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学经济-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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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我问高斯：“假若苹果园的主人聘请养蜂者以蜂传播花粉，究竟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我见他答不出来，就认为公司的本质还没有完整的理解。
件工合约的特别之处，是件件有价。因为有价，高斯的“不知价”理念就不容易成立了。难道一家工厂不是公司？
我为高斯的荣休而写了《公司的合约本质》（The Contractural Nature of the Firm），一九八三年发表。该文以件工合约为出发点而提出了委托（proxy）价格的理念，其结论是公司究竟何物，我们既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司的合约在本质上与市场的合约不同。
高斯读该文后，回信说那是他十多年来能学到一点东西的文章。他认为“委托价格”（例如以时间计薪酬，不是生产贡献之价而是把生产委托于时间之价）是重要的创新，但不同意“不知公司为何物”之说。这一点，我是坚持己见的。
《公司的合约本质》是我到港大任职后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十多年来在国际上被转载了六、七次，而被引用的次数与日俱增。
（之十）
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搞了三年翻译（难译，几次转换人手之故也），要出版《佃农理论》的中译本，邀请我写个新的序言，我是不能推却的。另一方面，英文原著要重印，也要写个新序。一石二鸟，我决定用中文下笔。我见香港的学子似乎不知道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一回事，也就一石三鸟，先在《壹周刊》发表。本来打算写一两期的，但思往事，一动笔就写了十期！
去年九月初在温哥华的一次聚会中，我遇到恩师艾智仁和他的女儿。他女儿是我昔日在加大的同学，是好朋友，数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异地相逢，其喜悦之情书所难尽。她抢说：“爸爸告诉我这些年来你在学术上有建树。”我笑问：“他认为我是个天才吧？”这样问，以为她会答：“当然啦！”殊不知她响应道：“不是的。爸爸说你有持久拼搏之能，永远比其它学生多走一步。”不是天才，但肯拼搏，是“傻佬”的定义了。但我还是感到高兴的。
说句衷心话：凡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人，免不了有点傻，有点傻里傻气的。可不是吗？要是学术研究是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有谁会因为要明白玉器市场而坐在广东道的地上卖玉？又有谁会因为明白了玉器市场，就欣然自得，懒得去写什么文章发表？
同样，关于香港的租管研究，在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之后，我被迫应酬再写了一篇关于租管与楼宇重建的问题的。但应该是最精彩的一篇，关于天台木屋的奇观，我已定下一个绝妙题目——The Squatters Above and The Tenants Below——在其它文章内作了预告，但到今天还没有动笔。一位经济学者朋友（G。Hilton），二十多年前屡次以美酒为诱，促我动笔。他说该文若不写下来，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损失。但我是为了要多知一点香港寮仔部管制僭建的运作，分身不下，就放弃了。
真羡慕戴维德。他只有一个什么学士，平生只写过几页纸的文章，但他不仅是芝大的大教授，而且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学术上举足轻重的。他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是我，说到纯经济学术的影响力，我这一辈子无出其右。我想，像戴维德那样的人，在香港的大学是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的。
记得一九七六年，我写了一篇很有争议性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内容说高等座位的票价偏低，是因为售票的老板要使高等座位先满，好叫买廉价位的人不会在开场后偷偷地转到高价的座位去。过了个多月，我收到一封信，封面没有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打开来一看，没有信，只有一张不及两丁方英寸的、从某杂志剪下来的几句文字，内容说某君买了廉价票，偷偷地坐到贵价票那边去。
我定神一想，就知道是戴维德寄来的，因为只有他这个人会那样做。两年之后，我遇到他，说：“感谢你寄来的无名又无信的信。”他漠不关心地回应：“你那篇关于票价的文章，理论没有错，但我寄给你的推翻了该理论。”
学术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回事。我们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要对世事多知一点，也为了要明白而想解释一下。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以一套系统从事。我们于是求学，学理论、学方法。我们要学得很通透，要将深的简化，然后把整套理论的重心拿得准，紧握不放。满师后就要下山，山下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要对世界知得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最蠢的学者，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说过好几次了。三十多年来，我用得的经济理论只有简单的两招。其一是个人争取在局限下最大的利益，其二是需求曲线向右下垂。在这两招中，只有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其命中率是近于零的。解释行为或世事的重点，是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决定哪种有关，哪种无关，选出有关的要简化，要有系统地处理。稍为明白一点真实的局限，往往是三几年的功夫。代价虽大，但一旦弄清楚了，理论就差不多百发百中。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者要替政府作什么建议，要以自己所学的来作什么改进社会之举。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不足道。被政客利用是可能的；经济学者喜欢因此而把自己抬高了。数之不尽的人说，还健在的经济学者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佛利民。佛老却之不恭，但私下里说心中话，他知道他的所谓影响是大势所趋，时势造英雄。
我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大都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好些自以为与真实世界有关的，其实是一些数字游戏。这些我明白。民以食为天，各国政府大量资助学术，似模似样的学术文章，在什么知名学报上发表了几篇就可赢得一个铁饭碗。老实说，要是四十年前的经济学像今天的那样，我早已另谋高就。
说得太多了。好些朋友要我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传记。但“自传”是伟人才有资格下笔，“傻佬”免问。然而，因为《佃农理论》的回顾，我无意识地写了“自传”的一个片段，大约是可“传”的十分之一吧。这片段是我平生最愉快的时刻，动起笔来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第五章：七十自述：我是怎样研究经济的？
我是怎样研究经济的？（七十自述之一）
天才的定义，是先知先觉。定义说，我不是天才！我的经济思想永远起于外人的感染或提点。后知后觉，本领是「觉」得快，一位高人还没有说完我就想象到没有人到过的地方。老师说不容易教，但喜欢教，朋友则认为是脱缰之马，无可救药，但欣赏我天马行空。
还有两项本领。其一是学得快。两年的微积分课程我曾经在一个星期内自修找到要用的，但用后一个星期就忘记了。学得快，暂时用不着的通常不管，临急抱佛脚，知道可以这样过关，求学时只集中于自己有兴趣的。
其二是年轻时，记忆力奇怪地可以收发自如——要记久可久，记暂可暂。调查研究记文件，知道只要记几个月，可以记数以百计的，研究做好后几天就忘记了。写论文从来不先作密密麻麻的笔记：脑子彷佛录音带，要记得就录下来，要忘记就洗掉。是说年轻时，五十岁后渐渐退化，今天荡然无存了。
一九五九年，还有两个多月二十四岁，进入了洛杉矶加大作本科生，先读商，一个学期后转经济。年岁让同学五年可不是真的让：曾经逃过难，捱饥抵饿，也做过生意，对世界的认识比同学高很多。这根底影响了后来选走实证研究的路。不久前高斯对他的助手说，经济的实证研究没有谁超越张五常。
两年本科读得杂。经济为主，校方规定起码要选四科副修。在历史与数学之间选了历史。老师W。 R。 Allen说，一个经济学者不知历史是天下奇闻。连经济史、思想史与艺术史，一共修了十科，比正规的本科经济还要多。有兴趣，过目不忘，历史读得比经济还要好，而在图书馆内喜欢选历史书籍解闷，加起来是半个史学家。
一九六一进入了研究院，认真学经济。两项发展对我后来的研究思维有大影响。其一是高级的理论课程愈读愈胡涂：老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老师说来说去听不懂。这使我意识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架构，伟大中有大不足。后来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推翻了该架构，再后来进入了新纪元，以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提供新架构，前后一贯，没有半点勉强接驳的痕迹。
第二项发展可能更重要。这是科学方法论引起的验证问题。曾经吵了十多年的经济科学方法大辩论是老师艾智仁一九五○年的一篇文章搞起来的。更重要是二十世纪的逻辑学大师R。 Carnap当年在洛杉矶加大任教，作本科生时修过他的课。经济系的K。 Brunner教授也在旁听。可以说，当年在该校的经济研究院，我和几位同学对科学验证的方法知得广泛而深入。
Brunner是了不起的经济学者，是二十世纪货币理论的顶级人物。他处理学问的严谨，对逻辑的要求，是我平生仅见。一九六三的春季他教宏观经济，我在座，学期中途，投资与储蓄相等这个均衡老话题吵了起来。书本的解释，用上ex…ante、ex…post等字眼，无理说不清，同学们给Brunner骂了整个小时。最后教授澄清，看得到的投资与储蓄永远相等，因为是同一回事，但看不到的「意图」投资或储蓄，只在均衡点上相等。我立刻想到「微观」经济的需求与供应那方面去：购买量与销售量看得到，永远相等，因为是同一回事，但需求量与供应量是意图之物，看不见，真实世界不存在，说在均衡点上相等只是逻辑上的概念。
均衡只是一个概念，看不见，真实世界不存在，想到这一点，对自己有很大的冲击。到图书馆考查，知道均衡（equilibrium）是从物理学搬过来的术语。物理的均衡是看得到的，是真现象，但经济学的均衡是空中楼阁，是概念，真实世界不存在。肯定了这一点，我发觉数之不尽的经济文章得个「讲」字，半点解释力也没有。
怎会有那么多人发神经呢？找老师艾智仁诉苦，原来他对经济学的「均衡」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早就想过，大家研讨后，同意所谓「均衡」者，是指有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意，而「不均衡」则是说理论无从验证，没有解释力。后来自己再想几年，得到的结论，是不均衡起于局限条件指定得不够，要达到理论的均衡点，我们要把有关的局限条件加上去，直至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含意——那就是理论逻辑所说的均衡了。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驾车带高斯从温哥华去西雅图，途中他说经济学的「均衡」没有用途，应该取缔。我对他解释了不均衡是指没有可以验证的含意，而均衡是说指定的局限条件足够，推得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大家于是同意，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下，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可以保留。
经济科学的进展令人失望。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学子甚至专家有多少个知道经济的均衡只是概念而非事实呢？前些时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博弈理论，其中提到需求量只是概念，看不见，不是真有其物，据说传到北大的网站，同学们把我骂个半死。难道北大的同学戴上新发明的数码眼镜，可以看到鬼魂乎？他们的老师究竟是教什么的？
后知后觉，当年得到老师Brunner的提点，知道重要，做梦也想着什么看得见什么非事实，然后推到很远很远。理论往往从抽象起笔，但验证却要用可以观察的变量，于是，抽象与验证的转接要靠局限条件的引进，是要可以观察到的局限，其转变要可以量度，一般需要简化，至于怎样选择局限条件，怎样算是有关，怎样算是无关，怎样简化，皆要以理论的约束为依归。
我在何谓「量度」这个话题下过大工夫，对边际变动的处理有广泛的理解，比靠数学的边际分析高出太多了。到后来，怎样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我想得快，局限条件的加加减减熟如流水行云。
一九六九年，在研究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这话题上，执到宝，知道这消散可以通过多种竞争准则，知道只有市价这准则没有租值消散，知道有应该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理论不可能对，再过两年知道消散的租值一定是在局限下最低的。这些加起来帮一个大忙，很大的。从解释现
