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展望-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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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文字前期的社会涌现出来的统治组织和从近代西方社会产生出来的统治组织很不相同。近代西方社会的统治组织是法治间架以内的产品。即令统治组织的人事变换，并不影响到支持它的那一公共支持的法治间架。而公共之所以支持这一法治间架，系因有公共的文化理想、行为典则、基本价值观念。这些基础为任何一个统治组织所承认。于是，统治组织这一层面的人事尽管有移换，社会文化的基础则不会动摇。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轮番执政，但英国的基督教文化运行如故，甚至英国的文官也不受影响。这一实例，最足说明此一道理。然而，中国传统的统治组织往往是社会文化的演衍或激烈变动的产品。它的出现几乎没有法治途径可循。恰恰相反，只有它站稳了，安定久了，然后才有法治间架可求。这样的统治组织，一出现便先天地有浓厚的私人及其团体的色彩。它以一个可能的“皇帝”作中心，其余跟着他打天下的是“从龙之众”。天下打出来了，原有前朝全班人马至少在制度的理论上统统都以屠杀或其他方式换掉，再来一批新人。这就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这种统治形态以内，统治者和他的重要僚属及子民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常为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统治形态的要素是仆属和子民对统治者个人的忠诚。这种对人身的忠诚，分析到最后，根本就是纳入少对长的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无可渡让和无可移换的，所以僚属和子民对统治者个人的忠诚也是无可渡让和无可移换的。因此，在这种统治形态之下，忠于特定的人身被视为美德，所谓“忠臣”大受赞扬；而“心怀二志”便大遭疑忌，“贰臣”是要被唾弃的。不独如此，女子从小就透过社化作用而塑造“烈女从一而终”的思想型模，以及与之相联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反应。“名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仿佛“从一”是“无上道德”，“事二”便是无底罪恶。就这样，统治伦理化了。因此，中国历来不改朝换代则已，一有改朝换代，所牵涉的不止是统治组织的更换，而且还深入地冒犯着伦理道德。在改朝换代的惊险过程中，成功了固然不愁没有儒生来歌功颂德，失败了则不止得赔掉性命，还得背上“乱臣贼子”的罪名以终古。所以，中国历来改朝换代，很少不是弄得惨厉人寰的。自古以来，为了那点名气，父子相残者有之，兄弟相屠者有之。我不知道这是否“东方的精神文明”。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八 地位与声威要求（2）
一切文化都有地位与声威要求。中国文化是其中发展并且表现得最强烈的。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和声威的外表层相是面子。中国文化分子最“爱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分子的第二生命。“面子”是中国文化分子自尊心之最积极的具体表现。“不顾体面”的人在从前是受人瞧不起的。为了“救面子”，中国文化分子所曾作的努力可真不少。因着彼此“顾全面子”，中国过去的文化分子常常轻易地牺牲了实际的利益，甚至于牺牲了对是非真假的追究。跟中国文化分子打交道，首须注意到“面子问题”。如果“面子破裂”了，那末跟着来的立即是情感破裂。情感破裂了，事情就难办。
权力、权威、身份、地位，和声威有密切的相互关联。它们有共同的建构基础，但是各在不同的层相，并且各有不同的功能；因而意义也不相同。权力（power）是藉着命令或其他强制方式使别人照自己的意思来行动或停止行动，甚至发表这样或那样的言论之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而不一定是已经纳入法治间架以内的。无论这种力量已否纳入法治间架以内，它是一既成事实。这一既成事实是物理的、经济的，或观念的力量构成的。笼罩在这些力量里的个人或团体，常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受到权力的支配。＇37＇权威（authority）是权力所造成的一种压力，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有权威与无权威之间，常在知识或权力上有一种位差感。因此，一般人在权威之前多少有自卑感。自古至今，人们要免除权威在心头的压力，常须作并不轻松的奋斗。西方人对权威还有一个概念。奈德勒（）说权威是在意料中的合法力量。＇38＇所以，这种权威不可滥用。官方权威便是这种权威。身份是建立于血缘、世袭、爵位、官职、功名等等条件之上的。这些条件愈够，则身份相应地随之愈高。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身份极受到尊重。官员固然有身份，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教师，以至于绅士，都是有身份的。同为身份，有高低的等差。身份较高的人可以推动身份较低的人。推动别人的人固然得到声威的满足，可是被推动的人或替有身份的人服务的人也常觉分沾光荣。例如，“在大公馆当差”被看做一种有面子的事。从前体力劳动者说“我今天上午替治台大人抬轿”，言下面有得色。
地位是由资格或成就构成的。地位的形式常划分为若干等级。等级像阶梯一样，每爬一步，便是一个“迁升”。每一个“迁升”用一个名号来标别，并且可能有不同的待遇随之而来。中国文化分子的社会观是垂直式的。他们把上下等级的差别看得颇重。考试制度是一部很华丽的梯子。自昔至今，许多才智之士为了爬这部梯子，像爬墙的蜗牛付出体液似的，付出无穷的脑汁。声威（prestige）是比较容易变动的地位。它不是正式化的社会建构，而像一股风。声威虽然像一股风，但有一种笼罩力、移化力，对一般人有说服力，甚至于压服力。如果声威像一个影子，这个影子有时比本人大。比本人大的影子有时是藉现代公共信息技术制造出来的。声威所至，可使人信服其言，仿效其行，或分享其志向与感情。声威有许多种类。道德的声威使人景仰；知识的声威使人钦佩；政治的声威可使人服帖；财富的声威可使人艳羡，但也常令人疲倦。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八 地位与声威要求（3）
围绕着财富，可以发射不同的声威。财富的始原作用无非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线以上，如果财富累积起来，那末便开出黄金色的声威花朵。如林顿所说，＇39＇许多尚未开化的社会，在生活所需满足以后，继续累积财富。财富之累积到了这个阶段，并非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系为了增加声威。北美洲西北口岸有住民竞事挥霍。为求压过对方，彼等虽耗费巨资也在所不惜。中国农村一般“白手起家”的“土财主”对消费财富的兴趣远不若累聚财富的兴趣之大。他们的近乎吝啬的俭朴生活与其财富累积适成尖锐的对比。之所以如此，除了因彼等深切经验到财富获得之匪易且时患失去以外，彼等觉得累积的不动财富乃扬声威于乡里的凭藉。
然而，有的文化价值作着与此背反的取向。有些阶层或世族为了保障他们特出的社会地位和声威，往往反对或不屑于拿财富作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威之基础。＇40＇如果任何人可以拿财富作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威之基础，那末这些阶层或世族凭功勋或世袭所造成的社会地位和声威势将为之颠覆。中国的“官家小姐”是不大同平民联姻的。官家即令没落架子还是要摆。书香世第尽管只剩下一块匾和一座屋还是书香世第，要改行如同转世。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形势，逼使这些架立于传统光荣建制上面的土地贵族离地腾空。接踵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这一不利于土地贵族的形势更加深刻化和普遍化。所以，战后的欧洲出现那末多面目凄凉的政治贵族。他们冷冷清清地走出深宫，走向十字街头，投入茫茫人海之中。亚洲地区广大无边的“社会革命”，＇41＇更无情地把一大批一大批的土地贵族连根拔起。绅权像附着在树皮上的菌一般干掉，他们过去的社会地位和声威只成为记忆里的残痕了。
凭光荣、功勋、功名、世袭等等而建立了社会地位和声威的阶层或团体德国的容克世家（theJunkers），有一种豪阀行为模式。中国知识分子建筑社会地位并通向声威之路，历来不是经商致富和制器利用，而是道德、学问、文章并掌管孔制政教。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素来是以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靠“十年寒窗”博取功名来“扬名声，显父母”。他们曾自认为且曾被认为是“四民之首”。他们瞧不起商人和工匠。他们认为“问舍求田”是“原无大志”的。他们跻身于最高统治阶层的周围和做行政的中坚栋梁。他们受俸禄的供养和广大农村经济的支持。这一个阶层在中国历史和文化里所起的作用真够重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威不是农人、工人和商人所可比拟的。
中国人的世界观的一个次元是前述的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另一个次元是习惯地从下看到上或从上看到下。在这一世界观的局限之下，中国人习惯于从古到今的垂直式的思想，而不大注意到横面的事。中国文化分子历来少管外事。他们锐意经营社会地位和声威。中国文化分子将思想发展、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对外看法，以至于宅第形式及服饰式样，都辐辏于声威的建立、巩固和扩大。而声威的心理基础是虚荣。所以，声威一经制度化，便牢不可破。中国人传统的强烈正统感与声威要求实在不可分。正统感给声威要求以堂堂皇皇的理由；声威要求则可发挥正统感的壮大光彩。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八 地位与声威要求（4）
自古以来的“夷夏之辨”就是一种原基的声威提示（prestigesuggestion）。经过这一提示，夷与夏的价值高下优劣之别便判然分明。夷与夏的价值高下优劣之别判然分明，就是在二者之间筑起一道肉眼看不见的“价值围墙”。在二者之间筑起一道肉眼看不见的“价值围墙”，使中国文化分子看不起夷狄而得以“严夷夏之防”。中国文化分子看不起夷狄而得以“严夷夏之防”，于是后世不能“以夷变夏”。因为后世不能“以夷变夏”，所以变法维新在心理上的困难重重。
中国文化里的声威要求简直成了“历史精神”。中国的建筑形式简直就是一种声威符号（prestigesymbol）。皇宫象征最高的地位和声威。王府和大官的宅第代表高出庶民之上的地位和声威。即令一般平民住宅，只要是稍具规模的，总是正面一个大门，两边对称，一进数重。这种屋宇的结构总显露一种庄严气象。但是，平民住宅无论怎样华丽，在制度上不能模拟帝王，否则便是僭越，可能遭受处分。所以，在传统中国，我们一看住宅，就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主人的地位、历史、身份和声威之大小。中国文化的服饰更常表示地位和身份的差别。读书人穿长衫，有时戴水晶眼镜。官人出则坐轿，走路抬八字脚，说话拿一定的腔调，发言时只看着自己的鼻子，咳嗽有特殊的抑扬顿挫。官轿的大小和抬轿人数目的多少是官阶高低之最醒目的符号，因此也就是声威大小的符号。官人出街鸣锣喝道更是声威的制度树立。甚至读书人的“立一家之言”，以“文章鸣家”、“开山立派”，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声威要求。
在中国，国家的声威与文化声威及社会声威是缀合在一起的。这种混成的声威从来都是与国体不可分。像一座彩坊的正面一样，它象征国家的地位。因此，这种声威从来被强烈地维护着，而且细心地经营着，以至于纳入官办制度（bureaucracy）以内。从前学生见考官须递门生帖子，这不是一件等闲的事。从前外国使节要见中国皇帝，比天主教徒见教皇还难。外国使节要见中国的皇帝，仿佛比基督教徒见上帝还要隆重。我们且看是个什么光景：
来华的俄国使臣，为了“三跪九叩”的礼节，一再感受麻烦。马戛尔尼亦遇到同样的问题，中国皇帝和英国使臣均很重视此事。八月十四日（七月初八日）的上谕特别提出，要征瑞向使臣婉劝。
在梁肯堂、征瑞折内俱称筵宴时该使臣等免冠叩首等语。……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着传谕征瑞，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则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