领胶州湾，并强迫租借。俄、法、英、日，群起效尤，各自利用中国的弱点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和势力。

　　　　一九○○年义和团起事，打杀洋人，焚毁教堂，闯下滔天大祸，引起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结果订立辛丑和约：中国遣派大员往有关国邦道歉；惩办祸首载漪、董福祥等；直隶等处四十五城停止文武考试五年；明定出兵各国在天津和山海关等地有权驻兵；大沽炮台等一律削平；出兵各国酌量驻兵以保北京到海口的道路畅通；赔款四万五千万两。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的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中国已经紧接被全面瓜分的边沿了。幸喜一###九年约翰海（JohnHay）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瓜分之祸才被遏止。不然的话，中国可能成非洲之续了。

　　　　这种景象，可以用麦克尼勒（William）所叙述的话来总结：

　　　　一八五○年以后，由机械发动的工业之进展，巨大地促进西方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在这一时期的开始，远东的堡垒在西方炮艇之前陷落了，而且几个欧洲国家在亚洲与非洲扩张并巩固了他们的殖民帝国。……

　　　　综观以上的陈示，我们就可明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势力，加上因学习西方文化而新兴的日本势力，步步向中国进逼，起先还只限于通商，接着提出领土和传教的要求，最后则摇撼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把中国天朝型模的世界观给破碎了。

　　　　薛福成尝记述胡林翼的一件事情：

　　　　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麾下为戈什哈，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胡林翼之死在咸丰十一年，即联军入北京之后一年）。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二章　什么是文化　一　清开道路

　　　　由此可见当时醒觉的士大夫所抱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之破碎，以及精神所受挫折之严重。所以李鸿章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在中西这一连串的接触里，起初是西方人要求中国对他们平等看待。中国人不肯，他们就动手打。这可以说是“打不平”。后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胜了，就把“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人身上。这真个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自从“西风压倒东风”以后，中国连自卫力也丧失了。

　　　　事势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自然会提出这类的问题：

　　　　中国文化到底行不行？站不站得住？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毕竟优于西方文化？

　　　　这类问题，自从清末以来，常常被明显地或隐暗地提出，常常被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这类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为什么呢？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复杂。我们现在只能将其中最关紧要的几种指出：第一，与这类问题相干的知识太多，而且迄今太少人认真去作正式的研究。第二，对于这类问题，太多的人一接触时就像触了电似的带了情感作用，并且依之而作价值判断。但是，各人对于这类问题的情感联系不同，因此所作价值判断也不同。第三，带情感作用的价值判断弯曲或岔开了对于这类问题之客观的认知。这么一来，和这类问题有关的言论和思想愈弄愈乱。有的人只发感慨。有的人把“作主张”当做“作认知”。有的人乌托邦式地倾向西方文化。有的人似乎比较严肃，但是却抓紧“人文”“理性”这一两个空虚的玄学名词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似的做观念游戏。有的人一开头有意无意抱着满腔“卫道”的心情来立论。另外有的人怀着“打偶像”的动机要扫荡一切。卫道之士忽略了一种情形，如果别人认为无道可卫而你说别人“未闻君子之大道”，那末只有被人视作酸腐。如果别人本来就不承认那一套“圣人之教”，而你据之以责备别人“叛道离经”，那末只是搬出别人根本就不要戴的一顶价值大帽子来压人。反之，打偶像的人忽略了一种情形，如果别人对于其所卫的道有情感的联系而你要去“犁庭扫穴”，那末很可能会激起他藉搬弄学问来建筑一套自我防护的体制。像这个样子的混乱论争，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们要能解决中国文化是否比西方文化优秀这类问题，首先必须建筑导向这类问题的解决之道路。道路没有铺好，我们是无法走到一定的目的地的。从最低限度来说，中国文化是否优秀过于西方文化这个问题，在“优秀”的标准没有订立以前，任何论争都没有意义。复次，如果我们尚未建立起公认的世界文化典范，那末说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没有意义，说中国文化劣于西方文化也没有意义。同样，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说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没有意义，说西方文化劣于中国文化也没有意义。不过，如果我们拿“适者生存”来做标准来评判近代西方文化和在近代的中国文化，说谁优于谁，那末便不是无意义的。

　　　　“适者生存”的原则适于说明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大量现象。这个原则，稍作必要的修改，也可适用于一个一个的文化之生存发展和萎缩以至于消亡。如果任一文化能够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环境，那末我们就说这个文化是优秀的。如果任一文化既不能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又不能适应它外部的环境，那末我们就说它是不优秀的。我们可以根据这条原则来观察并衡断古往今来的许多文化。在吾人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也曾经有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有的文化寿命长，有的文化寿命短。无论一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