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学经济-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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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这里要说的，是这思维起于一个小而奇异的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的实例。
我自己因为台湾的土地改革，政府管制农业产出不跌反升，想出了佃农理论；因为母亲没有见过父亲而嫁给他，使我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的传统盲婚合约；因为香港战后的天台木屋怪现象，创立了价格管制理论；因为花中的糖浆可以成交，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因为中国不让恐龙蛋出口，推出了贪污的一般理论；因为公海捕鱼的租值没有全部消散，提出了合约结构的理念……如此种种，以英文动笔的有十多篇，大约十篇看来会传世。
街头巷尾数十年，有趣而又奇异的例子实在多。多年以来，我通常有十个八个这样的实例在脑中转，一时想想这个，一时想想那个。年轻时，想通了一个，清楚了，可以一般化，认为有重量，就动笔为文。到了中年，解通了的实例愈来愈多，写之不尽，于是英文按笔不动，等到六十五岁，以中文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选较为重要的一口气地写了出来。医疗的发达，使我当年推断自己六十五岁还健在，果然还健在。
有些朋友说我在六七十年代作出过重要的经济学贡献，之后不再。这观点是不对的。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近于学生习作，可观，但不够大气，没有洋洋大观的经济范式。六十七岁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融会贯通地提供了一个新而完整的理论架构，示范的实例无数，前无古人，比六七十年代的零散作品高得多了。是从街头巷尾跑出来的。
第六章：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
（之一）
（本文是不久前在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作的讲话，讲题一样，处理与内容略有不同。记忆所及，这里把三次的内容合并，补加一些，较有系统地整理一番。）
各位同学：
今天要跟你们谈的是怎样学好经济学，把自己当年的经验择其优而舍其劣，也就是我今天认为经济学应该怎样学才对。首先要说的，是如果你跟着我建议的方法学，在大学考试，或到外地争取什么博士，凶多吉少。我走的是实证经济学的路，着重于理论的实用性，不花巧，写出来的学术文章不一定可以打进今天的国际学报。昔日可以，今天或多或少有点困难，虽然某些学报编辑记得我这个人，可能给个面子。当年在西方发表的文章，今天还有人记得，但在「格局」与思维上，与今天的是不同的了。
不容易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经济学很传统，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鲁宾逊夫人到凯恩斯到费沙等，我都读得认真。跟着是森穆逊、阿罗、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发、普纳、高斯等较为近期的，也读得认真。可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献我读得多而透。六五到六九年间，我转攻资料性的读物。一九六九之后，自己不再进图书馆，要什么资料由助手替我找寻。大约一九七二起，我谢绝替学报评审文章。行内朋友找我研讨，懂得一定奉陪。一九八二回港任职后，通讯没有今天那样方便，交谈是减少了。喜欢魂游四方，不熟知我的人不容易跟我交谈。像巴赛尔那种愿意跟着我魂游的行内君子不多。
我认为一个人在求学时要多读他家之作，但当自己进入了创作时期，要重视的还是自己怎样想。我的经济学底子很传统，比今天的新秀传统得多了。熟读传统，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选择自己认为可取的发展下去，过程中修改了不少认为有不足之处的前贤之见，而好些认为一无是处的，淘汰了。
这样的发展不是很有意思吗？夸夸其谈的背后，知道自己沧海一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一士谔谔地走自己的路，走了三十年，心领神会，对自己的进度是挺满意的。但当我偶尔翻阅今天的经济学报，不容易见到自己熟知的传统。术语好些还是以前的，但看不到传统的思维。新秀们放弃了传统，我则认为史密斯的传统怎样也不要放弃。
回头说自己的经济学着重于实用性，是指解释力，解释人的行为，解释因为人的行为而引起的各种现象。我认为解释现象是经济学的唯一用途，没有其它。福利经济学是废物。不是说不应该关注社会福利，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是「专家」，不需要读过经济。二百多年来，经济学无法证明，从某甲手上拿了一元，交到某乙的手上，社会福利会改进或改退。
学经济可以协助赚钱吗？可以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或减少受骗的机会，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位富豪是经济学家。我自己母亲的投资命中率比我高，但她连书也没有读过，不识字。经济学可以协助政府决策吗？可以解释怎样的政策会有怎样的后果，但如果关心政府会否接受你的建议，不被气死才奇怪。
解释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这里说的是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一门科学往往由一些没有学过的人想出来。我们是后学，学经济是学经济科学了。科学有科学的规格。任何人接受这规格，同意其中的理论，那么任何人对同一现象的解释，大致上应该相同。物理、化学、生物学都有这样的一般性。这方面，经济学比较麻烦：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五花八门，懂的不懂的各持己见，忽略了经济科学的规格。史德拉（G。 J。 Stigler）曾经对我说：「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物理学家，听者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不再说下去。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听者会回应：『经济学吗？我不懂，但我认为……』跟着滔滔不绝。」
其实作为科学，经济在规格上与物理或其它自然科学没有什么不同。方法是一样的，而其可靠性也没有多大分别。后者很多人不同意，认为经济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not an exact science）。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推断往往模棱两可，或各各不同，没有像物理学那种精确的解释力。
为此我曾经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一些美国的教授「盗」而用之，使我高兴。四十年前在美国教学生时，我说：「如果我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在有行人的街道上，没有风吹，也没有警察，我敢打赌，这张钞票会不翼而飞，不见了。有谁敢跟我打赌？一百博一？一万博一？要赌的请站出来。」这就是了。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化学，都无从推断或解释那张百元钞票为什么会不翼而飞。在人类发明的所有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可以推断，可以解释，而其准确性与物理或化学等自然科学是一样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该钞票可以相当持久地留在地上，正如秋天的黄叶无风自落，但秋风起黄叶却可飘到天上去。
「某些情况」的指定是重要的。科学方法称之为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经济学则称为局限条件（constraints）。这就带来推测与预测之分。推测是要指定条件的。条件是真实世界的条件，可以观察到。条件不对，推测的效果往往不同。推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在我指定的条件下，推测百元钞票会在街道上不翼而飞，逻辑说，等于我解释了该钞票为什么会消失。推测是prediction，是解释，永远有条件。经济推测要指明局限条件，有时不言自明，用不着说出来，但有时不说清楚条件为何听者或读者会被误导。不管条件的推断不是推测，而是预测，forecast是也。这是看水晶球，或者是看风水。不是科学，但相信水晶球的人甚众。风水先生这个行业有了数千年，历久不衰。
举个例子吧。我称「推断」股市走势的图表派为风水派。什么三角形呀，什么双肩呀，等等，是没有条件指定的。这是预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预测股市的图表派没有指明局限条件及局限的转变。这是看风水，有人为之发达，也有人为之破产，但人还是人，不少相信，所以风水先生有收入。
科学是没有水晶球的。我懂得的经济学也没有。
各位同学（续前文）：
科学是有法则的，逻辑的法则，科学的方法（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是也。逻辑属哲学系，可能是人类最湛深的学问，深得有点发神经，不主张同学们钻进去。然而，基本的「方法」逻辑重要，尤其是对中国的青年来说，多多少少总要知一点。
我曾经是二十世纪哲学逻辑大师加纳（R。 Carnap）的学生，不是入室弟子，但算是得到少林方丈指点过一两手。是二十世纪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学派的思维，在三卷本的《经济解释》的首卷《科学说需求》中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我从经济实证的角度解释过了。写于一九八九年，那章写得称意而重要，同学们要一读再读。说重要，因为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从经济实证的角度论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哲学逻辑走进了象牙之塔，走进了一个圣殿，其中的大师君子不能分身参与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研究工作。我学了象牙塔内的一小点就跑出来，作了多年的实证研究，然后回顾塔中所学，以自己的实证或验证经验与逻辑哲学互相印证，写成了该章。
该章很长，这里不重述。要说的重点，是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求可以被事实推翻。可以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科学理论就算是被证实或验证（confirmed）了。A theory cannot be proven； it can only be confirmed——同学们要记着这句话。Proving与confirming不同，在实证科学中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分别。前者是证实了，不可能错，正如数学上证实了的定理。后者呢？以中文言之也可说是证实，较为正确是验证了是对的，没有错。但验证了的对，还可能错，对了无数次还可能错。可以被事实推翻（可以错）但没有被推翻，英文字是confirm——还可能是错的证实。文化不同，严格来说，中文没有这个字。
我自己在经济科学方法上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与坚持，验证理论一定要用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浅得离奇，对得无话可说，但经济学者一般不重视。或者说，他们认为那样浅，是小儿科，没有想深一层，无从验证的却认为是验证了。说什么意图，谈什么意欲，又或者搞什么博弈、什么偷懒出术的，在真实世界看得到吗？不是说人不会博弈，但在观察上我们怎可以知道？我看着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目不转睛，意图相当明显，但我可没有动手动脚，你怎可以知道我的意图是什么？要以我的行为验证你的理论，你只能说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女人，因为是事实，可以观察到，而如果换了一个男的，我忙顾左右，也可以观察到，也是事实。如果你发明了一个「异性相吸」的理论，你只能从上述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验证。我不认为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论是可取的实证科学，因为其中无从观察的变量太多，不能验证。
一般而言，科学的起点是一些武断的假设，称公理（postulate或axiom）。通常不真实，往往抽象。所谓公理，是参与的人不准在公理上争辩。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跟着的第二个公理，是每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局限条件的约束下争取最大的利益——我曾经称之为「自私的假设」——又称局限下争取极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这就带来一个难题：「极大化」用什么来量度呢？财富（wealth）、收入（ine）、盈利（profit）、租值（rent）、功用（utility）——都有经济学者采用。
出自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我首先淘汰了盈利，因为盈利是意外的收获，逻辑说不可以刻意地争取。行内最普遍地采用的是「功用」，但我个人从开始就避之则吉。这是因为功用是空中楼阁，二百年前由边沁（J。 Bentham）想象出来，真实世界不存在。功用是个变量（variable），科学理论往往有无从观察的变量存在。从开始写博士论文起，我知道验证只能靠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无从观察的以少为妙。功用不是真有其物，多个香炉多只鬼，可以不用当然不用。
话虽如此，同学们对功用的理念是要深入认识的。不需要用，但要知道其中玄机。这是因为功用理论经过多年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重要思维。其一是以数字排列选择。不管用什么名目来排列，这排列重要，而熟知功用排列的哲理，对极大化的思维有助。其二是近代的功用排列，用序数（ordinal numbers）。序数是以数字分高下，不比较数字之间的差距，也即是说数字不可以加起来。从选择的角度解释行为，选择的排列重要，而从边际转变的角度论选择，我们是不需要顾及数字之间的差距的。
用上功用理论的理念，却放弃了以功用作为量度选择的工具，在经济学行内不止我一人，但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